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传统的认识里，一年开头的第一天不是正月初一，而是冬至。

这一天阳气由地心开始上升，又称“一阳”。“蛾眉亭上，今日交冬至。已报一阳生，更佳雪、因时呈瑞”。“冬至一阳初动，鼎炉光满帘帏。五行造化太幽微，颠倒难穷妙理”。“新阳后，便占新岁，吉云清穆”。“一气先通关窍，万物旋生头角，谁合又谁开”。“子月风光雪后看，新阳一缕动长安”。“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阴冰莫向河源塞，阳气今从地底回”。“冬至子之半，天心无改移。一阳初动处，万物未生时”。“一杯新岁酒，两句故人诗”。这些诗词句子体现着古人对冬至及天道人事的认知。冬至过后，小寒与大寒之间是二阳，三阳专指立春这一天。三阳开泰，指的是从12 月 22日(前后)到 2 月 4日(前后)，阳气上升运行四十五天后浮出地表，润泽万物生长，普降吉瑞。中国古人对一年里首日的定位，和西方的“元旦”相差约十天，这和东西方地理位置的差异有关，中国古人是站在黄河流域，确切地讲是站在渭河流域，仰观天象俯察地理得到的结果。是不是比西方更科学不敢讲，但这种认识是有充分科学依据的。

汉武帝颁行“太初历”之前，古中国地大物博，使用过六种历法，即“黄帝历”“颛顼历”“夏历”“殷历”“周历”和“鲁历”。“六历”最大的区别是岁首正月设置的不同，其中仅有“夏历”的正月与今天一致。“黄帝历”“周历”“鲁历”均是指冬至所在的月，即今天农历的十一月为正月。“殷历”的正月是今天农历的十二月，即腊月。秦朝大一统后，施行“颛顼历”，岁首正月为冬至前的一个月，即今天农历十月，也不叫正月，称“端月”。《史记》和《汉书》中，凡涉及纪年，均以十月开始即是这个原因。

中国皇帝以年号纪年，始于汉武帝，太初元年，汉武帝刘彻执政第三十七个年头，改革历法，废“颛顼历”，颁行“太初历”，后世的多部历法，均以此为基础而成。“太初历”既守天体运行规律，又兼顾农业生产的物候，动物的生育生长，植物的荣枯，以及二十四节气的变化，因而中国的历法也称“农历”。如正月有立春、雨水两个节气，物候是“东风解冻，蛰虫始振，鱼上冰”“草木萌动”等；二月有惊蛰、春分两个节气，物候是“桃始华，仓庚鸣”“玄鸟至，雷乃发声，始电”等；三月有清明、谷雨两个节气，物候是“桐始华，虹始见”“萍始生，戴胜降于桑”等。六月有小暑、大暑两个节气，物候是“温风至，蟋蟀居壁，鹰乃学习”“腐草为萤，土润溽暑，大雨时行”等。七月有立秋、处暑两个节气，物候是“凉风至，白露降，寒蝉鸣”“鹰祭鸟，禾乃登”等。十月有立冬、小雪两个节气，物候是“水始冰，地始冻，野鸡入水为蜃”“虹藏不见，天气上腾地气下降”等。十一月有大雪、冬至两个节气，物候是“虎始交”“蚯蚓结，麋角解(脱落)，水泉动”等。

中国人自古以来重视天象与天道，起于对天地的敬畏，老百姓的口头禅是“谢天谢地”，同时也还含着制约皇权的禅机，以“伤天害理”的理念限制皇帝的言行，这是中国早期的“民主特色”。“四时者，天之吏也；日月者，天之使也；星辰者，天之期(聚，会)也；虹霓彗星者，天之忌(告诫)也”。“人主(皇帝)之情，上通于天，故诛暴则多飘风(风灾)，枉法令则多虫螟(蝗灾)，杀不辜则国赤地(大旱)，令不收则多淫雨(水灾)”(《淮南子·天文训》)。

中国古代历法的底线是“应天时，顺地理”，而对“人定胜天”那句老话的解读，是人心和顺、百姓康定，是天大的事情。这也是早期的中国民主思维，以民为本，以民比天。

(未完待续)

作家简介：

穆涛，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陕西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西安市作家协会主席，西北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西京学院特聘教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鲁迅文学奖第七，八届评委。著有《先前的风气》《中国人的大局观》《中国历史的体温》《明日在往事中》等作品。其中《先前的风气》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并入选2014年中国好书，《中国人的大局观》获首届漓江文学奖和首届杨升庵散文奖。2017年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