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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区域国别研究,须致力提升全球领导力
王文评论
2025-06-15 13:14:27

编者按:近日,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院长、全球领导力学院院长王文在核心期刊《前线》杂志2025年第6期刊发文章《区域国别研究应致力于提升中国的全球领导力》指出,全球领导力并非单纯依赖军事或经济等“硬实力”,还需要结合文化吸引力、制度可信度和价值观共鸣构成的“软实力”。区域国别研究作为解码区域文明特质、提炼治理经验的知识生产工具,恰是破解这一问题的关键。现将全文发布如下:(全文约5000字,预计阅读时间12分钟)

<<  本文刊发在核心期刊《前线》2025年第6期,左右滑动可查看全文  >>

● 摘要

近年来,区域国别研究作为一个新兴学术领域在国内迅速发展。当前,中国全球领导力的塑造已进入知与行深度融合的新阶段。区域国别研究作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塑造新型国际关系的基础工程,其深度与广度直接决定中国在全球变局中的主动权。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应以更高站位、更大格局推动区域国别研究的系统性革新,以“和合共生”为底色,通过“以和为贵”的价值引领、“频繁往来”的互动深化、“循序渐进”的策略智慧、“广结善缘”的关系拓展,构建具有东方智慧的全球领导力体系。

● 关键词

区域国别研究;全球领导力;国际关系

● 正文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全球权力结构加速重构,国际秩序面临深刻调整。中国既需要应对地缘政治博弈、技术革命迭代、气候变化治理等复杂挑战,也承担着推动多边主义革新、完善全球治理体系的历史使命。

全球领导力并非单纯依赖军事或经济等“硬实力”,还需要结合文化吸引力、制度可信度和价值观共鸣构成的“软实力”。区域国别研究作为解码区域文明特质、提炼治理经验的知识生产工具,恰是破解这一问题的关键。

在此背景下,区域国别研究与全球领导力的关系,本质上是知识生产与战略能力互构的过程:一方面,全球领导力的生成依赖对世界各区域社会运行逻辑、文化价值体系、权力互动机制的精准认知;另一方面,领导力的实践又反向推动区域研究从静态描述转向动态预判,从单一学科分析转向多维度政策赋能。

这种双向互动要求区域国别研究应构建兼具本土立场与全球视野的知识体系,将区域洞察转化为制度性权力、规范性权力和话语权塑造的支点,从而为中国参与全球议程设置、化解文明冲突、创新治理方案提供智力引擎,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发挥应有作用。

01

打破西方主导的世界叙事话语权

在人类文明史上,大国的兴衰更迭往往伴随着知识体系的革新与重构。当西班牙舰队纵横四海时,萨拉曼卡学派构建了现代国际法雏形;英国殖民体系鼎盛之际,牛津学派开创了区域研究的先河;美国霸权确立过程中,哈佛、普林斯顿的智库理念编织起全球战略的知识网络。从西班牙的“地理大发现”到美国的“马歇尔计划知识输出”,西方叙事霸权的本质是将物质优势转化为知识权力。

今天,当中国站在民族复兴的历史节点,区域国别研究正面临前所未有的使命重构:必须摆脱“知识学徒”的思维定式,以构建全球领导力为核心重塑学科体系,在知识生产、学科架构、叙事能力三大维度实现根本性突破,打破西方中心主义的知识霸权,重建更具包容性与正义性的全球认知框架。

在全球化深度演进的今天,大国博弈的本质已从物质实力竞争转向认知体系与价值话语的较量。中国作为文明型崛起的力量,亟须通过系统性知识创新打破西方中心主义的认知霸权,而这正是深化区域国别研究的战略价值所在。“区域国别研究的任务和目标,是对世界各地区、各国家做全面研究了解,为政府制定政策、民间交流提供学术支撑。”相关研究要“持续拓展深度和广度,以更多高质量、原创性成果,为党和国家战略决策提供有力智力支持”。

区域国别研究通过解构不同文明的历史基因、剖析区域发展的动力机制、研判地缘关系的演化逻辑,为全球治理提供超越西方现代性叙事的认知框架。其核心使命在于实现三重转化:将中国发展实践提炼为可传播的文明范式,将多元文明互鉴经验升华为治理智慧,将本土学术创新拓展为具有全球解释力的理论体系。这种植根中国、观照世界的研究实践,本质上是通过构建新的知识体系,重塑国际社会对发展道路、制度效能和文明价值的评判标准,从而为全球领导力奠定认知根基。

当前,中国在全球领导力中的角色正经历从“参与融入”向“引领塑造”的历史性跨越,但文化解释权不足、价值感召力滞后、议程设置能力有限等短板,制约着战略主动权的获取。区域国别研究恰能突破这些瓶颈,通过深度解构全球南方国家的治理困境,为新型南南合作提供精准施策依据;通过揭示非西方文明的现代化路径,构建更具包容性的发展话语;通过预判技术革命引发的文明形态变革,抢占数字时代规则制定的道义制高点。

这要求研究范式实现根本性转向:从被动应对国际舆论转向主动设置全球议程,从单向度的政策解释转向多维度的价值供给,从零散的区域知识积累转向体系化的理论创新。唯有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话语体系,将区域洞察升维为文明对话的通用语言,中国方能在重构全球认知秩序的进程中掌握战略主动,将发展实践升华为文明智慧,打破西方主导的世界叙事话语权。

02

从“知外”到“塑外”的发展变化

区域国别研究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其核心目标在于通过深入理解他国国情与国际动态,为中国的全球领导力提供智力支持,从而服务于国家战略需求和全球治理实践。然而,传统研究模式受限于学科化壁垒,将区域国别研究窄化为高校学者的专属领域,这种“学术圈地”现象割裂了知识生产的整体性,限制了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因此,区域国别研究主体不能只是学科化,不能只有区域国别学科的学者才能研究区域国别问题;区域国别研究目标不应仅仅局限于“知识学徒”的角色,而应致力于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自主知识体系,为中国在全球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提供实践方案。

在全球化时代的今天,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重要的国际力量,其全球领导力的提升不仅需要强大的经济实力和政策执行力,更需要深入的国际认知与精准的国际战略规划。区域国别研究作为认识外部世界的重要工具,在于通过全面了解外部世界,为塑造中国的国际形象、提升全球领导力提供智力支持。区域国别研究从“知彼”向“塑彼”的跃迁,是提升中国全球领导力的核心路径。然而,当前中国的“塑外”能力仍受制于以下瓶颈。

国际人脉广度有待拓展。当前区域国别研究普遍存在“学院派”研究范式的局限,人际访谈能力和政商渠道建设薄弱,难以形成覆盖多领域的国际战略人脉网络。研究机构多呈现“个体户式运营”特征,学术交流常局限于同质化平台,缺乏穿透对象国决策核心的民间通道。相较于某些国家通过机制化联盟构建全球关系网,国内智库在直达对象国权力中枢的“二轨外交”能力上仍有显著差距,直接影响我国战略影响力的辐射范围。

国际运营能力有待增强。在区域国别研究机构中,存在重复建设、各自为战的问题,分散格局严重削弱资源整合效能。碎片化的资助模式与短平快的研究周期,阻碍了“战略研究—政策转化—项目落地”完整价值链的形成。此外,跨部门信息壁垒在一定程度上也导致了研究成果和战略资源难以转化为可操作的国际化运营方案。

国别感知深度有待进一步挖掘。国别感知深度的文化穿透力欠缺削弱了民心相通基础。研究队伍的小语种人才断层导致过度依赖英文二手资料,对对象国社会心理的把握停留在概念表层。文献研究为主的模式难以触及民众情绪、价值取向等深层文化密码,致使国际合作中频现“文化折扣”现象。国际传播往往陷入单向输出困境,缺乏对当地文化基因的精准解码,难以实现真正的文明对话与价值共鸣,制约着软实力的有效渗透。

国际研究响应的敏捷性有待提高。目前,传统的研究机制难以匹配国际局势的瞬息万变,重大事件的预警能力和响应速度与深度亟待提升。相较于国际智库的实时推演和动态研判能力,中国的现有体系在舆论战、规则博弈等场景中略显被动。这种敏捷性缺失不仅影响危机处置效能,更制约着全球领导力的主动塑造能力。

03

塑造中国的全球领导力

中国的全球领导力植根于和平发展的历史逻辑与合作共赢的时代需求。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应以“和合共生”为底色,通过“以和为贵”的价值引领、“频繁往来”的互动深化、“循序渐进”的策略智慧、“广结善缘”的关系拓展,从四大维度构建具有东方智慧的全球领导力体系。

以和为贵,构建命运与共的文明对话体系。重塑全球领导力的根基在于确立具有道义高度的价值坐标。需将“和合共生”理念深度融入多边机制建设,推动建立非对抗性文明对话平台,倡导不同制度、文化和发展阶段国家间的平等协商。重点构建“发展权—安全权—文明权”三位一体的价值叙事框架,在国际议程设置中强化普惠性发展议题,将气候变化、数字治理、公共卫生等全球性挑战转化为合作增量。着力培育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观、安全观、文明观的认知共鸣,通过创设全球文明对话指数、制定包容性发展评估标准等制度性工具,将东方智慧转化为可操作的全球治理方案。

频繁往来,打造立体多维的互动网络。全球领导力的维系依赖高频率、多维度的互动体系构建。应建立“政府主导、多轨并行”的交往架构,在战略层面创设常设性政策协调平台,实现主要合作伙伴的年度对话机制全覆盖。推动智库网络化协作,打造跨国联合研究平台,形成知识生产共同体。创新民间交往模式,实施“全球青年领袖伙伴计划”,构建覆盖科技、文化、教育等领域的沉浸式交流矩阵。强化数字外交能力,运用人工智能、元宇宙等新技术构建虚拟互动空间,突破地理限制实现全天候、跨文化沟通。通过机制创新将单向传播转变为双向赋能,在持续互动中培育价值认同。

循序渐进,创设梯度适应的合作路径。全球领导力的拓展需遵循“分层分类、精准施策”的渐进逻辑。建立全球区域发展分级评估体系,根据不同地区发展阶段、资源禀赋和战略诉求,制定“基础型—提升型—引领型”三级合作框架。在战略支点国家推进全要素深度合作,形成示范效应;在新兴市场区域侧重产业链供应链对接,培育共生生态;在欠发达地区聚焦民生项目先行,筑牢信任根基。创新合作模式工具箱,灵活运用“技术转移+本地适配”“投资驱动+能力建设”等组合策略,形成可复制推广的渐进式合作模板。设立动态调整机制,通过定期效果评估优化合作梯度,确保战略推进的可持续性。

广结善缘,编织包容互惠的伙伴网络。全球领导力的延展需要构建多层次、包容性的伙伴关系矩阵。实施“同心圆”拓展战略,深化与战略伙伴的协同联动,创新“议题联盟”“功能伙伴”等新型合作形态。重点突破“中间地带”国家合作,建立差异化利益联结机制,将经济互补性转化为战略互信度。创新南南合作范式,搭建技术共享平台和知识转移中心,将发展经验转化为全球公共产品。强化“第三方市场合作”机制,构建多利益相关方协同网络,将双边合作升级为多边共赢。建立伙伴关系健康度评估体系,通过定期战略对接和利益协调,确保合作网络的韧性与活力。

总之,中国全球领导力的塑造已进入“知”与“行”深度融合的新阶段,区域国别研究作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塑造新型国际关系的基础工程,其深度与广度直接决定中国在全球变局中的主动权,亟须以系统性改革破解“认知赤字”,以创新性思维突破“路径依赖”。

面对大国博弈的复杂性和全球治理的碎片化趋势,中国须以更高站位、更大格局推动区域国别研究的系统性革新,将其从“学术辅路”升级为“战略主干道”,实现从“认知世界”到“塑造秩序”的质变跨越,为全球领导力建设注入源头活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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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阳)成立于2013年1月19日,是重阳投资向中国人民大学捐赠并设立教育基金运营的主要资助项目。

作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人大重阳聘请了全球数十位前政要、银行家、知名学者为高级研究员,旨在关注现实、建言国家、服务人民。目前,人大重阳下设7个部门、运营管理4个中心(生态金融研究中心、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中美人文交流研究中心、中俄人文交流研究中心)。近年来,人大重阳在金融发展、全球治理、大国关系、宏观政策等研究领域在国内外均具有较高认可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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