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宋的历史长河中，1079 年（宋神宗元丰二年）无疑是极为特殊的一年。
这一年，文坛巨匠苏轼42岁，由徐州改知湖州（今浙江湖州）。他先是进京开封述职，然后沿隋唐大运河南下，农历三月，苏轼第二次踏上商丘这片神奇的土地。《苏轼年谱》有“三月，往南都”，“抵南都，见张方平，晤弟辙。留半月”的记载，《文集》有“南都住本月”“别弟辙，二十七日，至灵璧镇（今安徽灵璧）”的记载。
苏轼与商丘的缘分颇深，这次来商丘，怀着两个重要目的，其一，是顺道看望在商丘供职的弟弟苏辙（苏辙时任南京留守府签判。详情可见我的第一篇文章：《前年过南京，麦老樱桃熟——苏轼第一次来商丘的故事》，“顶端新闻”2025年6月5日）。苏轼与苏辙手足情深，兄弟二人不仅在文学上相互切磋，且在人生道路上更是彼此扶持。商丘，因苏辙的存在，成为了苏轼心灵的一处慰藉之地。兄弟相见，把酒言欢，诉说着生活的点滴与仕途的起伏，那份浓浓的亲情在商丘的夜色中愈发醇厚。其二，苏轼是为拜访恩人张方平而来。张方平在苏轼的人生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早年，张方平慧眼识珠，对苏轼的才华赞赏有加，给予了诸多帮助与提携。此次在商丘重逢，苏轼对张方平满怀感激与敬重，二人畅谈天下大事、文学艺术，时光在这一刻定格成美丽的风景。
谁也不曾料到，此次商丘之行竟成为了一场命运的转折点，一场惊心动魄的 “乌台诗案” 即将席卷而来，而一位商丘人挺身而出，用侠义之举书写了一段感人至深的历史篇章。
起初，一切都是平静而有诗意的。苏轼沿运河南下，一路高歌过宿州、泗州、高邮、金山、京口、松江，吟诗弄月，潇洒自在。四月二十日，“到湖州任，上谢表”。
按惯例，宋代的官员到任后，要向皇帝报告，要写一篇《谢表》。于是，苏轼到湖州后，马上写了一篇《湖州谢上表》，这本是一篇例行公事的文书，却因其中一些词句被奸臣断章取义，恶意曲解，苏轼因此被捕入狱，“乌台诗案” 就此爆发。
七月二十七日，苏轼在湖州被捕，随办案人员一路快行，八月十八日到达京都开封御史台受审。
所谓“乌台”，即御史台，因官署内遍植柏树，又称“柏台”。柏树上常有乌鸦栖息筑巢，乃称乌台。所以此案被称为“乌台诗案”。这场突如其来的灾祸，让苏轼陷入了人生的至暗时刻。在狱中，他承受着身心的双重折磨，面对审讯，苏轼内心充满了委屈与无奈，他不曾想到，自己的一片赤诚之心竟被如此恶意中伤。
苏轼在《湖州谢上表》里，先是例行公事，说自己过去无政绩可言，又谢皇恩浩荡，但他在后面又加上了几句牢骚话：“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意思是说，皇帝您啊，知道我愚老不能适应新的形势，不能去追陪那些新进者，但是您又觉得我虽年老却不爱生事，于是就派我去管管那些小民。
六月，监察御史何正臣摘引“新进”“生事”等语上奏，说苏轼“愚弄朝廷，妄自尊大”。但单凭《湖州谢上表》里一两句话是不行的。偏偏凑巧，当时出版的《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给御史台的新人提供了收集材料的机会。监察御史舒亶经过潜心钻研，找了几首苏轼的诗，就上奏弹劾说：“至于包藏祸心，怨望其上，讪渎谩骂，而无复人臣之节者，未有如轼也。盖陛下发钱（指青苗钱）以本业贫民，则曰‘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课试郡吏，则曰‘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陛下兴水利，则曰‘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盐碱地）变桑田’；陛下谨盐禁，则曰‘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盐’；其他触物即事，应口所言，无一不以讥谤为主。”他举的例子，都是苏轼诗里的语言，愚弄朝廷“铁证如山”。
苏轼哪能想到会有这样的情况，他在狱中的心情很不好，说自己“自度不能堪”，感到受不了，将“死狱中”。
《元城语录》说：“元丰二年秋冬之交，东坡下御史狱，天下之士为之环视而不敢救。”就在苏轼孤立无援之际，远在商丘的张方平听闻此事，心急如焚。尽管此时张方平已经致仕，但他不顾个人安危，“乃愤然上书救之”。张方平上书皇帝宋神宗，为苏轼辩解。在那份饱含深情与正义的奏章中，毫不掩饰对苏轼才华的赞赏，对他为人的肯定，直言苏轼绝无恶意，是被奸人所害：“苏轼乃天下奇才，今以文字系狱，恐非盛世所宜有！”字字似带金石之声，在商丘静夜中铿锵作响。张方平言辞恳切，甚至有些过激，他只想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将苏轼从这场灾难中解救出来。然而，在当时复杂的政治环境下，宋神宗并未采纳张方平的意见。苏轼依然在狱中度过了漫长的 130 天，这 130 天，每一分每一秒都充满了煎熬，苏轼在狱中时刻面临着生命的威胁。
尽管张方平的营救未能立即让苏轼脱离苦海，但他的侠义之举却展现了商丘士人的高尚品格。在“乌台诗案”中，张方平不顾可能给自己带来的麻烦，挺身而出，只为了心中的正义与对苏轼的情谊。他的行为，不仅是对苏轼个人的帮助，更是对整个社会正义与良知的坚守。商丘，这片孕育出众多仁人志士的土地，因为张方平的侠义相救，更添了一份传奇色彩。
张方平（1007-1091年），字安道，号乐全居士，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这位北宋的重要官员，与苏轼的相遇改变了苏轼的人生轨迹。
1056 年（宋仁宗嘉祐元年），苏洵带着时年19岁的苏轼、17岁苏辙两个儿子来到成都，拜谒时任益州知州的张方平，为进京参加科举考试做准备。张方平对苏氏父子十分热情，非常赏识“三苏”的才情。苏轼更是谈吐不凡，对经史子集有着深刻的见解，其文章文笔流畅、立意深远。张方平深知苏轼日后必成大器，不仅热情款待，还主动将他们父子三人推荐给当时的文坛领袖欧阳修。张方平给欧阳修推荐信中称苏轼“他日当为天下用”，“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欧阳修也确有领袖气量，尽管与张方平的关系并不十分好，但在对待优秀人才上态度一致，只要是为朝廷推荐人才，他们往往可以尽弃前嫌。这是苏轼和苏辙的幸运，他们赶上了一个好的时期。果然，第二年，科举考试主考官正是欧阳修，苏轼、苏辙兄弟二人高中进士，同榜还有曾巩、程颐等。
“乌台诗案”最终在多方的努力下，以苏轼被贬黄州而暂告一段落。这场风波虽然给苏轼带来了巨大的痛苦，但也让他看到了人性的光辉。张方平在商丘的侠义之举，成为了苏轼心中永不磨灭的温暖记忆。而这段发生在商丘的故事，也成为了历史上一段佳话，被后人传颂。它让我们看到了在困境中，人与人之间真挚的情感与无私的帮助；也让我们领略到了商丘士人那种重情重义、不畏强权的侠义之风，这种精神，穿越千年时光，依然闪耀着动人的光芒，激励着后人在面对正义与邪恶的抉择时，勇敢地站出来，坚守自己的内心。
1079年底，苏轼出狱，十二月二十六日，授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
1080年正月初一，苏轼离京赴黄州（今湖北黄冈）。正月十一日至十四日过陈州（今河南淮阳）时，与从南都商丘赶来的弟苏辙话别，并将家眷交由苏辙暂时照料，同时让苏辙带信与商丘恩人张方平，自己携子苏迈赴黄州。
二月一日，苏轼到黄州。此为苏轼的第一次被贬。
苏轼在《自题金山画像》中说：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苏轼以自嘲的口吻，抒写平生做官生涯，到处漂泊，越贬越远，最后到了海南岛，这位“国民老公”忧伤与豁达交织的情怀跃然纸上。
苏轼历经劫波，后来又多次踏上商丘土地，张方平的书斋内，恩师已老态龙钟，唯目光依旧清亮。苏轼执弟子礼。张方平用颤巍巍的手按在苏轼手上，只轻轻一句：“子瞻无恙，吾心足矣。”此时此刻，窗外的商丘古城墙默然矗立，仿佛将这段侠义传奇，深深镌刻进砖缝与血脉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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