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晚林，号抱经堂，1968年生，湖北大冶人，武汉大学哲学博士。曾在湖南科技大学哲学系任教，现任湘潭大学碧泉书院·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兼职湖南省孔子学会副会长。著有《徐复观艺术诠释体系研究》《赫日自当中：一个儒生的时代悲情》《美的奠基及其精神实践——基于心性工夫之学的研究》《“道德的形上学”的开显历程——牟宗三精神哲学研究》《行道者、弘教者与整治者——先秦儒学宗教性内涵演进之脉络研究》《荀子译注（选本）》等。

何谓读书人

张晚林

题记：在知识爆炸、信息充斥之今天，吾人只能说掌握各种技术与信息之识字者越来越多了，但这样的识字者，可能完全跟读书人没有关系。因此，误今之识字者为读书人，无异于莠之乱苗、紫之乱朱、郑卫之乱雅也；是之不辨，必致于世间无真正之读书人，罪莫大焉。故何谓读书人，诚不可不辨也。吾人先总括大义，所谓读书人，须具有以下五种品质：一曰古典之情怀；二曰优雅之气质；三曰田园之生趣；四曰圣贤之志识；五曰原始之宇宙悲情。

旧时之中国，以农耕为主业，经济发展缓慢，物质较为匮乏，糊口尚难，科举以求取功名者，不过极少数人耳。故旧中国，读书人甚少，特别是在农村，此种情形尤为普遍。像吾之父母，都是大字不识一个之农民。

如今之中国，随着经济之快速发展，有条件上学的人越来越多，纯粹之文盲已极少见。据相关统计，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超过50%。近年来，随着硕士、博士研究生之扩招，高学历人才日趋普及。

两相计较，差别甚大，但这并不意味着现在的读书人越来越多了。何也？个中关键乃是，误识字者为读书人也。读书人与识字者辨，其义甚严，不可诬也。

此正如会讲课者不必就是老师一样，因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故会讲课跟老师可能完全没有关系。荀子曰：“师术有四，而博习不与焉。”（《荀子·致士》）会讲课，不过博习演绎之能较强耳，何关师道？！同样，识字者未必是读书人。

在知识爆炸、信息充斥之今天，吾人只能说掌握各种技术与信息之识字者越来越多了，但这样的识字者，可能完全跟读书人没有关系。因此，误今之识字者为读书人，无异于莠之乱苗、紫之乱朱、郑卫之乱雅也；是之不辨，必致于世间无真正之读书人，罪莫大焉。故何谓读书人，诚不可不辨也。

吾人先总括大义，所谓读书人，须具有以下五种品质：一曰古典之情怀；二曰优雅之气质；三曰田园之生趣；四曰圣贤之志识；五曰原始之宇宙悲情。

读书人须有古典之情怀

所谓“古典”，有两个基本之维度——“古”与“典”。“古”代表时间上的赓续性，“典”代表价值上的典范性，二者可谓相得益彰，即若无时间上的赓续性，则价值上的典范性就体现不出来；同样，若无价值上的典范性，时间上必无赓续性之可言。

正因为这种赓续性有价值上的保证，于是，古典的阅读者就不会是一个孤立之个人，而是有深厚之历史传统盾其后，这里面可引发无限之情思、感念、责任与担当。

“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此就是孔子因古典而引发的情思、感念、责任与担当。黑格尔说：“我们之所以是我们，乃是因为我们有历史。”也就是说，一个人只有在赓续性的古典中才能成为一个立体之人而站住自己，不然，只不过是一个孤立漂浮的点状之人，点状之人必难有责任与担当。

古典既具时间上的赓续性，又具价值上的典范性，使得每一个民族之经典著作并不多，这才使得读古典之人才是真正之读书人。因为为数不多之古典已不是一般的书籍，其历史赓续性使得古典代表着一种精神与价值，而不只是一种文字流传物。

这样，读古典的人以阅读古典自身为目的，而没有什么外在的目的，如是，阅读古典之人就成为真正的读书人。即使一个人识字少，但若其面对的始终是古典，就可算是阅读少之读书人，而不会沦落为识字者。

当书籍仅仅成为一种文字流传物的时候，而阅读者之所以阅读，仅希望获得其中的技术与信息，既得之，又弃之如敝履。如此，则书籍仅仅是文字流传物，人们阅读之，唯是以文字为桥梁或工具，其意则在其中之技术与信息耳。

而技术与信息总是辗转流变的，于是，文字随之亦辗转流变，故若书籍只是文字流传物，则无所谓经典问题。因此，书籍固然很多，但大部分都是文字流传物，而不是古典。文字流传物固多，但古典不多。

若阅读者只是读文字流传物而不是古典，则他书籍读得再多，也不过只是识字者，而不是读书人。这样看来，现在的博士教授，若无古典情怀，即便令名殊荣甚多，亦不过一识字者而非读书人，其理岂不甚明焉？！

读书人须有优雅之气质

古典不是承载技术与信息之文字流传物，而是一种精神，而精神总是具有不变的形上性，故一个真正的读书人总少不了这种精神性之形上关切。平素吾人常言之优雅气质，乃切就这种形上关切而言的。

古人释“优”为“渥也，宽也”；释“雅”为“正也”。吾人知道，经验世界总是博杂而流变的，一个沉湎于经验世界的人，依柏拉图的看法，只能拥有意见而不可能拥有知识。

不惟此也，一个沉湎于经验世界的人，亦不可能具有优雅之气质；因为经验世界的博杂逼仄使得他不可能“渥宽”于其间，故难“优”；而经验世界的流变纷乱使得他不可能“正”定在一个方向上，故难“雅”。是以识字者是不可能具有优雅气质的。

读书人则不然，其精神性的形上关切使得他脱离了经验世界的博杂与流变；不博杂而逼仄，故可宽也优也；无流变而纷乱，是以正也雅也。因此，优雅气质绝不是华丽充裕的富贵气，而是能够体会玄远之精神。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正体现了读书人的优雅，但这优雅不是在“闹”中取“静”，而是“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这是一种体会玄远之精神，也就是一种形上关切。

一个人能够在“闹”中取“静”，固然不易，但这依然可能只与个人的生命气质相关，此乃天定而偶然者，与读书无关。而体会玄远之形上关切则必须来自古典，因为古典以其赓续的价值性提供了这种超越之精神传统，故优雅必然属于读书人之事。“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这是读书人之相遇与优雅。

读书人须有田园之生趣

读书人固然须有体会玄远之优雅气质，这里虽然少不了必要的形上关切，但既曰优雅，则其底蕴一定是生活的、实践的，而不是纯粹哲学的、思辨的。因为纯粹哲学的思辨之形上关切可以产生俊逸冷僻的思想家，但产生不了优雅的读书人，故优雅者一定是仁爱而走向自然万物的，是以《中庸》讲“极高明而道中庸”。

优雅者虽是生活的、实践的，但绝不意味着沉迷于经验世界的博杂与流变中，而是皈依田园之生趣中，直接面对万事万物之生意。“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孟子·尽心上》）即此意也。“周茂叔窗前草不除去。问之，云：‘与自家意思一般。’”（《二程遗书》卷三）又：“放这身来都在万物中一例看，大小大快活。”（《二程遗书》卷二上）

古代的读书人都是能够真切地体会得到这种田园之生趣的，当读书人变为识字者的时候，这种生趣自然就消失了。当今之世界，旅游业发达，很多人喜欢游览名山大川，观赏花草树木，这是否也是一种田园之生趣呢？非也。

这只能算是一种游冶闲散之生活情调，与田园之生趣无关。田园之生趣乃是一种古典之精神，故田园之生趣又必然关涉另一种价值——乡土情结。乡土，特别是在中国，代表着一种原始而古典的精神，其中有风土、人情、宗庙、祭祀，等等。

一言以蔽之，田园之生趣开启了一个哲学性的生活世界，唯有这样的世界才能造就真正的读书人。故古代之读书人基本都出自乡土，现代社会因为失去了乡土意味，或者说没有了乡土情结，则所培养的人才，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技术意义上的识字者，而不是读书人。

所有的哲学性生活，无论是什么形态，必然具有根基性的形上关切，而这种根基性的形上关切作为一种生活形态，不可能骤然出现，必然来自赓续性的传统，即来自古典中。浸润于古典中的读书人，其生活亦必然是这种乡土性的哲学形态。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若没有根基性的形上关切，则所有这些依然还是陶渊明所说的“尘网”与“樊笼”，何来“生趣”可言？一旦有了根基性的形上关切，则狗吠与鸡鸣都是一种“生趣”，这是一种哲学性的“观看”。

读书人须有圣贤之志识

阳明先生（即王守仁）十一岁时寓京师，一日尝问塾师曰：“何为第一等事？”塾师曰：“惟读书登第耳。”先生疑曰：“登第恐未为第一等事，或读书学圣贤耳。”（《王阳明全集》卷三三）此一精妙之问答，遂成学界之美谈。

“读书学圣贤”，非阳明先生个人之理想，乃读书人必有之志识与境界也。居常以为，圣贤总是高远而不可及的，实则这只是玄思地推想圣贤，而不是笃实地学做圣贤，果尔，圣贤永远只是在玄思中虚高，而不能在践履中平实落地。

前面提到过，真正的读书人必有田园之生趣，但此种生趣不是一种热爱自然之个人情调，而是一种哲学性的“观看”。此种“观看”又被称为“曾点气象”。《论语·先进》载：“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此为曾点之志识。此志识得到了夫子的“喟然”感叹与认同，这是对圣贤之志识与境界之最好描绘。

圣贤之志识与境界不过如此：成就自己，且万物在其中得其生，遂其欲，自然天成，和乐舒畅。《中庸》谓之为：尽己之性—尽人之性—尽物之性，最后至“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也。

古代之读书人都能体此境界：“二月二十八日，晴色甚佳，写诗外南轩。岚光日色，昽映花木，而和禽上下，情甚畅也。值此暮春，想昔舞雩，千载之乐，此心同符。”（吴与弼：《康斋集》卷一一《日录》）“谪居澹虚寂，眇然怀同游。日入山气夕，孤亭俯平畴。……夜弄溪上月，晓陟林间丘。……讲习有真乐，谈笑无俗流。缅怀风沂兴，千载相为谋。”（《王阳明全集》卷一九《诸生夜坐》）

生机畅达，天人嘉会，真情贯其间，密意润其中，此即天地气象。扬子云曰：“观乎天地，则见圣人。”（《法言·修身》）程伊川又曰：“观乎圣人，则见天地。”（《河南程氏外书》卷一一）可见，圣人与天地是相互通达的，圣人即天地，天地即圣人。

圣人固修养高、践履实，亦不过是尽性达情、德合天地耳，岂能人为地添加些子。夫子之志亦不过是“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伊川先生却称之为“天地气象”。既曰“天地气象”，而不是一般的世俗伦理学，则必有尽性成物的形上关切，或者说，尽性成物自身就是一种形上关切，不然，“安”“信”“怀”不过是一种世俗的关怀，与尽性成物远矣。

关心民瘼、体恤疾苦，此种世俗之关怀固然重要，但这主要是政治家之事、道德家之事，读书人不应该仅限于此。读书人面对的是世界万物，在其原始之宇宙悲情中，欲遂万物之生而得万物之正，这是生命自身充实不可已之愤发，无关乎学识、规则与概念，故谓之气象。

是以，读书人在乎的是气象，而识字者在乎的是学识。今人总以为，温饱尚未解决，如何谈圣贤与气象？其实，这只是经济家言、政治家言或道德家言，真正之读书人从不以此为条件。读书人在其固有的原始宇宙悲情中，直接就具有圣贤之志识，亦直接在通往天地气象之旅途中。

读书人须有原始之宇宙悲情

读书人固然是读古典之人，然世间读古典之人多矣，未见得俱能成为读书人。像如今某些修学历之博士、评职称之教授，他们亦读古典，甚至研究细密，著述等身，然不能得古典精神之万一，故终究是以古典去换取学历与职称，此辈不过识字者耳，焉能谓之读书人？

是以读书人固须读古典，然其根本处不在读古典。若没有原始之宇宙悲情，则生命没有动力与光照，是之无有，古典即转为文字流传物，读古典者亦即刻变为识字者。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子罕》）此非一般偶然之观感，乃夫子原始之宇宙悲情之愤发。

这里有不尽的悲感、温情与密意，亦有无限的靡常、生死与永恒，它超越了时空而直达道体自身，然后给人以慧眼与灵根，进而开启仁爱与关怀。此是直接而触发的，无关乎读书。但读书人若无此种触发，所有的书籍不过是文字流传物耳。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杨慎：《临江仙》）这是在原始之宇宙悲情中，把世间纷繁博杂流变之事转化为一种轻松之艺术观照，得亦不喜，失亦不悲，相逢一笑泯恩仇；世事固显寂有流变，但人生并无悲欢得丧；肉体固有生死轮回，精神已自永恒不灭。

原始之宇宙悲情，就是“吾人心中一点灵明，便是真种子，原是生生不息之机”（《明儒学案》卷一二《浙中王门学案二》）。有此一点灵明，则“天地变化草木蕃”；无此一点灵明，则“天地闭，贤人隐”，世间必无读书人。

古人云：“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读书人有以上五种品格，自可获此高评；若读书人下移为识字者，而识字者不过是技术与信息之获取者，自身即沦为下品，焉能获此高评？！

古人谓读书种子，读书人之所以是种子，盖弘道翼教、移风易俗、正心淑民，端赖此也；识字者不过职业人，赚钱以养身家者耳，与斯何干？故读书人与识字者之辨，岂不大也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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