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嗡嗡作响：世界文学、世界历史与世界哲学
——选自Ecology Without Nature：Rethinking Ecological Aesthectics（2007）
文：Timothy Morton
译：胡方麒 同济大学哲学博士研究生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与恩格斯指出，在现行经济条件下，“民族的片面性和狭隘性日益成为不可能，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文学”。若要使这一理念超越多国人民以相同方式书写相同内容的表层含义，就必须包含这样一种认知：特定情境下，文学创作能够对“世界”（world）这一概念本身进行深度思考。这种想象一个世界的能力，与某种具体的苦难的全球化进程密不可分。最终我们会发现，人们既能高唱We Are the World这样的歌曲并为之动容，也能在“联合国”这个称谓中品读出许多层痛苦的讽刺意味。
生态学提醒我们，事实上我们就是世界，即便是以否定的形式存在的。从物质历史的角度来看，环境现象参与辩证的相互作用，因为它们唤起了人们对环境否定性因素的认知，如全球变暖、亚洲“棕色云”以及切尔诺贝利等毒事件。此类现象在浪漫主义时期已以黄热病等全球流行病的形式显现。艾伦・贝韦尔（Alan Bewell）极具洞见的生态批评研究《浪漫主义与殖民疾病》表明，这类现象如何启发作家对“瘴气”（miasma）进行伦理、政治与美学的阐释——这个生物学词汇重新获得了古希腊赋予它的伦理负荷。我们完全无需用“自然”或生态女性主义/洛夫洛克的“盖娅”意象等某种肯定性的“事物”来填补这种认知，这种否定性意识才恰恰是我们所需的。
环境浪漫主义认为，全球化已破坏了任何关于“地方”的连贯感知——至少在浪漫主义与生态批评思想中，这是一个核心论点。此类思想试图从工业资本主义及其意识形态的侵蚀中，保全世界的某个片段或主体性。在浪漫主义生态批评的激愤中，“地方”（place）（尤其是“本地”）成为关键术语，但其修辞性的情感宣泄尽管激烈，却难逃无力感的窠臼——这种无力感恰与边缘化的程度成正比。更具反讽意味的是，这种徒劳的愤怒本身，竟成为生态思想所渴望、假定和预言的“存在真正的间性关联”的阻碍。“地方”与“本地”（更遑论“民族”）必然牵涉主体位置——正是从这些位置出发，浪漫主义的“地方”观念才得以成立。因此，深入审视“地方”概念，以及当下盛行的浪漫主义自然观，就显得尤为重要。
生态系统中，新陈代谢过程创造了不断改变有机体与环境的动态条件，这意味着没有任何事物能维持原状。唯物主义彻底消解了“自然”——这个词本身其实是早期唯物主义的术语。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观察到，在工业社会中“意外后果的逻辑”正在上演：尽管存在阶级差异，但风险正日益“民主化”。辐射无国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18 世纪90 年代憧憬的平等理想竟以这种方式实现——我们几乎都平等地面临来自环境本身的威胁。抛开国籍和阶级归属，我们共同承受着切尔诺贝利的毒遗产。无论资本主义将工业设在哪里（即便催生了“后工业景观”的新近幻象），所有社会都会受到影响。难怪“环境诗学”应运而生，它揭示了那些超出我们认知范畴的乌托邦与反乌托邦。当“自然书写”以光明未来之名宣称打破主客二元论时，“高度发达的核能与化工生产力”也在做同样的事——它们“废除了迄今为止我们思考与行动所依赖的基础和范畴，如空间与时间、工作与闲暇、工厂与民族国家，甚至各大洲之间的边界”。颇具讽刺的是，正当“无人的自然” 的科学让我们难以想象如何应对这种“废除”时，这种消解正在发生。
贝克指出：“现代化本身正变得具有反思性，它正在成为自身的主题”。法兰克福学派早已表达过类似观点。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断言：“当技术看似战胜了自然的限制……战胜了那已知的，更重要的是未知的危险系数也成比例增加。”这种现象可被称为后现代主义，也可被称为生态学。高度后现代主义的悲凉真相在于，其所有关于“空间”（space）的讨论、所有环境多媒体装置，都与高级环境艺术试图避开的低俗生态滥情（强调“地方”而非“空间”的艺术）并无二致。它们之所以趋同，是因为在当前经济条件下，不仅“地方”不复存在，“空间”也荡然无存。当代资本主义试图“用时间消灭空间”——继而消解时间本身。如此看来，后现代主义对空间的执着实为一种对高级文化的否定，它是神秘化的修辞而非理论突破，是对客观条件的公然抵触而非真实表达。
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re）率先提出，资本主义生产了特定类型的空间与时空关系。资本主义不仅构建关于空间的观念，更创造实际存在的具体空间。在资本主义特有的空间范畴中，雷姆·库哈斯（Rem Koolhaas）提出的“垃圾空间”（junkspace）尤为醒目。空间本身成为资本主义在狂飙突进中抛弃的对象——它永远在自我革命。因此，“垃圾空间最适合在后革命的目瞪口呆状态中被欣赏”。我们面对的不仅是马克·奥热（Marc Augé）分析的超现代“非地方”（他称之为“巨大的括号”）（注意这与前一章提到的作为“环境”隐喻的德·昆西“括号”修辞的相似性）。具体的“括号”（parenthesis）不仅指庞大的机场，也包括废弃的机场。马克思曾描述资本主义如何不仅影响人类，也影响工具与建筑：
“工具、机器、厂房和容器只有在劳动过程中保持其原始形态，并每天早晨以相同形态投入使用时，才具有使用价值。正如它们在‘有生之年’（即劳动过程中）独立于产品保持自身形态一样，‘死后’亦是如此。机器、工具、车间等的‘遗体’，始终与它们协助生产的产品保持着截然不同的存在……工具与人遭受着相同的命运。”
资本主义留下的“空”的空间——那些相对未开发的领域——实则是资本主义与生俱来的特性，因为资本法则可能判定，一块闲置土地在特定时间段内比已开发地块更具盈利潜力。“地块”（plot）是潜在空间（potential space），是等待创造价值的过渡状态。资本主义带着其光怪陆离的狂欢进驻这个空舞台，身后留下遍地废弃物。想想“鬼镇”的概念吧——当缺乏足够政治意愿或硬通货与之互动时，资本主义的残余物总会萦绕着某种诡谲特质。即便当一切被精心修缮后，某种抹除与沉寂依然显而易见，那沉重感犹如列维纳斯的“存在有”（there is），又似雷蒙德·钱德勒（Raymond Chandler）式将氛围作为线索的笔法。伊夫·克莱因（Yves Klein）的国际克莱因蓝，以珍贵矿石颜料悬浮于商业媒介绘就的色块形式悬挂于全球美术馆，既是对抽象价值乌托邦面孔的完美隐喻，亦堪称其不那么隐喻化的具现——这个空间让我们“沐浴”在潜在的乐园中。在资本运作的前后，始终存在着一种诡异的静默与空缺，其间铭刻着苦难与压迫的痕迹。
正如马克思以一句精辟论断概括田园诗乃至自然书写与生态批评时所言：“首先是劳动者被逐出土地，然后羊来了”。资本主义使农业空间现代化，土地看似“未被占用”的表象并非远古史前的遗迹，而是现代性的产物：“将农业人口从土地上最后一次大规模剥夺的过程，最终被称为‘清理地产’，即把人从土地上彻底清扫”。奥利弗・哥德史密斯（Oliver Goldsmith）的《荒村》等作品便记录了这一进程。大地、空气与水域曾是充满进步可能的“潜在空间”，而在进步的余波中，它们却沦为“垃圾空间”。库哈斯如此描述：“空气、水、木材：一切都被改造以生产……一个平行的瓦尔登湖，一片新的雨林。风景已成为垃圾空间，枝叶如同废弃物：树木被扭曲造型，草坪如厚重皮毛覆盖着人类的雕琢痕迹……洒水器按数学时刻表喷水。”
资本主义思维与机器正主动让操作它们的劳动者“消失”。从餐厅里被商品化的氛围到更普遍的“环绕感”，环境氛围成为自动化的一种表征。越来越多的生产流程直接由机器执行，人类逐渐被边缘化——任何使用过复印机的人都能证实这一点。人类“人化着”（man）机器，而如今，人的存在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清晰地展现为机械过程的产物。本节标题源自德勒兹与瓜塔里对机器反常的生态模仿颂歌：
“另一方面，当他在户外漫步时，他身处群山之中，在飘落的雪花间，与其他神灵同在或根本没有神灵，没有家庭，没有父亲或母亲，只有自然。‘我父亲想要什么？他能给我比这更多的东西吗？不可能。让我安静会儿。’一切都是机器。天体机器、天空中的星辰或彩虹、阿尔卑斯机器——所有这些都与他身体的机器相连。机器嗡嗡作响。”
自动化影响了艺术领域。重复性既从外部嵌入艺术生产过程——机械复制（与消费）制造出成千上万的复制品，劳动流程被标准化；也从内部成为艺术内容的一部分，如极简主义音乐中的重复形式。DJ的角色与生产线上的工人并无不同：一个未完成的对象（一段节拍与和弦的录音）传到DJ手中，唤起一种悬而未决的声音状态。这些录音通常由匿名者制作和包装，DJ将其与俱乐部中正在播放的另一张唱片“混合”，再将前一张唱片放回收纳箱。尽管有些DJ成为超级明星，但迪斯科或浩室音乐DJ的本质是“声音工厂”中的匿名劳动者，在舞蹈空间中制造情欲脉冲、营造氛围，就像露天游乐场提供娱乐机器而非生产工具。让身体动起来吧。在自动化的进一步延伸中，被明确称为“氛围音乐”的舞曲成为“小周末”，在狂欢派对的更大休闲空间里创造出一个闲暇角落。音乐中机器的使用催生了不依赖“深度”幻觉的新主体性，但仍能唤起人类的温柔——例如猫王在麦克风前的颤抖与结巴。
氛围是资本主义异化的表征——它不仅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生存质感（正如环境书写所揭示的，其与现代性精神枯竭的对抗即印证了这一点），更深刻体现为马克思所剖析的人类劳动力与劳动时间在价值生成过程中的结构性抽离。资本主义将劳动加密（encrypt）了：尽管亚当·斯密（Adam Smith）与李嘉图（David Ricardo）早已揭示“劳动创造价值”这一公开秘密，但其商品价值体系却刻意遮蔽这一本质。讽刺的是，一家依赖他国血汗工厂劳工的服装品牌竟取名“Gap”，在全球化模式中，劳动被“外包”至近乎消失，而“Gap”一词恰如其分地隐喻了这种隐形裂痕。
劳动既内在于资本逻辑，又外显于商品形态，但内外之间存在一道无形鸿沟。商品仿佛源自天外幸运轮盘，18世纪商业资本主义的诗学想象中，商品若非来自外太空，便源自传统认知中的“香料群岛”，唯独不见劳动者的身影。
审视意识形态至少存在两种视角。第一种认为它是支配我们主体性的一系列条件——即一组信念，或更强烈地说，是一系列无意识的、“根深蒂固”的幻想。另一种视角则将其视为客观社会条件的组成部分。意识形态驻留在“外部”而非“内部”，这正是我们难以在精神层面把握它的原因——它不属于心智领域。意识形态存在于麦当劳汉堡的"口感"中；存在于男性为女性扶门的举止里；诸如此类。我们是否深信这些形式与实践并不重要。事实上，当我们对其持后现代主义、犬儒或讽刺态度时，它们反而会产生更强大的控制力。资本主义对劳动实施的消解过程正是如此。这种将意识形态外化的理念，正是马克思在其资本理论中所追寻的核心。
某些事物一直在光天化日之下被隐匿。这正是阿米里·巴拉卡（Amiri Baraka）诗作《事物的阻碍》的力量所在——以偏执狂式的超现实视角，捕捉到某种既难以被看见、又在沿途如障碍般存在的东西，巧妙玩味着“in the way”（沿途/阻碍）的双重语义。劳动者的“消失”并非被动消弭，而是资本主动实施的暴力重构：工人的身体被异化为无主体的运动系统，如“铁匠每日可挥锤若干次、步行若干步、呼吸若干次，完成若干工作量，平均寿命约五十年；但他却被要求每日多挥锤、多步行、多呼吸，整体寿命延长四分之一”。恩格斯观察到，在工业城镇中，未经训练的目光会奇怪地觉得街道很空旷：“金融贵族们可穿过劳工区的最短路径前往办公地点，却对左右两侧潜伏的污浊苦难视而不见”。
尽管“氛围”作为概念在理论上难以成立，但其作为社会形式却普遍存在且具有现实效力——意识形态正不断形塑着真实的物质世界。英国湖区国家公园的诞生便离不开华兹华斯式浪漫主义的推动，其经典文本《湖区导游》为这片景观注入了文化合法性。美国国家公园体系的缔造者之一弗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Frederick Law Olmsted）设计的纽约中央公园，亦以类似逻辑将自然景观转化为意识形态的空间叙事。然而，若要理解劳动者的“消失”，普通草坪或许是更贴切的切入点——遗憾的是，多数生态批评的目光被更高、更陡、更远的“崇高”景观吸引，从而忽视了这片日常化的绿色平面。
郊区花园的草坪以其平整而近乎封闭的表面（酷似高级抽象表现主义），将维护它的劳动悄然遮蔽³⁵。与草坪相似，抽象表现主义艺术虽受众较窄，却同样将“抒情距离的消解”转化为盈利事业。草坪的美学本质是劳动者消失的视觉隐喻：它通过营造如画的景观、制造“驯服与野性的模拟融合”及“迷人视角”，完成了对劳动过程的系统性抹除。现代美国草坪诞生于浪漫主义时期，其无围栏的设计与英国草坪形成差异——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为蒙蒂塞洛庄园设计的景观，便是从宅邸延伸至草坪花园、再融入蓝岭山麓的“无缝远景”。杰斐逊笔下的弗吉尼亚大学园区（从蒙蒂塞洛远眺三十英里可见）被简单命名为“草坪”，以极简主义姿态成为政治动荡中的共和避难所：入口处的绿色地毯将室外草坪与室内地毯无缝衔接，创造出融合内外的氛围幻想——所有草坪本质上都是铺展在大地上的“地毯”，既是自然被驯化的符号，也是资本将劳动转化为景观消费的物质见证。
蒙蒂塞洛庄园开阔的草坪背后，隐藏着一个奴隶遍布的种植园，其设计初衷正是要将奴隶的身影从前庭视野中彻底抹除。侧边小径的布置，确保奴隶们在住宅间往来穿梭时不会被主人瞥见。蒙蒂塞洛官网至今仍延续着“只见劳作不见人”的叙述方式，这种通过构建空白空间来隐匿劳动力的特征体现在：
“在杰斐逊时代，穆尔贝里街终日喧嚣繁忙，三十余名劳工在作坊与庭院中劳作。洗衣房里亚麻布在沸水中翻滚，乳品间牛奶桶叮当作响，十四名制钉匠的铁锤在铁匠铺熊熊炉火旁的金砧上敲击不停。木匠与细木工挥动斧凿，木屑纷飞，两名锯木工正用坑锯缓缓剖开樱桃木。骡车在这条种植园‘街道’上嘎吱往返，运载着成桶清水、厨房柴火与锻炉炭料。暮色渐沉，作坊归于寂静，穆尔贝里街的屋舍随着蒙蒂塞洛劳工——无论黑人还是白人——的归来而重焕生机。”
工作以一种中动语态“自然发生”，仿佛只是背景的一部分。从蒙蒂塞洛到马尔伯里街，劳动与种族的最终显现需要一种维度错位。对托斯丹·凡勃伦而言，草坪绝不能显露劳作农场的痕迹：“奶牛身上几乎无法摆脱的节俭粗俗暗示，始终有碍于将其用于装饰目的。”割草机消除了动物劳动“有失体统”的存在需求。扭曲（变形）始终是草坪呈现的核心特征。蕾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寂静的春天》中与草坪最直接相关的章节题为“再无鸟鸣”——暗指约翰·济慈（John Keats）《无情妖女》。济慈笔下浪漫主义的天真叙事中，理想化的蛇蝎美人以“斜睨”的扭曲姿态出现在不幸的宫廷恋人面前。开篇与结尾的叠句将恋人抑郁心境投射于“没有鸟雀啼鸣”的荒芜无主之地，这片精神意义枯竭的场域。卡森借此暗示，毒性速效手段将导致环境遭受实质性的掏空。
同一项目中的劳动者群体无需共处于同一空间，更不必说拥有饱含主观温情的“场所”：“一只手表仅少数零件需经数人之手；所有这些‘离散部件’最终才在某人手中汇聚为一个机械整体。成品与其多元组件之间的这种外在关系，使得专业工人是否被集中于同一作坊成为偶然……”马克思视机器与自动化为彻底的异化力量：
“古希腊最伟大的思想家亚里士多德曾畅想：‘若每一件工具，在被召唤时——甚至凭借智能预判——都能自行完成其应做之事，如代达罗斯的造物自行运转，或赫菲斯托斯的三足鼎自主前往执行圣职，若织工的梭子能自行织布，那么工匠大师将无需学徒，领主亦无需奴隶。’西塞罗时代的希腊诗人安提帕特更将碾谷的水轮（一切生产机械的最基本形态）赞为‘女奴的解放者’与‘黄金时代的复兴者’。呵，这些‘异教徒’！他们对政治经济学与基督教一无所知……例如，他们无法理解：机器实则是延长工作日最可靠的手段。”
人类沦为“钢铁机器上的血肉附属品”。在生产过程中，如同商品形态一般，人类既不可或缺又被弃若敝屣，实际上被压缩至最小可能的生存空间：“卫生委员会顾问医师莱瑟比博士宣称：‘每个成年人在卧室中至少需要300立方英尺空气，起居室则需要500立方英尺。’”这些数字的使用令人不寒而栗。这是一个纯粹量化数据的时代——正如狄更斯《艰难时世》中令人难忘的表述：这是一个“事实”（fact）至上的年代。因此，这正为环境诗学提供了成熟土壤，其对氛围的营造关乎数量而非质量，强调缺席而非在场，创造出等同于建筑废料空间的美学体验。
工人的贫困化与生态破坏并行不悖，正如马克思所观察到的：
“资本主义农业的一切进步，都不仅是掠夺劳动者的技艺的进步，更是掠夺土壤的技艺的进步；一切在特定时期内提高土壤肥力的进步，都同时是破坏土壤持久肥力源泉的进步。一个国家（例如美国）越是把大规模工业作为发展的背景，这个破坏过程就进行得越迅速。因此，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了社会生产过程的技术与结合程度，却同时破坏了所有财富的原始源泉——土壤与劳动者。”
生态批评，尤其是那种具有精神层面意义的生态批评，指责资本主义和工业主义过于注重物质层面。然而，资本主义对物质毫无敬意，尽管它对这个世界施加了无情的祛魅。事实上，这看起来更像是一种疯狂的唯心主义。然而，正是这种纯粹的空间社会——“抹去”了劳动者的存在，将劳动过程隐匿起来——而非某种封建式或更早时期的田园式社会，才使得真正的合作得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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