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记事，少不了要说说当时生产队的“四大天王”。

      1958年8月6日，毛泽东主席在视察河南省新乡县七里营人民公社后说：“人民公社这个名字好！”由此，人民公社在我国得到了普及，我国的农业进入到集体化的新阶段。当时人民公社的体制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这里面的“队为基础”就是当时的最低行政机构——生产队，和现在的村小组等级一样。

      当时的生产队作为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经济中的一种组织形式，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生产队的土地等生产资料归生产队集体所有，这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大集体年代，当时的农民都是人民公社社员。

      当年的分配原则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而劳动多少就能得到多少报酬。在生产队报酬以“工分”的形式体现，年终结算时按照当年每个社员获得工分多少进行利益分配。而每种劳动的价格，也就是工分多少则由生产队负责人集体或个人决定。

      由于生产队经过多年运作，领导机构非常健全，有队长、副队长、贫协组长、妇女队长、民兵队长、会计、记工员等。不过，普遍认为生产队长、会计、保管员以及记工员才应该算是生产队的“四大天王”。

      我的青少年时代都是在生产队同步度过的，那真的是刻骨铭心，难以忘怀的岁月。我记忆里的生产队“四大天王”权力非常大，因为他们每一个都可以控制一个家庭的收入，甚至温饱程度，如果要联起手来那简直令人恐惧。

      不过，我所在生产队社员们都是同宗同族的，相比于那些不同姓氏杂居的生产队的管理要温和得多。

      当时的村中有一块用石堰围起来的平地，石堰边有一棵粗大的皂角树，碗口粗的树枝上用铁丝系挂着一个老式生铁车轮，这与电影《地道战》那个大铁钟功能相似，不过它不是报警的，它是生产队长发号施令用的。在车轮的轮毂处挂着一个不能劈柴的斧头，那是敲击车轮用的。这个钟一般人是不能敲的，即使敲也是奉令而行的，大人小孩都知道。

      每天早上开始上工时，队长会敲钟，钟声很响，很有节奏，钟声过后，所有的社员们都会从不同的家里出来，认真听从队长分配一天的农活，然后，人们按照队长的安排回家带上不同的劳动工具，向相同的或不同的方向出发，开始了一天的劳动。

      那个年代农村的孩子很小就参加劳动，成了生产队的一名劳力，我就是其中之一。

      十四岁那年，我就开始了挣工分。当时虽然年龄小，干不了重活，于是我就随女社员一同干活，比如：锄地、割麦什么的，就这样断断续续开始了社员生涯，直到后来我参加高考，重新上学。

      但我也有幸当过一段短暂的“记工员”。1975年的“三夏”时节，我们村的记工员因身体不好去公社卫生院住院了，为了觅补空缺，就让我这个麦假参加麦收的学生代理了这一职务。

     但我这个人特别死板，有些人总想多记一些，我就按照生产队的规定标准执行，这样做就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满。有一天晚上，刚吃完饭，队长的兄弟来到家里让把当天的工分记到记工本上，但他报的工分标准明显高出同类标准，我坚决不予记账，后来，弄得不欢而散。最后，他气咻咻地走了，临出门时恼羞成怒地说：“哼！看你能成啥了？不知道是谁叫你干的。”就这样，第二天上午，我的记工员职务就寿终正寝了。

      后来我才知道，其实记工员的权力大着呢，只要把工分记到记工本上，最后结算时就以这个为依据，上面的数据都是实实在在的钱、粮。记工员可以根据每个人的家庭背景、关系远近等掺兑一定的水分，这样做即满足了一些人的欲望，也得到了一些人的好感。但象我这样的实在人是无法胜任的。当时有句顺口溜是这样说的：“队长有权，会计有线，撑死保管，便宜记工员。”这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当年的生产队“四大天王”的实际情况。

      一九七八年，生产队终于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四大天王”的权力一夜之间化为乌有，就连当年的那些“天王”大多也已经作古，而我也早已经白发盖顶，满目苍凉，所以，每次想起来，不免唏嘘不已，叹息现实的无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