颍水与汝水：儒道交织的文化基因
愚谷禅师在《自题诗》中开篇即以“家居汝颍，淮西之滨”点明故乡的文化底色。颍水与汝水，不仅是地理的坐标，更是儒道思想的交汇之地。颍水孕育了老庄的玄思与许由的隐逸传统，汝南郡则承载着孔子的足迹与儒家济世的理想。诗中“耕读如志，曲肱浮云”一句，既暗含儒家“耕读传家”的入世情怀（《论语》有“曲肱而枕之”之典），又融入了道家“浮云”般超然物外的姿态。这种矛盾的交织，恰似颍水与汝水的合流，既滋养了诗人的精神土壤，也埋下了他成年后“济世不得，遁彼桑门”的伏笔。
儒家“大道丧衰，忧心如焚”的忧患意识，与道家“无生无灭，垢净双泯”的虚无观在此碰撞。诗人以“遁彼桑门”为出路，看似割裂了儒道的羁绊，实则禅宗的圆融智慧悄然登场，禅宗从不否定世俗的价值，而是以“空性”超越二元对立。正如白居易在《题道宗上人十韵》中所言：“以诗为佛事”，愚谷禅师的文字本身便是对儒道矛盾的诗意消解。
禅宗素有“以出世心行入世事”的传统，这与愚谷禅师诗中“世外野僧，唯酒是饮”的狂放姿态不谋而合。诗中“色即是空，快活绝伦”一句，既是佛家“缘起性空”的哲学表达，又暗含庄子“逍遥游”的自在境界。禅宗强调“不立文字，教外别传”，而诗人却以文字为舟筏，将儒家的济世理想、道家的自然观与佛家的空性智慧熔于一炉。
“无生无灭，垢净双泯”是典型的禅宗语言，指向对“分别心”的破除。儒家忧患“大道丧衰”，道家追求“无为而为”，在禅者眼中皆是“月波天心”的倒影。这种融合，恰如高僧寒山所言：“有路不通世，无心孰可攀”。诗人以禅者的视角，将儒道的矛盾转化为对生命本质的叩问——入世与出世，不过是同一心性的不同显化。
诗中“唯酒是饮”“痛必倾樽”的恣意之举，看似与佛教戒律相悖，实则是禅宗“破执”精神的极致表达。佛家戒酒本为断除贪嗔，但禅宗更重“心戒”而非“形戒”。如契此和尚的《插秧诗》云：“退步原来是向前”，愚谷禅师饮酒的狂态，恰似济公“酒肉穿肠过”的机锋，以悖逆的形式彰显对“法执”的超越。
“不见刘伶，踽踽孤魂”一句，更将饮酒的意象推向文化史的纵深。刘伶作为魏晋名士，以醉酒反抗礼教，其“死即火焚”的决绝，与诗人“赤赤条条，来去无痕”的禅悟形成互文。酒在此处，既是文人放达的符号，也是破除我执的媒介。禅宗所谓“无心恰恰用，用心恰恰无”（法融《答用心时偈》），愚谷禅师以酒为剑，斩断了世俗伦理与宗教戒律的桎梏，直指“了却勾当”的生命真谛。
诗的结尾“月波天心”，以一轮明月照彻万川，象征三家思想的终极归一。儒家如月之明，照亮人伦秩序；道家如月之清，映照自然本真；佛家如月之空，包容万有而无执。愚谷禅师以禅者的通透，将儒家的忧患、道家的逍遥与佛家的空寂，融为“赤赤条条”的本然状态。
这种圆融，亦暗合儒释道“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的传统理念。诗人早年受汝南儒家文化的熏陶，中年因“济世不得”转向禅门，最终在“色即是空”的顿悟中，消解了入世与出世的界限。如白居易在《郡斋暇日忆庐山草堂》中所写：“身老同丘井，心空是道场”，愚谷禅师的“月波天心”，正是儒释道三家在心灵深处的共鸣。
《自题诗》是一首儒释道的三重奏，更是一曲禅者的生命独白。颍水与汝水的文化激荡，最终汇入禅宗的智慧之海。饮酒的狂放、遁世的决绝、月下的澄明，皆成为诗人超越文化藩篱的舟楫。在“赤赤条条，来去无痕”的终极境界中，儒家的责任、道家的自由与佛家的解脱，不再是矛盾的枷锁，而是同一轮明月下的粼粼波光。
或许，真正的禅者从不拘泥于文化的标签。他们如愚谷禅师般，在儒释道的河流中撑起独木舟，以诗为桨，以酒为歌，最终抵达“无生无灭”的彼岸，那里没有学派之争，唯有月波天心，亘古长明。
附一一
自题诗
家居汝颍，淮西之滨。
汝宁毓秀，兹地斯文。
耕读如志，曲肱浮云。
大道丧衰，忧心似焚。
济世不得，投彼桑门。
世外野僧，惟酒是饮。
邀月诵诗，痛哉倾樽。
一苇自纵，御风乾坤。
蓑衣江渚，独钓寒津。
今夕何夕？快活绝伦。
不见刘伶，泪泫洒襟。
道哭途穷，死即火焚。
无生无灭，垢净双泯。
赤赤条条，不染纤尘。
了却勾当，月波天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