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市井幌子：视觉符号里的商业基因
 
商周时期，“廛人掌市，辨其物”的记载揭示了早期实物陈列广告的雏形。至唐宋，随着商品经济繁荣，“幌子”成为最具代表性的广告形式。《清明上河图》中，“孙羊正店”的酒旗高悬汴河岸边，旗面以醒目的文字标注店名，配合店小二的吆喝，形成“视觉+听觉”的立体传播。这种幌子不仅是商业标识，更暗含行业规范——药铺悬挂“杏黄旗”源自董奉“杏林春暖”的典故，以文化符号传递“悬壶济世”的诚信理念；米铺则将斗、升等量具陈列店前，直观展现“足斤足两”的经营原则，成为农耕社会“诚信为本”价值观的视觉投射。
 
明清时期，幌子的形制与寓意更加丰富。绸缎庄以“万匹锦缎”的实物堆叠展示货源实力，当铺以“当”字大匾配合铜钱图案强化行业属性，甚至连青楼也以“翠云楼”等雅致匾额区分档次。这些幌子通过图案、文字与实物的组合，在没有现代媒体的时代，高效传递商品信息，构建起早期的“品牌识别系统”。
 
二、诗词吆喝：文学与商业的奇妙联姻
 
当幌子在视觉层面吸引眼球时，口头叫卖则以声音渗透市井生活。从《诗经》中“氓之蚩蚩，抱布贸丝”的原始吆喝，到宋代“卖花声里梦魂轻”的诗意叫卖，商贩们将商品信息编成朗朗上口的韵律语言。清代《燕都杂咏》记载：“沉李浮瓜浸冷冰，树荫如盖最多情。一声吆喝人何处，三十六桶凉水冰。”寥寥数语，将夏日商贩叫卖冰水的场景刻画得生动鲜活，这种“叫卖诗”既传递商品信息，又赋予广告文学美感。
 
文人参与广告创作更让吆喝升华为艺术。杭州“胡庆余堂”创始人胡雪岩将“戒欺”二字刻于匾额，配合“采办务真，修制务精”的广告语，将儒家伦理融入商业传播；明清时期，书商为推销话本，常请文人撰写“书评式”吆喝，如“开卷即惊，拍案叫绝”等短句，类似现代“带货文案”。这种将诗词歌赋与商业促销结合的方式，既满足了市民阶层的文化消费需求，又提升了广告的传播力与记忆点。
 
三、道德背书：农耕文明下的广告逻辑
 
中国古代广告的核心诉求是“取信于市”，而“信”的根基源于儒家伦理。明代《南都繁会图》中，“万源号”绸缎庄以“本号自置机抒，选办绸缎”的标语强调货源可靠；清代北京“王麻子剪刀”以铁匠铺实景招牌展示制作工艺，用“货真价实”的承诺占领市场。这种以道德为核心的广告模式，本质是农耕社会“熟人经济”的延伸——商家依赖本地口碑维持客源，广告传播局限于市集、街巷等物理空间。
 
值得注意的是，古代广告中的道德表达并非抽象说教，而是通过具体场景落地。如中药铺常以“修合无人见，存心有天知”的对联自勉，既向顾客传递诚信经营的理念，又约束店员的职业操守；茶馆悬挂“客来敬茶”的匾额，将礼仪文化转化为服务承诺。这种“伦理先行”的广告逻辑，使商业行为与文化价值深度绑定，形成独特的东方商业文明特质。
 
四、传统智慧的现代回响
 
古代广告中的视觉符号与价值理念，至今仍深刻影响着现代营销。“同仁堂”延续“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的古训，将传统广告中的诚信精神转化为品牌核心竞争力；白酒品牌以“古法酿造”为卖点，本质是对古代“工艺展示”广告形式的现代演绎；甚至现代广告语“车到山前必有路，有路必有丰田车”的韵律感，也暗合古代叫卖诗的创作逻辑。
 
从文化遗产角度看，北京“吆喝”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苏州博物馆收藏的清代“酱园”广告砖雕，均见证了传统广告的文化价值。在数字化时代，重新审视这些古老的传播智慧，不仅能为现代品牌注入文化厚度，更能让我们在“流量至上”的商业环境中，重拾“以信立市”的本质追求。当电商平台的直播带货重现“口头吆喝”的互动魅力，当国潮品牌用传统纹样重构视觉符号，中国古代广告的文化密码，正以新的形式续写着商业与文明的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