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1月2日，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员、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南亚研究中心主任刘宗义在观察者网发表文章指出，中国企业需要磨练如何与印方合作实现互利共赢且绝不吃亏的本领。现将全文发布如下：
近日，僵持已久的中印边境问题进展迅猛：中印双方通过外交和军事渠道，已就边境有关问题达成解决方案，双方一线部队正在有序推进落实工作。
如按照印度军方人士的说法，中印双方部队已在“拉达克”东部实控线沿线的德普桑和德姆乔克平原两个“摩擦点”脱离接触，拆除了临时哨所，后续将在地方指挥官一级讨论脱离接触后的恢复巡逻问题。在10月31日，两国士兵还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上的5个边境人员会晤点（BPM）互赠糖果，以庆祝印度传统节日——排灯节。
▲10月31日排灯节，中印士兵在中印边境西段喀喇昆仑山处交换糖果。
中印关系在经历了长达四年多的僵局之后，在一定程度上出现回暖。但是可以预见，要恢复到2016年之前的状态几乎是不可能的。
分歧仍在
10月22日至24日，金砖国家峰会在俄罗斯喀山举行。这次峰会最大的亮点是中印两国领导人时隔五年举行正式会晤。也可以说，这次莫迪之所以参加喀山金砖峰会，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和习近平主席举行会晤，其次才是宣扬印度的主张，并给普京捧场。
而在两国领导人会晤之后中印两国各自发表的声明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出两国的分歧仍然存在——虽然两国在声明问题上肯定有过协调，有共同之处，但分歧仍然是比较明显的。
从中方发表的声明中可以看出，中方更加注重大局观，认为中国和印度同为文明古国、发展中大国、全球南方重要成员，都处在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强调发展是中印两国当前最大的“公约数”。双方应该继续坚持中印“互为发展机遇、互不构成威胁”、“是合作伙伴而非竞争对手”等重要共识。两国应肩负起国际责任，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作出表率，为推动世界多极化、国际关系民主化作出贡献。
而印方发表的声明实际上主要强调了两点。
一是强调妥善处理分歧和争端，不让其扰乱和平与安宁的重要性。也就是说，印方仍然坚持边界问题是两国关系中的首要问题，并且坚持边界问题与双边关系其他方面挂钩的做法。
从1988年拉吉夫·甘地访华，到2003年瓦杰帕伊访华，中印两国实际已达成共识，即边界问题与双边关系的其他领域脱钩。2020年加勒万冲突之后，印度外长苏杰生倒行逆施，又将边界问题与双边关系重新挂钩，以作为向美西方显示印度在遏制中国方面决心和凸显印度重要性的一个抓手。那么，四年多过去了，这一问题仍然没有解决。
二是印方强调中印两国之间稳定、可预测、友好的双边关系有助于一个多极化的亚洲和一个多极化的世界。
对于所谓印方“多极亚洲”和“多极世界”的说法，中方从未反对，因为我们希望实现多极世界秩序，而且也不认为中国是亚洲唯一大国。但我们需要认识到，印方的这一说法是有深刻内涵的：
首先，印度认为“多极亚洲”应是“多极世界”的前提，也就是说印度在亚洲必须和中国平起平坐，不允许中国成为亚洲主导国家，如果中印实力差距过大，那么印度就要联合其他国家一起制衡中国；
其次，印度作为亚洲一极，将是南亚地区的霸主，南亚和印度洋地区是印度的势力范围，中国不能染指，不能和南亚其他国家开展密切合作，否则就是侵犯印度的战略利益。
当然，中印之间这次也达成了很多共识。其中较为引人注目的一点，是莫迪提出要发挥好两国边界问题特别代表会晤机制作用，共同维护好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寻求公平合理的解决方案。同时两国外长和各层级官员开展对话，推动两国关系早日重回稳定发展轨道。习近平主席对此表示赞同。
但是总体而言，即使只从两国不同版本的声明来看，两国关系要恢复正常，仍然面临重重阻碍。
影响两国关系的三重因素
实际上，从过去四年多的经历来看，中印关系之所以陷入僵局，主要受到三方面因素的影响：
一是中美战略竞争，这使得印度认为它的战略机遇期到来了；
二是印度国内的印度教民族主义政治经济社会议程，具有严重的外溢性，对印度周边几乎所有国家都造成了冲击，其中对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影响最大，中国成为莫迪政府鼓动其国内民族主义情绪的一个主要抓手；
三是个人因素，主要就是印度外长苏杰生极端亲美反华，希望推动美印结盟共同遏制中国。加勒万冲突之后，他将中印边境问题重新与两国关系的其他方面挂钩，并提出发展两国关系的前提是将边境局势恢复到所谓2020年4月之前的状态。苏杰生相当于给中印关系挖了一个陷阱，他自己已经跳不出来了，当然他可能也不想跳出来。
过去四年中，中国一直主张中印双方应通过外交谈判，互谅互让地解决边境问题，但印方——特别是苏杰生一直坚持中方应首先将边境局势恢复到所谓2020年4月之前的状态，使中印关系一直陷于僵局。
转机
近期印方之所以同意解决这一僵局，与印度面临的内外压力密切相关。
从去年开始，印度在继续与美西方协调围堵、遏制和排挤中国的同时，也对中印关系的僵持局面感到不安，认识到其国家利益因此受损，因而也在寻求改善与中国的关系。
我在去年年底和今年4月初曾两次受邀访问新德里，当时印方战略界高层所传递的信号非常明确，表示要改变对华签证政策，恢复两国直航，加强智库与人文交流，希望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中印关系，摆脱两国关系僵局。
今年4月10日，美国《新闻周刊》发布了对印度总理莫迪的采访报道。莫迪表示，印中关系稳定至关重要，印度和中国需要“抓紧解决”两国旷日持久的边界问题，通过外交和军事接触“恢复和平”。印度总理莫迪在大选前亲自发出类似信息，表明印方改善双边关系的心理较为急切。
印方之所以希望改善中印关系，主要有如下原因：
一是中印边境西段对峙近4年来，印方面临巨大军事压力和后勤压力，被迫在军备和基建方面投入巨额资金，财政不堪重负，同时也影响了其南方海洋的投入。
印方精英对中国社会日益增长的反印情绪感到担忧。对于印方在藏南等地的挑衅，中方反击态度坚决，两国边境对峙局面有向东段及全线蔓延趋势，印方比较紧张。
二是美西方与印度之间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不断激化。去年发生了阿达尼被收割、美西方锡克人独立游行等事件，美加锡克人遇刺事件一直延续到今年，酿成外交事件。
而自去年中美元首旧金山会晤以来，中国与欧美恢复了对话与谈判，澳韩等对华关系回暖，中俄战略协作进一步加强；同时中国对包括印度周边在内的全球南方外交力度加大，印方感到压力很大，非常担心被孤立。与中国缓和关系，将有利于印度扩大其外交回旋余地。
三是印方认为美日印澳四边机制等遏华联盟已经形成，中美战略竞争进一步深化，印度希望趁机大力发展经济。
为赢得下次大选，莫迪第三任期施政重点在于提高印度经济发展速度，创造更多就业。虽然美国许诺向印度投资并转移技术和产能，但口惠而实不至。印方认识到，要想实现工业化，还得承接中国的产业转移，许多产业进一步发展还需要中国工程技术人员的协助。
在此问题上，莫迪政府受到来自商业界的巨大压力。印方高层对在只有智能手机产业建立较完整产业链之后，就过早对在印中国企业实行“卸磨杀驴”的政策感到后悔。为了实现对中国产业的赶超和替代，印度希望缓和双边关系，在印度需要的一些领域放开中国投资，解决中国技术人员签证问题，让中国继续帮助印度发展经济。这是印方希望缓和中印关系最现实的因素。
但苏杰生无疑成为中印关系缓和的一个障碍。
今年7月15日，莫迪将前驻华大使唐勇胜从国家安全副顾问的位子上提拔为外交秘书，相当于常务副部长。这一人事变动是莫迪在筹划改善对华关系方面的重要一步。因此，在喀山会晤前，是唐勇胜首先出来宣布两国已就边境实控线巡逻达成协议，苏杰生第二天才出来宣称边境地区已恢复到所谓2020年4月之前的状态。在喀山会晤时，莫迪提出要发挥好两国边界问题特别代表会晤机制作用，就是希望多瓦尔和唐勇胜在中印关系改善过程中发挥更大作用。
从这个方面来看，苏杰生似乎被边缘化了。
把握本质，见机行事
虽然中印关系会在一定程度上得以缓和，但中印战略竞争态势很难改观。
印度战略界已就印度崛起的大战略达成共识，就是在全球大变局的背景下，借助中美地缘战略竞争，利用“印太”战略拉住美国、遏制中国，推动全球产供链向印度转移，实现印度经济腾飞和大国崛起。印度希望乱中取势、趁乱崛起，实现其“多极亚洲、多极世界”的目标。为此，印度将继续在南亚和印度洋地区排挤中国影响力，与中国争夺全球南方话语权。
当前，莫迪政府不过是在策略方面进行了一些调整。中国学者对此心知肚明，但中方并不担心印度有朝一日又突然在边境地区发难。如果那样，印度将遭受比加勒万流血冲突更加严重的挫败。
中方还是希望将印度作为发展伙伴，在发展合作中让印方真正理解中印关系的本质是两个14亿多人口的相邻发展中大国如何相处的问题，让印方真正认识到与中国保持良好关系对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
但在此过程中，中国企业需要磨练如何与印方合作实现互利共赢且绝不吃亏的本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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