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来旺
【内容提要】邓小平关于时代主题的判断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新形势下，从“战争与革命”到确立“和平与发展”为当今时代的主题，经历了一段长时间的思考过程，既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时代观同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同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时代观。适时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主题的科学论断，充分展示了邓小平勇于创新的政治家智慧与胆识，这一判断有力地促进了中国全面改革开放伟大事业，对推动新时期中国外交战略全方位调整产生重大历史性影响。邓小平关于时代主题判断对当今有着重要的启迪意义，重新回顾邓小平关于时代主题的战略判断，对于坚持中国式现代化的和平发展之路，把握世界发展的趋势，科学准确制定我国的内外战略，具有十分重大的战略意义。
【关键词】时代主题 和平与发展 战略判断 外交战略
作为当代世界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战略家，邓小平高瞻远瞩、运筹帷幄，从战略和理论高度，以非凡的洞察力和创新精神，科学观察和分析当今世界的时代特征，形成比较系统的外交战略思想，而他对当今时代主题的科学判断，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成为新时期中国内政外交的重要指导思想和宝贵财富。在全国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20周年之际，重新回顾邓小平关于时代主题的判断与新时期中国外交，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邓小平时代主题判断的时代特色
邓小平关于时代主题的判断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从“战争与革命”到“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转换，既是世界客观形势变化的结果，又是中国领导人根据世界客观形势和国内外政策调整的需要做出的主观判断，并经历在体现事实求是基础上不断探索、日渐完善成熟的长期过程。
1、时代主题判断的继承与创新
时代主题和时代特征是共产党人观察世界形势和分析国际问题特别关注的一个问题，正确认识判断时代主题，是我党制定正确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基础，是我国确立对内、对外战略谋划的起点与客观依据。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探索社会主义革命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中国领导人一中国领导人一直密切关注国际上的战争阴霾和世界局势的动荡，总体上坚持“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列宁主义观点，基本上还是将“战争与革命”作为时代的主题。当时之所以坚持这样的战略判断，一个重要原因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中国始终面临着大国的威胁，面对这样的形势，中国领导人一度反复强调战争的危险性，在这个阶段我国制定的对内对外政策也以此为基本依据。
进入20世纪70年代，世界环境较之以往发生了改变，国际局势趋于缓和，中国同美、日等国的外交逐步走向正常化。面对这样的变化，中国的一些外交战略需做出相应调整，同时也需要对新的国际环境有个全新的认识和把握，这时毛泽东及时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三个世界”理论表明了毛泽东对于国际局势有了新的认识，同时也是毛泽东时代观的更深层次的推进。邓小平对此高度评价到：“这一国际战略原则，对团结世界人民反对霸权主义，改变世界政治力量对比，对于打破苏联霸权主义企图在国际上孤立我们的狂妄计划，改变我们的国际环境，提高我们的威望，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开启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世界局势发生巨大变化，局部地区战争和冲突频发，但从世界范围来看，战争力量和维护和平力量总体保持相对均衡，世界大范围内保持相对和平。一方面，世界范围内维护和平的力量逐渐强大起来，另一方面，发展开始成为全人类普遍面临的重要问题。邓小平从世界政治与国际关系角度观察国际形势变化和时代问题，着重围绕毛泽东“三个世界”理论和反对霸权主义思想，逐渐形成他对于时代问题的一些观点和看法，进而提出了“和平与发展”这一新的时代主题。
邓小平关于时代主题的判断，既是对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又是带有时代烙印的创新性发展，既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时代观同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同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时代观。
2、科学论断的依据与探索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开展，邓小平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实事求是地冷静观察和客观分析，改变了世界战争不可避免而且随时都可能发生的看法，对当今时代的主题重新做出了科学的判断，正式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
在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国际环境出现了新变化，局势逐渐趋于平稳，邓小平经过对世界形势的研究形成了新的认识。1977年12月邓小平在中央军委全体会议上明确指出:“可以争取延缓战争的爆发”，并借用毛泽东提出的“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指出，要想延缓战争的爆发，反对霸权主义是重要的手段之一。
80年代初，邓小平敏锐地察觉到世界上制止战争的因素在增长，从而改变了对于大战爆发的过分担忧，认为维持一段时间的和平是有可能的。80年代中期，在对国际力量对比特征分析的基础上，邓小平进一步得出结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邓小平敏锐地观察到时代在发生改变，通过对当代国际局势的认真分析与全面把握，以全球性视野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他认为和平与发展是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维护世界和平，团结世界人民谋求发展是当今时代的要求。基于这样的认识，再结合当时中国渴求发展的现实，邓小平毅然作出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
邓小平1984年在会见厄瓜多尔总统乌尔塔多时明确指出：“我看世界现在存在两个最根本的问题。第一个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当今世界不安宁的根源来源于霸权主义的争夺，它损害的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利益。第二是南北问题。这是今后国际问题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发达国家尽管也有其经济困难，总的说来是越来越富。而第三世界是越来越穷。解决南北问题是实现国际局势稳定的一个长时间、很重要的问题”。这是邓小平首次将和平问题与发展问题作为一个整体提出来，并开始形成相关“和平与发展”比较系统的具体思想。
1984年5月邓小平在会见巴西总统菲格雷多时首次阐述了世界上的两大问题：“现在世界上问题很多，有两个比较突出。一是和平问题……要争取和平就必须反对霸权主义，反对强权政治。二是南北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当然要靠南北对话，但这还不行，还要加强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合作”。
1985年3月4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商工会议所访华团时再次对于时代主题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论述:“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有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这一更为详细的解释，概括性地指出了和平与发展两大突出问题，同时还提出了发展的核心地位。
邓小平在新形势下经历一段长时间思考过程，逐渐形成了对“和平与发展”为当今时代主题的清醒认识。
3、时代主题理论的成型与完善
从前述可以看出，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正是在对国际形势进一步变化所作分析研究的基础上，邓小平解放思想，以其巨大的理论勇气和创新精神，适时提出了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全新时代主题的最新科学论断，聚焦和平与发展，并确立和平与发展问题的战略性地位，强调和平问题与发展问题是带有全球战略性的重要问题。
1988年9月邓小平在会见斯里兰卡总统普雷马达萨时提出，发展问题要上升到全人类的高度来看待。同年12月，邓小平在会见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时再次强调：“当前世界上主要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发展问题，和平是有希望的，发展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人们都在讲南北问题很突出，我看这个问题就是发展问题” 。
邓小平之所以把和平问题归纳为东西问题，是因为当时世界正处于冷战格局，美苏两大阵营剑拔弩张。而把发展问题归纳为南北问题，一方面是因为第三世界国家的和平与发展不仅关系到自身更关系到地区乃至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另一方面，随着第三世界国家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运动不断取得成功，第三世界国家已经成为推动区域乃至全人类和平与发展的重要力量。
冷战结束之后，世界人民都渴望着和平，各个国家都在寻求发展机遇并提高本国的综合国力，求和平，谋发展，已日益成为一种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邓小平认为中国作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不仅要抓住机遇壮大自己，更要为人类和平做出贡献。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强调：“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社会主义中国应该用实践向世界表明，中国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永不称霸，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
标志着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问题的时代主题判断至此形成，随后在1987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将邓小平关于和平与发展的论述概况为“当代世界的主题”，并据此正式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党的十四大报告再次正式提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
二、邓小平时代主题判断的意义与影响
1、充分展示邓小平勇于创新的政治家智慧与胆识
邓小平在对全球化时代背景下的总体国际局势进行科学分析和全面把握的基础上，对当今时代的性质、内涵、特征、主题及需把握的基本关系等，作了科学阐释与系统分析，适时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主题的科学论断。邓小平站在全人类的视角和高度来看待和平与发展问题，阐明了时代主题的历史性跨越依据，可见他作为一名杰出政治家卓越非凡的眼光,充分体现了他的政治智慧与审时度势的世界眼光。
邓小平关于时代主题的重要论断，既是对当代国际大势提出的重大判断，也是对列宁主义关于时代特征的理论范畴的继承和发展。这一科学论断有着丰富深厚的理论内涵，是贯穿于邓小平整个对外思想的主线，是其国际战略思想的核心。邓小平的国际战略思想，是对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的创造性继承与发展。
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邓小平一直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坚定践行者，在邓小平时代观中，他对于“时代主题”的判断和围绕“时代任务”的一系列思想、理论、方针、政策的提出，本身就是运用实践的观点，将时代发展和国内外形势看作客观存在的事物，以我们党和人民群众广泛的实践活动为根本，正确地认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从而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的过程。
邓小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主要开创者，他的许多重要论述，都生动体现了他重视实践的理论特质。邓小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主要开创者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奠基人，为“中国道路”的探索和成功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2、有力地促进中国全面改革开放事业
邓小平关于当今时代主题的科学论断，具有划时代的重大理论与实践指导意义。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中国历史的重大转折，这一时期中国的国际战略开始围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依托“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着力推动“对外开放”，步入了自身发展的深刻调整期。邓小平关于“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主题”这一重大战略判断的确立，对促进中国全面改革开放、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着深远的影响。邓小平时代观是邓小平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基础和依据，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奠基石。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摆在党中央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就是如何在“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主题”的判断下，既坚持好、巩固好、发展好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又能够在较短的时期内解决我国生产力发展严重滞后、生产资料积累严重不足的问题。在邓小平的倡导和支持下，党及时调整了各项方针政策，使工作重心及时调整到经济建设上来，在全社会形成了“发展的共识”。正是得益于这种共识，才使得中国在改革开放后的发展中可以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创造一个又一个辉煌。邓小平关于时代主题的论断对于指导和不断推进中国改革开放事业、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
3、对推动中国外交战略全方位调整产生重大历史性影响
时代主题判断与新时期中国外交新局面开拓密切相关。邓小平的时代主题思想，是新时期党制定国内与国际策略的重要依据，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历史的转折点，也是中国外交新阶段的起点。
邓小平做出当今时代主题的重大战略判断后，必然要求对我国原有的外交政策进行全面的调整。这种新认识为中国外交战略的重新调整提供了条件，随着中国将国内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中国外交将服务国内经济建设作为中心任务。特别是，从此我们确立了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积极推进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交往合作，从而确立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由此拓展了自己的外交空间，增强了自身的外交地位，增加了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发言权，并且使改革开放与中国外交形成了良性互动，为我国的经济建设创造和平有利的外部环境。
邓小平关于时代主题的战略判断指导下，还产生了一系列适应新形势和新任务的新的国际战略思维和构想，诸如提出建立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稳定国际形势等主张，并且确立了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战略方针。在这一战略判断的指导下，邓小平的国际战略思想开始逐步形成、发展和完善。
这次外交战略调整后，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也逐步进入了良性发展的轨道，为冷战结束后中国与大国关系的平稳过渡，与周边关系的改善，以及进一步融入世界，为维护世界和平做出了贡献，提供了思想上和物质上的基础。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更加密切，在国际上的地位逐步提高，在国际问题上的立场和态度更加灵活，标志着中国外交进入成熟期。新时期我国外交政策的重大调整，不仅是从中国的国家利益出发，而且也符合时代潮流和国际形势的演变，有利于世界和平和发展，从而开创了中国对外关系的新局面。
三、邓小平时代主题判断对当今的启迪
中国共产党始终做到科学判断时代主题和世界大势，一直致力于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作贡献，成为确保中国共产党始终具有旺盛生命力与高昂战斗力的法宝之一。今天, 回顾邓小平关于时代主题的战略判断, 依然有着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邓小平关于时代主题判断对当今的启迪至少有如下三点：
首先，“和平与发展”既是当今时代的两大主题，同时也是当今世界所要解决的两大课题
时代问题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头等重要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把握时代的脉搏是共产党人制定正确的理论的纲领、路线、政策的主要依据,是制定正确的路线、策略的出发点,也是世界进步事业取得胜利的基石。
进入21世纪以来，面对世界一直存在着的各种不确定性和深刻变化，不少人曾对我们的时代主题和当今世界大势发展充满了各种担忧和疑惑，在“世界发生复杂深刻变化”的今天，和平与发展究竟是否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题呢？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当今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复杂的变化，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十九大报告进一步强调：“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
邓小平当年提出“时代主题”主要是抓住了时代特征，其其中就包含着基本矛盾因素，问题意识非常突出，他不断强调，和平问题和发展问题是关系到当今世界“全局”、带有“全球性”“战略性”两大世界问题。事实上，所谓时代主题，就是体现当今时代的本质特征，反映世界基本矛盾及其运动的主流或者主旋律。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和平与发展”既是当今时代的两大主题，同时也是当今世界所要解决的两大课题，更是跨入21世纪后我们所全力解决而尚未根本解决的两大问题，“要和平、促发展、谋合作是时代的主旋律”，“同时，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人类实现普遍和平、共同发展的理想还任重道远”。“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依然任重道远”。“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也是时代的命题，需要国际社会以团结、智慧、勇气，扛起历史责任，解答时代命题，展现时代担当”。
近年来，党中央在坚持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判断、对世界局势保持乐观态度的同时，也认识到要充分估计国际矛盾和斗争的尖锐性，表达了强烈的忧患意识。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当前国际形势新变化的主要体现之一就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遭遇地缘政治与军事冲突的挑战，但是，并不能就由此并不能就由此放弃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崇高理想的不懈追求，因为大变局严重冲击、但未改变当今世界时代主题。
其次，坚持“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和坚持反霸斗争与大国担当相辅相成
邓小平不仅准确判断时代主题，而且强调要把中国的国际责任与大国担当体现在为世界各国共同促进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上来。在邓小平看来，“中国维护好自身的发展稳定是对世界负责任的一种表现，由于中国是个人口大国，其自身的稳定本身就对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出了贡献”。“中国不能把自己搞乱，这当然是对中国自己负责，同时也是对全世界人类负责”。显然，这里直观地体现了中国对自己负责任就是对世界负责任的解释，在大国责任层面讲中国与世界联系起来，这无疑是对既有大国责任的一种创新性理解。
与此同时，基于和平与发展的世界共同利益，邓小平特别提出了“反霸维和”、“在国际事务中反对霸权主义”的历史任务，并多次提出和宣示了对世界和平的诉求，“为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推进人类进步事业，而努力奋斗”。
时代主题论述与中国大国担当相辅相成，坚持和平与发展和反霸斗争并不矛盾，和平与发展时代并不是天下太平，更不是要放弃斗争，反过来，不能因为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程中反霸斗争任务依然艰巨，而否定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
第三，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具有的持久性与新内涵特征明显
对于世界局势和时代主题的认识，是最高层次上的战略判断，也是一个国家制定和调整国际战略的重要依据。正是源于此中国实现了从“战争与革命”到“和平与发展”的转变，实现了和平发展战略内容的充实和战略框架的完善，并最终确立了和平发展道路。在这个过程中，对时代主题具体内容的判断是变化的，但对时代主题本身的把握是始终的和基础性的。
还要看到，仅仅承认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判断的科学性及其自身所具有的持久性还是不够的，在世界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交织重叠的今天，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内涵、外延等都在发生着变化。一方面，“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主题不会轻易改变和扭转，新时代世界面临的这两大问题一个也不会轻易得到解决。另一方面，和平与发展将面临新形势、带有新特点，其内涵也在不断丰富和完善。
国际上维护和平与发展的积极力量始终存在，中国开始发挥的主导作用日益明显突出。中国将既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也将是全球经济发展的贡献者。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国应更加坚定地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和平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标志之一，同时还要努力“致力于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总之，“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确立，是我党在实践和认识上的一个飞跃，这一战略判断的形成，对我国内、外政策制定和实施都产生了十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在“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指导下，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均取得了巨大成就。今天重新回顾邓小平关于时代主题的战略判断，对于坚持中国式现代化的和平发展之路，把握世界发展的大趋势，更加科学地制定我国的内外战略，具有十分重大的战略意义。
（说明：本文为中宣部“全国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20周年学术研讨会”推荐论文，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