唐朝中期（安史之乱后至贞元、元和年间），是政治格局剧变、社会思潮涌动的时代。安史之乱的重创使盛唐气象渐消，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民生疾苦成为时代烙印。但诗歌并未因此黯淡，反而在困境中迸发新的生命力。中唐诗人以敏锐的洞察力直面现实，在继承盛唐传统的同时大胆创新，形成了风格多元、流派纷呈的诗坛格局。以 杜甫、白居易、韩愈、刘禹锡、柳宗元 为代表的诗人，用各自的创作实践，为中唐诗歌注入深刻的现实关怀与艺术探索精神。
 
一、杜甫：承前启后的“诗史”丰碑
 
作为中唐诗歌的先驱，杜甫虽生活在盛唐向中唐过渡的时期，但其创作却深刻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的社会动荡，被誉为“诗史”。他的诗歌突破了盛唐诗歌多写自然风光与个人情志的局限，转向对民生疾苦的记录与对家国命运的思考。《“三吏”“三别”》以白描手法展现战争中百姓的悲惨遭遇，“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的直白叙事，将底层人民的苦难刻画得触目惊心；《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呐喊，将个人困境升华为对天下苍生的悲悯，体现了儒家“仁民爱物”的精神境界。
 
杜甫的艺术成就更体现在对诗歌格律与表现手法的完善。他的律诗严谨工整，却又能在格律中展现变化，如《登高》中“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对仗精妙且情感深沉，被奉为“七律之冠”。其诗歌风格沉郁顿挫，在凝练的语言中蕴含千钧之力，既继承了盛唐诗歌的雄浑气象，又开创了关注现实的新传统，成为中唐诗歌变革的重要基石。
 
二、白居易：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与实践者
 
白居易是中唐新乐府运动的核心人物，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强调诗歌的社会功能与现实意义。他与元稹共同发起新乐府运动，以乐府诗体创作大量讽喻诗，批判社会弊端、反映民生疾苦。《卖炭翁》中“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的矛盾心理刻画，深刻揭露了宫市制度对百姓的剥削；《观刈麦》通过描写农民辛勤劳作却食不果腹的场景，发出“念此私自愧，尽日不能忘”的自省，体现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白居易的诗歌以通俗易懂著称，力求“老妪能解”。他摒弃华丽辞藻，以直白如话的语言传递深刻思想，如《长恨歌》将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悲剧与历史兴亡相结合，叙事生动，情感细腻，雅俗共赏；《琵琶行》以“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感慨，引发不同阶层读者的共鸣。其创作实践不仅推动了诗歌的通俗化进程，更使诗歌成为干预现实、推动社会变革的有力工具。
 
三、韩愈：奇崛险怪的“韩孟诗派”领袖
 
与白居易的通俗写实不同，韩愈引领的“韩孟诗派”（以韩愈、孟郊为代表）追求诗歌的创新与突破，形成了奇崛险怪的艺术风格。韩愈主张“陈言务去”，打破诗歌传统审美，将散文的章法、句式融入诗歌创作，开创“以文为诗”的新范式。其代表作《山石》以游记笔法叙事，语言古朴苍劲，“夜深静卧百虫绝，清月出岭光入扉”的描写，充满画面感与动态美；《调张籍》中“精诚忽交通，百怪入我肠”的夸张想象，展现出独特的艺术个性。
 
孟郊作为韩孟诗派的重要成员，诗歌风格更为“寒瘦奇险”。《秋怀》中“孤骨夜难卧，吟虫相唧唧”以冷寂的意象表达人生的悲凉；《登科后》“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则以极度夸张的手法，将科举登第后的狂喜展现得淋漓尽致。韩孟诗派的创作虽然晦涩难懂，却极大地拓展了诗歌的表现领域，为中唐诗坛注入了新的活力。
 
四、刘禹锡与柳宗元：贬谪文学的双璧
 
刘禹锡与柳宗元因参与“永贞革新”失败而被贬谪，他们的诗歌在逆境中展现出独特的精神风貌。刘禹锡虽历经坎坷，却始终保持乐观豁达的心态，被誉为“诗豪”。《秋词》中“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以昂扬的笔调打破悲秋传统，传递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他还善于吸收民歌元素，创作《竹枝词》《浪淘沙》等作品，“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的谐音双关，充满生活气息与民歌风味。
 
柳宗元的诗歌则多抒发贬谪后的孤寂与悲愤，风格清峻幽深。《江雪》中“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以极度的寂静与孤独，展现出诗人遗世独立的精神境界；《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通过“惊风乱飐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墙”的凄迷景象，寄托政治失意的苦闷。二人的贬谪诗歌，不仅是个人心境的写照，更折射出中唐时期文人的精神困境与抗争。
 
唐朝中期的诗坛，在时代的剧变中呈现出多元共生的繁荣景象。杜甫的沉郁、白居易的通俗、韩愈的奇崛、刘禹锡的豪放、柳宗元的清峻，共同构成了中唐诗歌丰富的美学图景。这些诗人以各自的创作实践回应时代的挑战，既继承了盛唐诗歌的艺术成就，又在题材、风格、手法上大胆创新，为唐诗的持续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也为后世文学创作提供了宝贵的借鉴。中唐诗歌的价值，不仅在于其艺术上的突破，更在于其对现实的深刻观照与对人文精神的不懈追求。 #河南人中不中#  #2025新星计划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