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永庆去世已经30多年了，但原阳、封丘两县的干部群众仍念念不忘他，时不时谈及他带领两县群众引黄稻改的事迹。
乔永庆曾任原阳县原武公社社长、党委书记，原阳县委副书记，封丘县委副书记、县长、政协主席，原阳、封丘两县的引黄稻改，他可谓功不可没。因此，两县人民亲切地称他“水稻县官”。引黄稻改是新中国成立后原阳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原阳县引黄稻改的话题，还得从20世纪50年代说起。20世纪50年代之前，原阳县并不种植水稻。但原阳县水稻种植的历史可上溯到两汉时期，三国时曹魏初年，原武县就曾有“稻田守”职官的设置。据《宋史·河渠志》记载，北宋神宗熙宁年间，原阳、阳武两县曾几次大规模动用役夫，试图引黄淤灌，改良土壤，但均劳民伤财，未能获得成功。宋、金之后，黄河泛滥加剧，河水多次改道，致使原阳县土壤瘠薄且多沙碱。在今黄河大堤北侧与天然渠之间的“背河洼地”，地面较黄河河床低6—8米。这一区域的30多万亩土地，受河水侧渗影响，地下水位过高，土壤含盐碱量大，“大雨大灾，小雨小灾，无雨旱灾，冬春风灾”，水旱灾害历史悠久。当地人编有顺口溜：“冬春白茫茫，夏秋水汪汪，遍地蛤蟆叫，潮碱不打粮。”“盐碱洼地大花脸，种上一斗打两碗，赔了种子和人工，年年苦熬愁吃穿。”这些顺口溜是原阳县引黄稻改之前的自然面貌和贫穷历史的真实写照。1957年春，根据中央提出的改变耕作制度、改变地形、改变种植作物“三改”方针，原阳县在韩董庄乡荒庄村试种水稻，取得了亩产250公斤的好收成，为盐碱洼地发展农业生产找到了一条途径。从1957年冬季开始，在全国“大跃进”的形势下，原阳县提出了“咬紧牙关，苦战三年，盐碱洼地改稻田，把原阳变成小江南”的战斗口号，组织动员大批劳力，大搞水利建设，经过一个冬、春的苦干，开挖大小渠道1658条，建成大小建筑物1906个，终于引来黄河水，具备了大面积改种水稻的基本条件。1958 年，全县上报种稻40多万亩，但收获面积只有20多万亩，平均亩产150公斤，其中4100亩样板田平均亩产300公斤。这无疑给多年饱受风沙盐碱灾害的原阳县注入了一剂强心剂。1959年，全县种水稻近20万亩，平均亩产250公斤。1960年，全县水稻种植面积16.8万亩，平均亩产215公斤。引黄稻改貌似成功的背后，却隐藏着严重的危机。受“浮夸风”的影响，1958年夏收期间，原阳县掀起一股虚报高产、竞放“卫星”的浪潮，报刊上充斥着“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的口号和高产“奇迹”的宣传报道，不讲科学、违背客观规律的瞎指挥随处可见。原阳县1958年扩种水稻5000亩的最初计划，经过一改再改，最终定为40万亩，结果实收面积只有20万亩。特别是1958年2月，在新乡地委“一年实现水利化”的错误思想指导下，原阳县各种水利建设工程一起开工，大搞平原水库建设。由于水库内长时间蓄水，引起周围更大面积农田的盐碱化。加之县境内天然、文岩两大排水干渠被改作输水总干渠，致使全县支排渠道有的被堵，有的被截，丧失功能。大蓄大灌，只灌不排，导致全县地下水位急剧升高，与稻田毗邻的旱作物因稻田水浸，叶黄不长，甚至被水浸死，全县的土地盐碱化进一步加剧，次生盐碱面积不断扩大。几年下来，原阳县的农业产量降至历史最低水平。于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一些领导把产生上述问题的原因完全归罪于改种水稻，武断地作出决定，强行毁掉水利设施，扒平引水渠，断绝水源，停止种稻。这种“脑子一热，不顾一切”的错误做法，最终导致了原阳县新兴的水稻种植业以失败而告终。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1965年，乔永庆来到了原武，先是任社长，1967年改任书记。乔社长到任的当务之急是拯救灾荒，他做过多种尝试。他曾游说当地群众多种高产作物红薯，以解燃眉之急，但红薯也不适宜在这种土质生长。他又动员群众造台田，种田青，以图改变盐碱，却也收效甚微。当然，他也动过改种水稻的念头，只是此念一出，就遭到众人的反对。是啊，“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前些年引黄稻改的惨痛教训，在当地人心中已烙下了挥之不去的阴影，再提稻改，谈何容易！原阳县的引黄稻改曾经成功过，这就是希望。但没有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科学分析原因，采取必要对策，切实加以解决，这是稻改失败的根本原因。乔永庆这样认为。他已经别无选择，不得不把一线希望寄托到稻改上。他开始固执地按照自己的思维暗下功夫。找准症结是解开农民心结的良方。乔永庆开始做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一次，乔永庆到西关大队搞调研，有人对他说，靠近沉沙池的一片荒地，曾种过水稻，当年收成还不错。于是，他赶忙找到老农赵振华家里，详细询问当年的种稻情况。赵振华回忆说：“1958年，我亲手在这块荒地引水种过稻，挖了渠沟，能灌能排，黄河水冲走了盐碱，落了一层淤泥，一季收了500斤稻谷。”赵振华的一席话，使乔永庆豁然开朗：当年引黄稻改之所以成功，是因为黄河水冲走了盐碱；接下来土壤碱化，是由于只灌不排；要想遏制土壤碱化，必须灌排结合，这就是“碱随水来随水去”的科学道理。乔永庆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对随行的工作人员说：“我找到治碱的方子了，原武有救了！”示范带动是启动希望之门的钥匙。认准了科学用水这个理，乔永庆看到了引黄稻改的曙光，于是，他大会宣传小会讲，在公社党委、政府一班子人达成共识的基础上，首先从打消群众顾虑入手，先行试点，典型引路，待条件成熟，再大面积推广。他还聘请新乡市农科所的水稻技术员孙彦常做技术顾问，自己到最贫穷的小杨庄去蹲点，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孙彦常被划为“右派”，在单位经常挨批斗，乔永庆却将他奉为上宾，常邀他来原武讲农业科技、水稻管理技术，并对他说：“怕啥？原武人不会斗你，你们单位的人斗你，你就来原武。”就是这样，乔永庆与孙彦常结下了终生友谊。后来，孙彦常培育的优良水稻品种“新稻68—11”获得了河南省重大科技奖，也一度成为原阳县的水稻当家品种。经反复做工作，乔永庆选择牛庄、香王庄、南街、西关等队先行试点，每队试种10亩左右，全社试种不足百亩。经过精心管理，几个试种点的水稻亩产达200多公斤，尤其是牛庄、香王庄试点长势最好，平均亩产达250公斤。小试牛刀，乔永庆心里有了底，他决定进一步扩大种植面积。1968年，原武公社扩种水稻800亩，获得了平均亩产225公斤的好收成。来源：光岭史话 作者：赵光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