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2025年中国经济面临内外双重压力的背景下，关于如何实现5%经济增长目标的讨论持续升温。经济学家余永定提出的“通过财政扩张推动基建投资”的主张，引发了学界和政策界的广泛争议。这一观点既是对2008年金融危机后政策经验的反思，也是对中国当前经济困境的应对思路。然而，在出口动能减弱、消费复苏乏力、债务风险隐现的复杂环境下，中国是否需要重走“基建刺激”老路？如何平衡短期增长与长期结构优化？这些问题亟需系统性分析。
一、余永定主张的核心逻辑与现实依据
1. 增长动力缺失下的政策选择
余永定指出，当前中国经济增长面临“三重挤压”：
出口动能衰减：2024年净出口对GDP贡献1.5个百分点，但2025年一季度50%的出口增速源于美国关税预期下的囤货效应，全年贡献可能骤降至负值。
消费内生动力不足：居民收入增速放缓、房价下行与股市波动削弱消费能力，2024年最终消费占比56.2%，但增速仅4.6%，难以对冲出口缺口。
房地产与制造业投资疲软：2024年房地产投资下降10.6%，制造业投资虽保持9.2%增长，但难以独立支撑资本形成需求。
在此背景下，余永定认为基建投资是唯一能够快速填补需求缺口的变量。其逻辑基于两点：
乘数效应显著：基建投资可直接拉动就业与相关产业，2022年基建投资增速11.5%曾带动GDP增长1.3个百分点。
政策空间尚存：2025年预算赤字率目标4%，为2008年以来最高，中央政府债务率（61%）远低于美日等国（120%-260%）。
2. 对“产能过剩”的再定义
余永定反对将产能过剩简单归因于投资过度，主张区分周期性过剩与结构性过剩：
周期性过剩：可通过需求刺激（如基建）暂时缓解，例如钢铁、建材等行业在基建热潮中需求回升。
结构性过剩：集中于低效产能（如部分传统制造业），需通过产业政策引导技术升级与产能出清，而非全面紧缩。
这一观点得到官方媒体支持，《中国经济周刊》曾刊文强调：“扩张性财政政策需与供给侧改革结合，避免一刀切去产能”。
二、争议焦点：财政扩张的潜在风险与替代路径
1. 债务可持续性担忧 尽管中国宽口径政府债务率（117%）低于发达国家，但结构性风险不容忽视：
隐性债务压力：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占GDP比重达56%，部分省份债务利息覆盖率已低于1。
挤出效应风险：2024年基建投资中，政府资金占比超60%，可能挤压民间投资空间，2023年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仅2.3%。
2. 资源配置效率争议 历史经验表明，大规模基建投资易陷入“低水平重复”陷阱：
2008年“四万亿”教训：部分项目（如高铁网络）虽提升长期竞争力，但钢铁、光伏等行业产能利用率一度跌破70%。
新基建的边际效益递减：5G基站、数据中心等新基建项目平均投资回报周期延长至8-10年，需警惕“重建设轻运营”问题。
3. 消费驱动的替代方案 部分学者主张将政策重心转向消费端：
收入分配改革：通过个税减免、社会保障扩容（如医疗、教育）提升居民边际消费倾向，2024年消费倾向系数已降至66%（2019年为70%）。
房地产政策松绑：降低首付比例、放宽限购可释放约2.8万亿元的潜在消费需求。
三、政策平衡：构建“财政扩张+结构性改革”的协同框架
1. 基建投资的精准化与市场化
聚焦“有效投资”领域：优先支持城市群交通一体化（如长三角地铁网络）、新型电力系统（特高压、储能）、粮食安全设施（高标准农田）等兼具短期刺激与长期效益的项目。
创新融资模式：扩大REITs试点范围，吸引社保、险资等长期资本参与；推广PPP模式，将政府债务占比控制在3%以内。
2. 产业政策与市场机制的互补
产能过剩治理：对钢铁、煤炭等传统行业实施“环保+碳交易”约束，同时通过税收优惠引导企业向新能源汽车、绿色化工转型。
技术攻关支持：设立专项基金突破芯片、AI等领域“卡脖子”技术，避免基建投资挤占创新资源。
3. 财政政策的组合拳
扩大赤字与债务置换并行：2025年新增专项债额度或达4.5万亿元，同时推进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置换，降低利息负担。
消费刺激工具创新：发放“数字人民币消费券”（定向家电、文旅领域），试点“负所得税”制度（月收入低于5000元者补贴差额）。
四、历史镜鉴与全球比较
日本教训：1990年代“财政刺激+货币宽松”组合导致债务率突破260%，但未能扭转通缩螺旋。
德国经验：通过《工业4.0》提升全要素生产率，2008年后制造业投资占比稳定在22%，实现“高质量增长”。
中国需汲取两者经验，在刺激规模（建议占GDP 3%-4%）与结构优化间寻求平衡。
结论：增长目标的政治经济学
余永定的主张折射出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深层矛盾：在“发展是硬道理”与“防范系统性风险”之间，在“政府主导”与“市场决定”之间，政策天平需要动态调整。2025年的5%增长目标不仅是经济任务，更是政治承诺——它关乎就业稳定、社会信心与国际地位。实现这一目标，既需要基建投资的“及时雨”，更离不开消费升级的“长效药”与产业升级的“强心剂”。唯有在短期纾困与长期改革间找到最优解，才能避免重蹈“刺激-收缩”循环的覆辙，真正迈向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