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观，即人类对生命的认识，是一个与人类起源同样悠久的话题。在古代，人们对生命问题的思索与探讨往往与宗教密切相关。20世纪以来，随着生物学和生命科学的迅速发展，生命研究成为一个极为活跃的研究领域，生命不仅作为一个科学概念被广泛探讨，也受到其他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研究者的广泛关注。跨学科视野下的“生命”研究，有助于推动人们对生命这一综合性概念的认识不断深化和拓展。
生物医药产业的生命政治哲学分析
马中英 韩璞庚
人民群众对生命健康的需求，是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表达，而国家对人民群众生命健康权利的保障，则是最真切、最现实的政治关怀。现代生物技术的发展革新和生命科技的革命性突破，为重大及疑难疾病的治疗创造了全新的可能空间，发展生物医药产业是国家为人民健康生活服务的理性谋划。为了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健康和医疗需求，学术理论界需要从生命政治哲学视角对生物医药产业的资本化风险进行深入研究和批判，为国家在产业风险防控政策制定方面贡献学界智慧。
我国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空间巨大
市场优势明显，创新发展有待开拓。持续向好的经济基础和庞大的人口基数以及老龄化人口结构的国情，凸显了中国强大的生物医药市场优势。然而，明显的市场优势也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美欧日等生物医药科技公司开始并已拓展中国市场；另一方面，我国生物医药科技创新前期基础薄弱，虽然创新速度可观，但国内市场潜力亟须把控，全球市场空间亟待开拓。这些问题的解决都集中于一个核心问题——生物医药科技的创新力。国家需要在持续释放政策红利、坚持集聚高层次人才、优化产业配套要素等方面给予更大支持。
创新活力显现，服务能力有待提升。我国生物医药产业创新活力显现，国家医药行业在生物医药研发等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但是，从宏观层面来看，我国在医药产品成本控制上，核心技术掌控上，医疗服务智能化、多样化实现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国家全民医保政策实施以来，人民群众就医效率得到提高，医疗效果得以提升，但是在大病医疗层面，人民群众的经济负担依然存在，更高质量的治疗愿望仍未实现。
市场规模扩大，资本投资需回归理性。生物医药是个新兴产业，投入巨大，回报周期长。但是，以人的生命健康为服务支点的生物医药产业能够给资本带来丰厚的回报。从2015年开始，生物医药产业得到越来越多资本的关注，市场投资金额稳居行业分布前三强。资本大批量涌入生物医药产业，一方面实现了资本与生物医药产业的深度融合；另一方面，资本投资过热会间接影响生物医药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和资本投资方向需要政府宏观调控。
生物医药产业的资本化风险不可忽视
人类的存在与发展不能成为任何技术、资本的傀儡，人的精神、尊严、身份、命运都建基于人本身的不可侵犯性，但资本的本性就是逐利、增殖，可以通过不断改变增殖路径而实现逐利本性，这种异化的不断发展使其破坏性持续提升，必将给人类造成灾难性后果。而一旦生物技术与资本的结合及商业化介入人的生命存在发展与生命健康过程，并以盈利为主要目标，就可能进一步发展成为生物—生命资本主义。如果不加以限制，资本可能利用生物技术大规模侵入，渗透人生命存在的每个环节，甚至控制人生命的整个过程。如果不及时给予规约，资本将以人的生命为载体榨取利润，人的生命的整个过程就会被资本权力所操控。如果生物医药技术科学单纯为资本盈利而非人的发展服务，那么生物医药技术推动医疗事业的发展以及为人类健康服务的功能将会受到严重影响。生物医药的价格将会为资本市场所操控，人民的生命健康与医疗需求受资本制约。
在现实中，在生物医药产业的经济潜力和健康优势逐渐凸显的同时，生物医药产业的盈利能力也被资本市场看好。生物医药产业一直是风险投资者重点关注的领域，资本市场也是生物技术企业的重要融资平台。但是，生物医药产业发展需要生命政治哲学的理论指导，以充分认识并规避产业发展的资本化风险，坚守为人民群众生命健康与医疗服务的初心与使命。正因如此，人类遗传资源、基因编辑婴儿等公共卫生和生物安全领域出现的新问题已被纳入我国刑法规制范围。
综合防控产业资本化风险
生物医药产业资本化风险的防控，可以从政治方向、风险预判、学术研究等方面展开。在政治导向方面，要坚持政府主导的产业方向，一方面政府要借力资本，另一方面则要规约资本。在总体生产力水平和社会发育程度不够高的现实条件下，必须理性认识资本的作用，一方面尽可能地充分利用当代资本形态，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另一方面要通过制度、法律、政策规范等，对资本的局限、不足和风险进行全面规制、防控。确保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既能激发资本的现实力量，又能在发展价值导向上明确定位，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服务的政治导向。这就要求政府在规划布局上把好政治关，在政策扶持上把好方向关，在项目招引上把好市场关，在项目研发上把好利益关。
在风险预判方面，要成立风险评估机构。生物医药产业投资回报周期长，除了资本市场操控医药产业增加老百姓医疗成本的风险之外，还有资本市场撤资风险、生产风险、产品风险、政策风险等。这就需要政府做到风险预判，成立专业、专门的风险评估机构，建立风险规避机制。成立研发机构，明晰生物医药产业的风险构成。一般认为，生物医药的研发是一个价值发现的过程，在研发阶段，主要存在着资金风险和研发技术风险；在中试阶段，主要存在着市场风险、技术风险和生产风险；在申报阶段，则有政策风险和管理风险；在上市阶段，主要是推广资金风险、营销风险和市场竞争风险。除了上述种种风险之外，还需要加强对伦理风险和道德风险的预判。
在学术研究方面，可成立生命政治哲学研究的专业机构，深化理论研究、强化现实指导。从学科分属的本质来看，科学解决“能不能”的问题，法律解决“准不准”的问题，伦理学解决“该不该”的问题，经济学解决“投入与产出”的问题，而生命政治哲学则致力于规约政府“政策制定”等问题。在上述一系列过程中，作为哲学学科分支的生命政治哲学关注国家对待人民生命健康、生命安全以及生命存在与发展相关事务的政治态度与制度安排，包括国家治理的思想、导向、价值以及在其支配下的行动、制度、政策等，主张将人的生命权益作为最根本、最首位的权益去维护。因此，成立综合多个学科的生命政治哲学研究机构，并将其建设为发展生物医药产业的“智囊团”意义重大。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当代全球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原因与趋势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19ZDA022）、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生命政治理论建构研究”（22MLB001）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徐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江海学刊》杂志社）
生命科学哲学研究持续深化
王光示
生命及其本质和运行规律，是人类普遍关心的话题，是近代以来生命科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在当下的科学研究领域，人类对生命的探索不断取得新进展，并超越地球进入更广阔的太空。2022年，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在“隼鸟2号”小行星探测器带回的岩石样本中，发现了20多种氨基酸，这也是人类首次在地球外确认氨基酸的存在，引发了大量关于外星生命的讨论。包括地外生命在内，人类对生命进行的研究从未停息，由此诞生的生命科学已有150多年的发展史。在此过程中，强调生命科学的特异性并对生命进行哲学层面的深度反思，有助于人们更深入地认识生命及其本质，从而回答好生命是什么等具有根本性意义的哲学问题。
科学哲学研究出现新范式
在哲学视角下，生命的本质是什么？生命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是什么？如何从哲学层面看待生命系统的运动形式？以不同学科的自然科学知识为基础，得出的理论和观点是迥异的。传统的理论试图把生命运动经过逻辑还原，归结为物理—化学运动，这是一种物理学哲学的还原论观点；不同于还原论，持系统论观点的人们主张用系统的观点考察生命系统的有机运动。从学科发展历史看，科学哲学的产生与在近代科学中处于强势地位的物理科学的飞速发展密切相关，因而传统科学哲学把物理科学作为科学标准范式。而对生命进行的哲学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对科学的理论结构、解释方法的物理主义看法，使生命科学哲学成为科学哲学发展的新思潮，为当代科学哲学发展注入了新动力。
科学视域下人们对生命认识的深化与近代以来生物学和生命科学的发展密切相关，在此之前，科学哲学的基础理论和核心概念曾长期囿于逻辑学、数学和物理学领域，生命不是科学研究者的核心议题——时至今日，物理主义仍然是哲学界的主流基础理论。但不可忽视的是，从孟德尔发现遗传学基本规律算起，已经有150多年发展史的生命科学使物理主义的基础地位发生了深刻变化。20世纪中叶DNA双螺旋结构被发现，生命科学蓬勃发展，为生命科学哲学的兴起奠定了基础，随之在20世纪60—70年代，生命科学哲学兴起并迅速发展，成为科学哲学研究的前沿和热点，一些研究凸显出哲学基础理论层面的意义和价值。
20世纪末以来，国内学界对生命科学哲学的研究迅速发展，生命科学哲学的定义逐渐明确，探索生命科学成果的哲学意蕴及研究生命科学的理论结构、概念框架、解释模式、一般方法等问题，成为其基本学科含义。将生命科学哲学看作关于生命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这是一种严格或者狭义的定义，仅把它视为科学哲学的一个分支或生物学哲学。在更广泛的意义上，科学哲学被从事生命科学哲学研究的哲学家们视为科学哲学的新范式，而系统科学则成为生命科学哲学理论背后的元理论。作为高度复杂、综合的学科，生命科学具备科学新范式的特质，因此有学者认为，生命科学内在的整体性质使得它比任何其他学科对自身研究对象的理解都更加接近对象的真实，生命科学哲学将引领科学图景向“科学新范式”转变。
当代生命科学哲学研究迅速发展
在科技领域，分子遗传学、分子生物学和基因生物技术不断发展，为人类健康和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并引起了国内外学者浓厚的研究兴趣，推动着当代生命科学哲学研究的迅速发展。以赫尔、鲁斯、迈尔、罗森伯格等为代表的国外学者，从20世纪70年代起撰写了一系列关于生命科学哲学的专著。国内学界近年来对这一问题的探索和研究也持续深入，共同推进着生命科学哲学研究不断深化。其中，合成生物学是一个新兴的生物学研究领域，具有颠覆传统生物学整体面貌的力量，学界围绕合成生物学展开了多方面的哲学探讨，也存在诸多争论需要进一步深化。
合成生物学的发展与基因编辑等技术的发展紧密相关。类似于信息技术中的集成电路制造，合成生物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生物基因，合成生物学技术能够创造或改写基因组，并将生物模块和原件等“生物砖”进行拼接组装，让生命表现出预期的行为、完成预定的工作。在合成生物学家那里，可以“从无到有”，通过修改基因组从无生命的物理化学物质制造出新的生命或生物——这对宇宙学视角下生命从“无生命”物质演化产生的方式以及人们对“生命”这一概念的传统认知形成了巨大挑战。
这样的科学研究工作具有令人振奋和令人恐惧的正反两方面能力，其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体现在哪些方面？在本体论上，合成生物学的产物是否有生命、是生物还是机器？有生命和无生命之间的区别是什么、如何定义生命？在认识论上，人应该如何认识生命？在伦理学层面，反对合成生物学的观点和声音应该如何对待？由合成生物学带来的一系列问题，迫切需要从哲学层面给予研究和回应。
合成生物学问题，是生命科学哲学研究受到高度关注、凸显深刻价值的代表之一。对这样的问题从科学层面对生命进行哲学反思，亟待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生命是蛋白体的存在方式，这种存在方式本质上就在于这些蛋白体的化学成分的不断的自我更新。”这是19世纪70年代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以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提出的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定义，时至今日，生命本质与生命如何定义问题一直与不断革新的科学技术、不断发展的生命科学前沿进展密切关联，人们至今也没有得出一个关于生命本质的终极哲学定义，这反映了生命研究不断发展、不断开拓创新的趋势。
当前，分子生物学、复杂性科学、个体信息论不断取得新进展，拓展了人们对“生命”的理解。从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的整体论哲学思考到近现代化整为零的分领域的科学探究，再到重新重视整体性的深入探究，这正是人类求知策略的辩证的否定上升过程。未来，人类对于生命及其本质和运行规律的探索必将不断发展和深化，在这一过程中，哲学层面的观照和思考是不可或缺的。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哲学学院）
当代中国生命伦理学的理论资源
王富宜
生命科学技术的诸多创新与发明，挑战了传统的生命观念。为了解决生命科学技术发展与道德伦理之间的两难问题，对于生命的反思等不断深入和发展，逐渐形成了生命伦理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生命伦理问题和价值偏向上有着独特的理论框架和核心价值体系。其中，汉传佛教伦理对身体、疾病、性别、生死等有一套源远流长并且影响深远的理论逻辑和话语体系，是中国本土生命伦理学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将生命伦理学作为研究佛教的新视角，在赋予佛教研究新活力的同时，也能丰富中国生命伦理学的理论建构。
生命伦理研究的独特资源
佛教生命伦理的形成始终围绕构成生命的身心关系以及身心与社会关系问题，是当今进行生命伦理研究的独特资源。在身心关系中，佛教不断深化对于心的认识，奠定了佛教以心性生命为核心整合的生命理论体系；同时，佛教之身心关系也不断适应本土文化，尤其是在舍身的同时注重修身，以日常生活行为规范模塑新式生活方式，并由此带来了不同以往的风俗与生活样式。
在生命伦理原则上，佛教生命伦理是平等和慈悲所呈现出的付出、关爱和给予，以“四原则”为代表的西方生命伦理原则体现的是权利、利益所呈现出的公平、正义和权利，这是两种不同的道德思考方式。前者侧重相互关系，后者侧重个人自主；前者侧重慈悲关爱，后者侧重遵守原则；前者侧重关系决策，后者侧重整体考量。
在议题上，佛教生命伦理围绕生、老、病、死四个生命历程展开，涵盖了现代生命伦理讨论的各种问题，体现为对人的现世生命、生存和生活的关注、关爱和关怀，既有对现世生命的消解，又有涅槃彼岸超拔的路径与意趣。因此，其生命伦理思想是建构在空性基础之上的实相，是生死与涅槃之间、色身与法身、权病与实病、因与果、有与无、体与用之间的张力和谐。
在实践上，体现出多元面向，主要通过丰富的戒律体系和仪式体系得以呈现。戒律具有细密规范和严格执行程序，在内容体系上包括五戒、十善、四摄、六度；在修行阶段上又可分为摄律仪戒、摄善法戒、饶益有情戒；既有身戒、又重心戒。正是在多种多样的仪式中，生命的承接、延续、平等、发展与超越等佛教生命伦理思想，得到充分的实习和演练，从而沟通世俗世界与神圣世界，整合理性与情感，衔接私人和公共，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寺庙所从事的医疗照护活动来看，公共性是其中突出的特征，患者从以士人为主到以民众为主，医疗照护的范围从上层社会不断深入到下层社会。对于生老病死等问题的关切，涵盖身体伦理、性别伦理以及死亡伦理等诸多方面，具有显著的功能性特征。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当下的佛教生命伦理思想研究，现实指向是为现代生命伦理难题提供理论资源，但不可忽视佛教生命伦理思想应用到具体生命伦理难题之时呈现出的复杂性。佛教生命伦理思想的提炼并不意味着能够马上解决当下生命伦理道德困境。
推动理论阐发与转化
深入考察佛教生命伦理思想，揭示其历史图景与现代价值，反思其中的理论张力和实践弊端，可以彰显其在生命伦理维度上的独特性、完整性和多样性，为构建当代中国生命伦理学提供理论资源，从而更好地阐发当代中国生命伦理思想的独特价值和未来发展趋势。以此为目标对佛教生命伦理思想进行进一步研究，应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理论回溯，以生命伦理学的视角回溯佛教在中国发展的历史轨迹，重点对组成人的生命概念的身心二者之关系以及身心关系与中国本土文化的适应的逻辑予以说明。在此基础上，对佛教生命伦理思想的伦理学理论根基进行剖析，从理论根源上解读汉传生命伦理思想对于道德主体、道德行为、道德结果以及道德责任等的界定和分析。
观点凝练，通过细致深入的理论分析，挖掘佛教生命伦理思想的理论根基，凝练出佛教生命伦理之平等和慈悲原则，进而以西方生命伦理学“四原则”为对照揭示佛教对“四原则”的理解与回应，并尝试回应生命伦理“四原则”之理论困境。
议题分析，按照生命历程之生老病死重要生命节点的关怀，遵循对生命、身体、疾病和死亡的结构框架进行讨论，理解和挖掘生命的本质、身体的审视、疾病的治疗和死亡的对治，明晰佛教关于生命历程和生命价值的要义。
实践展开，从戒律的规范条文和仪式的综合表达两个层面全面把握佛教生命伦理思想的展开和行动，探究戒律和仪式如何铸造伦理模式和实践伦理行为，并通过实践内化于心，实现从个体到群体、从私人到公共的转化。
社会呈现，以僧传中的僧人和寺志中的寺庙记载为分析材料，对僧人和寺庙对于医疗、护理、康复、临终关怀的参与活动为中心，分析佛教生命伦理思想逐渐深入社会的模式与过程。
信仰承载，以药师信仰为案例对药师信仰的形成历史及其所蕴含的生命伦理的理论、涉及的生命伦理议题以及所践行的戒律仪式方式进行了深入考察，揭示药师信仰如何承载民众对生命伦理思想的心理需求与行动落实。
现实观照，将人体器官捐赠、基因编辑等具有代表性和前沿性生命伦理难题纳入研究视域，探究佛教生命伦理思想在这些问题上的基本立场和重要观点，运用佛教生命伦理思想对现代生命医疗技术进行伦理审思。
总之，作为当代中国生命伦理学理论资源的佛教生命伦理思想孕育在佛教中国化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思想内容丰富、实践方式多样，其优秀因素能够在当代生命伦理议题中得到广泛借鉴和运用。在构建当代中国生命伦理学的过程中，既要主动回应西方哲学伦理学议题的挑战，又要赓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有益思想资源，在开放中实现思想交流，在对话中彰显当代中国生命伦理学的特色。
（本文系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大项目“汉传佛教生命伦理思想的传统解读与现代诠释”（2023SJZD113）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东南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