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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集与文会：王学浩《宣南诗会图》研究
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朱万章
摘 要：《宣南诗会图》卷是清代画家王学浩应收藏家潘曾沂所绘制，是以活跃于北京地区的“宣南诗社”为主题。此图是王学浩晚年山水画的代表作，不仅反映其成熟时期的画风，亦可见清代乾嘉时期北京地区文官集团热衷雅集并绘制成图的风尚，以及其时以画为媒的诗文交际与应酬之风。此外，此卷的题跋可修订“宣南诗社”的相关史实，亦可见出史学家谢国桢对此图的鉴藏与研究。
王学浩（1754—1832）（图1）是清代乾嘉时期的山水画家，字孟养，号椒畦，别署学圃老人，江苏昆山人，乾隆五十一年（1786）举人。王学浩一生以布衣终老，以诗文书画见长，著有《山南论画》和《学圃诗钞》等。在绘画方面，他以山水见长，取法黄公望、董其昌及清初“四王”诸家。关于其画艺，已有论者论述尤详，此不赘述。除山水画之外，他还兼擅人物、花卉，有《凤桥像》横幅（与楚白庵合作，北京故宫博物院藏）、《补雷塘庵主小像》轴（1808，南京博物院藏）、《补雷塘庵主像》轴（1808，扬州市博物馆藏）、《山水花卉册》（辽宁省博物馆藏）、《岁朝清供图》（吉林大学藏）等传世。
在王学浩的传世作品中，最为多见的莫过于山水画卷。这类作品一般由其绘制画心，在引首和拖尾大多为时人歌咏题跋，也有一些为后人鉴藏题跋或观款，以故此类画作在艺术价值之外，更可见文献价值。这类作品大抵可分为以下几类：一为诗会雅集，如《序诗图》卷（1815，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和《宣南诗会图》卷（1824，中国国家博物馆藏）；一为离别纪行，如《江亭录别图》卷（1804，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一为斋轩或名胜，如《寒碧庄十二峰图》卷（1802，上海博物馆藏）、《琅嬛仙馆图》卷（1804，上海朵云轩藏）、《文选楼图》卷（1808，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种榆仙馆第二图》卷（1811，苏州博物馆藏）、《青藜馆图卷》（1820，与袁沛合作，上海文物商店藏）、《清仪阁图》卷（1830，上海文物商店藏）、《梦萱图》卷（1830，江苏昆仑堂美术馆藏）；一为读书或行乐，如《萍迹图》卷（1800，广州艺术博物院藏）、《少峰读书堂图》卷（1812，苏州市文物商店藏）、《涵恩归棹图》卷（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山居读书图》卷（江苏昆仑堂美术馆藏）、《区田欢猎图》卷（苏州博物馆藏）；一为山水胜景，如《马鞍山图》卷（1830，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山水卷》（1799）、《春山仙隐图》卷（均藏天津博物馆）、《富春寄隐图》卷（1821，广州艺术博物院藏）。此外，现存的作品中，收藏者不详但属于上述4类画卷者还有很多，如《焦山媵鼎图》卷（1803）、《白堤话别图》卷（1803）、《江山远眺图》卷（1805）、《旧庐说诗图》卷（1807）、《小云吟馆图》卷（1809）、《华夏胜览图》卷（1810）、《栖霞策蹇图》卷（1816）、《梦游天姥图》卷（1818）、《锁闱诗梦图》卷（1821）、《秋夜读书图》卷（1822）、《富春一角图》卷（1822）、《梦游佛境图》卷（1824）、《仿古山水图》卷（1825）、《设色浅绛山水》卷（1830）和《载书图》卷等。据不完全统计，此类存世的山水画卷，至少有36件之多。就此类画卷的作品数量和突出的主题而论，在历代山水画家中，王学浩应拔得头筹。
此类山水画卷，大多为王学浩中晚年之作，尤其晚年最多，且一般都有明确的上款人，拖尾的题跋多是应上款人之邀所写。上款人和题跋者多为当时活跃于文坛或官场的名流，可见其时王学浩的此类作品拥有广泛的受众群，在士人集团中享有较高的美誉度。此类画多以山水为主体，人物为衬景，但绘画的主题却是以人物为中心，其题跋的内容也多以画中人物或上款人为着眼点。据此可知，这类画多是专门定制，主题鲜明，上款人应是艺术赞助人。
图1 叶衍兰《王学浩像》纸本设色
29.9cm×30cm 清代 中国国家博物馆
一、宣南诗社与《宣南诗会图》
在这批画卷中，《宣南诗会图》卷（图2）以清代嘉道时期在北京城南地区经常举行的诗社活动为主题，是一幅具有叙事性与娱乐性的山水人物画。“宣南”是指北京城宣武门以南地区，一般泛指北京外城西部及宣武门外一带，也即现在的宣武门地铁站以南，直到南二环的护城河一带。在清代，在北京城“实行满汉分居、旗民分置政策下，致使汉族士人聚居宣南，出现了宣南文化这一特殊的历史文化现象”，由这批汉族士大夫所形成的宣南文化，“曾经引领学风、主导潮流、开近代改革之先河，是京师历史文化精华之所在”。在此语境下，“宣南诗社”应运而生。
“宣南诗社”又称“宣南诗会”，是清代嘉道时期活跃于北京的一个重要的诗人群体组织，创建于嘉庆九年（1804），初名“消寒会”，亦称“宣南吟社”等，断断续续活动到道光十二年（1832），持续28年，可考集会有60余次。诗社成员大多为进士出身，且参与活动时几乎都是编修、舍人、给事、侍讲等在京文职官员。关于诗社成员的构成及人数，前人已有多项研究成果，且存在多种不同论点。有学者在该社成员人数方面提出四种不同的说法：一是认为该社成员为25人，二是认为该社成员为三四十人，三是认为该诗社成员为31人，四是认为该社成员为41人。近年有学者综合诸家之说，结合相关资料，认为其成员应为陶澍、陈用光、朱珔、吴嵩梁、钱仪吉、董国华、黄安涛、胡承珙、梁章钜、周蔼联、谢阶树、李彦章、刘嗣绾、林则徐、程恩泽、潘曾沂、汤储璠、张祥河、李彦彬19人，应是比较接近史实的论断。虽然宣南诗社的成员构成和人数存在异议，但他们是清代嘉道时期北京地区文官集团的重要诗人群体却是不争的事实。这些成员大多居住在南城的米市街、保安街、兴隆街、椿树胡同、虎坊桥、宣武门大街、烂缦胡同、上下斜街等地，其活动大多在各个成员的寓所。相关研究表明，该社主要活动场所有董国华的花西寓圃、陶澍的印光书屋、朱珔的小万卷斋、谢阶树的未信斋、胡承珙的瘦藤书屋、陈用光的太乙舟、钱仪吉的衎石斋及吴嵩梁寓所等，在公共区域如万柳堂、崇效寺、龙树寺、丰台及内城的后海等地也有过活动。其活动内容一般为投壶雅歌，吟诗作赋，饮酒欢聚。在这些成员的诗集中，大多可见其不同场次活动留下的诗作。
王学浩的《宣南诗会图》就是以其艺术活动为背景绘制的融山水与人物为一体的艺术佳构。《宣南诗会图》一作《宣南诗社图》。在图中，王学浩勾画了这样一种场景：在城墙外，从右至左为数间房舍，有小桥，亦有流水，树木婆娑，山石错落。三四排低矮的房屋与树木交错，形成疏落的庭院。远处有起伏的山峦及雾霭朦胧的烟云。画中所绘人物共9人，分为三组。一组为3人，在靠右侧之茅庐围桌而坐；一组为4人，在画心中部的茅庐中，其中两人坐于桌前，一人离桌数尺，坐于几上，另一人则在对面伫立；一组为2人，站在庭院中，正走向茅庐。画中，能见到北京城绵延的城墙、挺拔的角楼、拱形的明式城门，以及蜿蜒的溪流，城市上空飘动着祥云。很明显，这是在北京城外的雅集活动。画中的城门，即为南城的宣武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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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王学浩《宣南诗会图》卷 纸本水墨
29cm×134.6cm 中国国家博物馆
王学浩在画心题识曰：“宣南诗会图，甲申仲冬中澣呵冻为功甫词兄画于山南老屋之易画轩，椒畦王学浩”，钤朱文方印“椒畦”、白朱文相间印“王学浩印”和朱文椭圆印“鸿爪”。“功甫词兄”为潘曾沂（1792—1852），原名遵沂，字企曾，号功甫、春泉、瑟庵、小浮山人等，收藏家潘世恩（1769—1854）之子，江苏吴县人，清嘉庆二十一年（1816）举人，先后担任内阁中书和国史馆分校等，擅诗文，富藏古籍文献，著有《功甫小集》《吴门表隐》《开元寺志》《丰豫庄本书》《东津馆文集》和《闭门集》等。此画作于道光四年（1824），时年王学浩71岁，潘曾沂33岁。“易画轩”乃王学浩斋名，在江苏昆山，因“尝为人作画十幅，其人即为筑精舍三楹以报之”，故名“易画轩”。
宣南诗社有个特殊的规定，就是每次参加活动的人员固定为9人，其间若有缺席，则由别的成员补缺。因而《宣南诗会图》中的9人，并非指具体某一次雅集的9人，而是特指“宣南诗社”聚会的一种形式。清人陈康祺（1840—1890）曾谈道：“曩尝见《宣南诗会图》。图中9人，皆一时贤士大夫。盖东乡吴舍人嵩梁、新城陈学士用光、泾县朱官赞珔、长乐梁观察章巨、宜黄谢学士阶树、嘉兴钱侍御仪吉、吴县董太守国华、歙县程侍讲恩泽，一即舍人也。”指出了画中9人的具体姓名，应有附会之嫌。陈康祺比潘曾沂晚接近半个世纪，故其所载并非亲历，或为揣摩推想所致。
此画并非作于集会的发生地北京，现在也无资料显示王学浩曾参与宣南诗会的活动，故画中之境应是由潘曾沂或他人转述的景致，再由画家按意象中的山水佳致默写而成，因而就山水画本身来说，画中以水墨渲染的树石、房舍、山峦和云烟与王学浩的其他水墨山水画并无二致，如王学浩作于道光元年（1821）的《仿董其昌山水图》（南京博物院藏）即与此相类。画中都是以水墨的浓淡干湿渲染景致，浑厚淹润，颇得董其昌（1555—1636）遗韵，此类画的渊源可上溯至“元四家”之一的黄公望（1269—1354）。此画的功能在于，记录了一段文人雅集的经历与故事，因而其叙事性与艺术性并重。与同时期以叙事性或记录性为主题的山水画或行乐图一样，《宣南诗会图》中王学浩所精心构筑的画境只是其中一部分，真正能反映此画所表现的叙事性则是引首和拖尾的题跋。
二、时人题跋与宣南诗社雅集
《宣南诗会图》的文献价值远远高于其艺术价值。在王学浩传世诸作中，此画与其他山水画并无特别之处，但画卷主人潘曾沂邀请时人为其所书之题跋，记录了宣南诗会兴起的时间、参与的诗人及相关活动情况。这些诗文部分刊载于题跋者诗文集中，但与刊本略异，也有部分散佚于刊行的诗文集之外，属集外佚文（诗）。题跋因均系与潘曾沂有直接关联的诗人所书，一方面可与诗文集相互勘订、校正，一方面又可补其阙佚。更重要的是，这些来自时人笔书的诗文，其作者或为宣南诗社的成员，或与宣南诗社成员有密切的交集，他们所述，不仅为我们提供了研究清代中晚期京城士大夫文学活动的第一手资料，也厘清了既往研究中莫衷一是或有悬疑的史实，堪称信史。
画卷的引首为潘奕隽（1740—1830）所题：“宣南诗会图，乙酉春日为功甫侄孙题，三松居士，时年八十有六”，钤白文方印“重宴鹿鸣”“潘奕隽印”和朱文方印“年开九秩榜逾廿科”。潘奕隽，字榕皋，号水云漫士，乾隆三十四年（1769）进士，历官光禄大夫、都察院左都御史等，擅诗文书画，著有《三松堂集》。潘奕隽为潘曾沂叔祖，故称其为“侄孙”。此题书于道光五年（1825）春日，乃此画完成的次年。
在拖尾部分，为此画题跋的时人有20位，分别为朱绶、潘曾沂、石韫玉、陈文述、梁章钜、董国华、万承纪、屠倬、陶澍、尤兴诗、齐彦槐、杨文荪、韩崶、朱珔、陈銮、钮树玉、陈用光、李宗瀚、程恩泽、吴嵩梁。另有林则徐，也为《宣南诗会图》题跋，书于道光七年（1827），但因其以另纸题写于舟中，未能及时交予潘氏，因而与此图未能合璧，现藏于福州林氏处，故此图实际题跋者应为21位。在诸家题跋中，最能反映宣南诗社雅集情况的当数朱绶（1789—1840）和陶澍（1779—1839）两家。
朱绶和陶澍的题跋均已刊行于两人的诗集，现有的宣南诗社研究成果几乎都是以两跋为主要依据。但因刊本与《宣南诗会图》中的题跋有异，且研究者不易看到题跋原本，故有必要对两家题跋略作考释。
朱绶，字仲环，一字仲洁，号酉生，江苏元和人，道光十一年（1831）举人，曾于1827年至1828年间佐梁章钜幕于广西等地，擅诗词书法，与沈传桂、王嘉禄、潘曾沂、彭蕴章、吴嘉洤、韦光黻并称“吴门后七子”，著有《环筠吟馆诗集》《知止堂诗文集》和《知止堂词录》等。
画卷中朱绶的题跋有部分残损，现参照其刊本，补其阙佚，其文释读如下：
宣南诗会图记。宣南，宣武坊南也。诗会图者，述交也。吴县潘君功甫官中书舍人，僦居其地，而一时贤士大夫偕之宴游，于是乎识之也。会以九人为率（月推一人主之也），记人则东乡吴舍人嵩梁、新城陈学士用光、泾县朱宫赞珔、长乐梁观察章钜、宜黄谢学士阶树、嘉兴钱侍御仪吉、吴县董太守国华、歙县程侍讲恩泽也。壬午长乐观察守楚中，癸未歙县侍讲典黔试，泾县宫赞乞养归，益以华亭张舍人祥河、临川汤舍人储璠、侯官李侍读彦章，仍九人也。先是与斯会者，有安化陶中丞澍、泾县胡廉访承珙、祥符周观察之琦、嘉善黄太守安涛、侯官林廉访则徐，而功甫以辛巳（四月）入都，皆官于外，不列九人之数也。绶惟京师首善之区，天下人才（材）所辐辏，国家承平日久，士大夫褒衣博带，雅歌投壶，相与扬翊休明，发皇藻翰，不独艺林之佳话，抑亦熙化之盛轨也。而诸君又皆能以风雅之才，求康济之学。今之官于外者，莫不沉毅阔达，卓卓然有所表见（异于时），则足信斯会之不凡，而功甫之取友为不可及已。绶穷巷下士，目未睹皇都之壮丽，未尝与并世贤豪长者通缟纻，得与功甫游，稍稍闻诸君之概（前侯官廉访莅苏，一入其幕，静乐观察通存问而已，其人君子也。诸君之为人可一二想也）。方今海宇晏安，人民静谧，而事之待理者渐多，坐言而起行之兴利除害，为国家万年有道之福，则不仅以区区文字夸交际，而一时聚散之无足感也（董太守，绶旧识也，盖以吾□□□□□。道光五年岁次乙酉四月望后，元和朱绶仲环甫识于䱐溪上交芦馆并书）。
钤白文方印“朱绶”和朱文方印“酉生”。上述释文中，括号中内容为刊本所无或与刊本相异者。题跋中，“皆官于外”，刊本为“中丞诸公皆官于外”。刊本中，在“而一时聚散之无足感也”句后有“是为记”，而此题跋无。此题跋书于道光五年（1825）4月，也即此画完成不到半年。值得注意的是，题跋中所言“月推一人主之也”，这在其他的文献中并无记载，可见宣南诗社的雅聚，大多以一月为时间点，有相对固定的召集人和主持者。
但凡研究该诗社者，关于陶澍及其题跋都是无法绕过的。陶澍是宣南诗社的核心人物，字子霖，一字云汀，号髯樵，湖南安化人，嘉庆七年（1802）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历任御史给事中、安徽、江苏巡抚等，擅诗文书法，著有《印心石屋诗抄》《陶文毅公全集》等，其题跋曰：
一人坐檐楹，一人立阶所。二人前据梧，三人后隐几。复有空庭下，二人同徙倚。借问公等谁，相羊集于是。披图半旧好，面目差可指。忆昔创此会，其年维甲子。赏菊小容斋，名以消寒纪（嘉庆九年，洪介亭初举此会，以赏菊为题）。与者夏顾洪，聚散一期耳（顾南雅、夏森国、吴退旃、朱兰坡皆入会。明年秋，余以艰归，诸君亦多风流云散矣）。先甲逮后甲，董子复继起（甲戌冬董琴涵复举此会）。一为登高呼，应者从风靡。朱胡及钱谢，左鞬而右弭。益之陈周黄，重以兰芙茝（朱兰坡、胡墨庄、钱衎石、谢芗亭、陈石士、周肖濂、黄霁青、吴兰雪、李兰卿、刘芙初、梁茝邻皆先后与会）。譬彼矍相圃，不与斯为耻。觞闲展豪素，座上发宫征。斋盏辨宣窑，殿瓦搜雍畤。茶经与李碑，往往穷日晷（宣德醮坛铜盏、甘泉宫瓦研、安化茶、岳麓碑，皆当时诗题）。和答有元白，攻伐无王李。交偕水乳亲，义借山石砥。匪曰筑骚坛，庶以广经垒。润色太平业，歌咏同朝美。浮云一分飞，南北愁风水。我行叱驭西，诸公亦频徙。尚记万柳堂，离筵共杯酏（己卯夏，余备兵川东，诸君祖于万柳堂有诗）。林程本后来（林少穆、程云芬二君自余出京后始入会），不久亦出使。自余各无恙，时有书一纸。文章述东壁，冠盖称南里。难鸣风雨夜，梦想多遥拟。忽从图中晤，恍惚吟肩峙。自三舍人外，诸任我悉齿（功甫及汤茗孙、张士林三内翰皆续后入会）。峨峨宣武坊，昔我曾居此。四迁未始离，破屋聊栖止（余初居永光寺西街，旋移椿树头条胡同，上斜街、顺城门大街、教场五条胡同皆在宣南武坊南）。惟见古槐街，绿罨河之涘。而君宅其间，宾主错綦履。搏沙聚岂常，伐木情何已。平生文字因，小涉雕虫技。结习未能忘，见猎心犹喜。知君大雅才，早岁诗闻鲤。鸾台无细音，相期扬盛轨。功甫大兄大人以《宣南诗社图》属题，抚今追昔，成五古一首奉教，匪敢言诗，聊以纪异日印雪之迹，寄停云之思云尔，时道光六年孟冬月廿八日书于金阊节署之印心书屋，世愚弟陶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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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陶澍题《宣南诗会图》
钤白文方印“陶澍之印”“印心石屋”和朱文方印“云汀”。此诗刊入陶澍《陶文毅公全集·诗集》，诗题为《潘功甫以宣南诗社图属题抚今追昔有作》，但刊本与题跋略有不同：“赏菊小容斋”刊本为“赏菊更忆梅”，“嘉庆九年，洪介亭初举此会，以赏菊为题”刊本为“嘉庆九年，初举此会，朱兰坡斋中以赏菊为题，吴退旃斋中以忆梅为题”，“顾南雅、夏森国、吴退旃、朱兰坡皆入会”刊本作“顾南雅、夏森国、洪介亭皆入会”，“左鞬而右弭”刊本作“右鞬而左弭”，“茶经与李碑”刊本作“茶经与邕帖”，“宣南武坊南”刊本作“宣武坊南”。此外，刊本亦无正诗之后的题识。此题书于道光六年（1826）孟冬月，乃此画完成两年之后。重要的是，陶澍在题跋中提到嘉庆九年（1804），“洪介亭初举此会”，明确指出宣南诗社的创始人和发起人是洪介亭。洪介亭，名洪占铨（1762—1812），为翁方纲（1733—1818）弟子。他字凤宾，一字辅阶，号介亭，江西宜黄人，嘉庆七年（1802）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翰林院编修，曾主持陕西、甘肃乡试，擅诗文书法，著有《小容斋诗钞》。故前述比较接近史实的宣南诗社成员19人，应多加一位洪占铨，至少应20人（图3）。
关于洪占铨为早期宣南诗社创始人之事，在诸书中均不见载，陶澍之题或可补其阙佚。由此题还可知，宣南诗社在洪占铨创立不久，并没有一直延续下去，因官员外任或艰归等，“诸君亦多风流云散”，因而到甲戌年（即嘉庆十九年，1814），由董国华（琴涵）“复举此会”，因首次创立是“甲子年”，而再次复举为“甲戌年”，故有“先甲逮后甲，董子复继起”之说。在陶澍题跋中，还谈到诗社雅集的主要诗题为宣德醮坛铜盏、甘泉宫瓦研、安化茶和岳麓碑等，这就使得我们对宣南诗社的雅集活动有更细化的认知。当然，宣南诗社除雅集外，还有祭祀宋代的欧阳修、苏轼及清初的王士祯等。在关于宣南诗社的诗文记载或近人的相关研究中，陶澍的此题都是一个重要的参考依据，唯其写本与刊本之异，或可为宣南诗社的研究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
在朱绶与陶澍之外，诸家所题虽然多为唱和应酬之属，但从字里行间，却能深刻感受到其时京城文官集团参与雅集与文会活动的身影。董国华的题跋书于道光五年（1825），他在题诗中有“十年春柳嗟邻篴，几辈龚黄拥传旌”句，并有诗注云：“予与蔡浣、邵兰凤、家方立诸君别结词社，十年中零落殆尽矣，”可知其在参与宣南诗会的同时，还和蔡浣、邵兰凤和董方立一道另结词社。万承纪在题跋中也说道：“嘉庆戊午、己未间，余客都中，其时诗会甚盛。同会者法时帆祭酒、王枫亭给谏、周驾堂、沈舫西侍御、谢芗泉、吴少甫郎中、李凫塘、张船山太史、宋梅生员外、赵味辛中翰、汪剑潭助教，与余凡十二人，故次首及之。”韩崶（1758—1834）的题跋书于道光七年（1827），他也谈及在此之前参与其他诗社的雅集：“乾隆戊戌、己亥间，官京师，日与杜梅溪大令、蔡小霞方伯诸同人举诗社于宣武坊之上斜街，绘有《城南雅集图》，各藏一卷，今忽忽五十年。学者惟钱次轩观察、小山太守昆仲、魏春松观察及余四人耳。抚今追昔，感慨系之。”不仅谈及诗社雅集，还将活动的场景绘成《城南雅集图》，足见其时此类诗会之频繁，同时以《城南雅集图》绘制当时诗会的盛景，可知《宣南诗会图》并非独立的个案。
上述题跋中所涉及的法式善（时帆）、王友亮（枫亭）、周厚辕（驾堂）、沈琨（舫西）、谢振定（芗泉）、吴树萱（少甫）、李骥元（凫塘）、张问陶（船山）、宋鸣琦（梅生）、赵怀玉（味辛）、汪端光（剑潭）、杜群玉（梅溪）和蔡廷衡（小霞）诸家，都是当时活跃于北京地区的文官。他们多为进士及第，官阶虽不高，但却大多是在诗文或学问方面很有造诣者，有的甚至还是清代文学史上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如法式善（1753—1813）、张问陶（1764—1814）和赵怀玉（1747—1823）等。由此可见，在清代乾隆后期到嘉道时期，在北京城的宣南等地，出现诗酒与雅集盛行的文人活跃场景，正如朱绶在《宣南诗会图记》中所说：“国家承平日久，士大夫褒衣博带，雅歌投壶，相与扬翊休明，发皇藻翰，不独艺林之佳话，抑亦熙化之盛轨也，”王学浩的《宣南诗会图》便是此类文风鼎盛的写照。其时盛行的雅歌投壶，诗酒雅集，不独以诗赋见传，亦以图绘的形式记录，彰显其诗、书、画相融的传统文人情怀。
三、《宣南诗会图》与清代北京的文会图
宣南诗社的前身为消寒诗社。其时，由诗社成员黄安涛邀请画家朱鹤年绘成《消寒诗社图》，“许多成员围绕此图写了一些诗文，反映诗社的活跃局面”，这是《宣南诗会图》之前的同题材雅集图。上述韩崶题跋也谈及在宣武坊之上斜街雅聚时，绘有《城南雅集图》。很遗憾这两幅画现在均不见流传。
值得庆幸的是，在现存的绘画中，以宣南地区文人雅集为主题的作品尚有其他存世者，其最早可追溯到清代初期禹之鼎（1647—1716）于康熙二十一年（1682）绘制的《城南雅集图》（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图中描绘的是清初文人王又旦（1639—1689）和汪懋麟（1640—1688）邀请陈廷敬（1639—1712）、徐乾学（1631—1694）、王士祯（1634—1711）在北京城南祝氏园聚会雅集的情形。禹之鼎笔下的雅集图共有8人，5人为雅集的主角，3人为侍从。在浓荫掩映的庭院中，3人围桌而坐，桌上铺着纸卷。其中1人右手握笔，在砚台中蘸墨。桌上尚可见书画册、茶壶、茶杯、水丞、笔架等。另有2人站立而谈。5人均面对观者，在画面中占据主要位置。画心右侧，两个仆从手持葵扇侍立，窃窃私语；画心左侧，一书童捧着书画从树石后走出。画中的房舍、几案、绣墩、回廊、栏杆、台榭、梧桐、芭蕉、古松、山石、盆景等均较为写实，烘托出雅集中幽静而古朴的氛围。这是对一次具体雅集的描绘，故人物是具象的，且在画面中占据主导地位。相较而言，《宣南诗会图》是一个非具体雅集活动的描绘，故画中主角便成为意象的人物。画中人物非但没有占据画面的中心位置，而且还完全处于衬景的地位。作者突出的是宣南诗社雅集这件事，而非雅集中的具体人物，故在画境的渲染方面，作者用了大量的笔墨营造城墙外优雅的庭院，以及婆娑的树影与山影绰绰的景象（图4）。
《宣南诗会图》不仅代表了王学浩山水画成熟时期的风格，亦可见出其时文官集团热衷雅集并绘制成图的风尚，以及其时以画为媒的诗文交际与应酬之风。
图4 禹之鼎《城南雅集图》卷 绢本设色
50.8cm×126.5cm 清代 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
四、谢国桢与《宣南诗会图》
历史学家谢国桢（1901—1982）与《宣南诗会图》有着深厚的渊源。此画曾经其鉴藏，并撰写了《记宣南诗会图卷》，对其展开研究。在此文中，他将题跋者分为四类：一为先后参与诗会的人士，有陈用光、吴嵩梁、朱珔、董国华、程恩泽、陶澍和梁章钜；二为苏州同里人士，有石韫玉、韩崶、尤兴诗和钮树玉；三为苏州的寓公及过客，有李宗瀚、杨文荪、屠倬、万承纪和陈文述；四为当时苏州的官吏陈銮和齐彦槐。谢国桢指出，画卷的题跋者，除京城同寅外，几乎都是与苏州有直接或间接关联者。
在此画的拖尾，除了时人题跋外，便是谢国桢留下的长题。他的题跋有两段，分作两纸。第一段分为四部分：一是抄录了胡承珙的《宣南吟社序》，并注明录自梁章钜的《师友记》卷六。二是抄录林则徐的《题潘功甫舍人曾沂宣南诗社图卷》，并注明录自林则徐的《云左山房诗钞》卷二。三是记录获得此卷的过程：“《宣南诗会图》，余得之镏（琉）璃厂画肆，人罕珍惜，已近残损，当重付装池，并检阅诸书，稽其始末。胡墨庄文足以知其缘起，林少穆诗为原卷所失载，或偶尔佚去，故备录于此。一九六四年十月三十日，谢国桢记。”钤白文方印“国桢私印”。四是抄录林则徐的题识并说明缘由：“小序：道光七年（1827）三月始由闽入都，舟过吴门，功甫仁兄出此图属题，为赋七古一章，纵笔所之，不成诗律，惟大雅匡之，更望早赴春明，续此诗坛韵事也。少穆弟林则徐识于望亭舟中，时谷雨前三日。顷见《厦门大学学报》载有《宣南诗社与林则徐》一文，记及福州林纪焘君藏此小序，真迹备录于此。或者少穆移舟北上，原物未及交潘功甫也。十一月二十七日国桢又记。”此段引首，钤有朱文长方印“佣书堂”和白文方印“文字之福”。
第二段则全文抄录其《记宣南诗会图卷》一文，且加注标点，有部分修改痕迹，并在文末附记“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十三日，费了一天功夫，把这篇文字抄写完毕。谢国桢记于首都”，钤白文方印“谢国桢印”。在此段的引首，钤有朱文方印“刚主述作”。看得出来，谢国桢对此画倾注了心力。不仅撰文研究，指出其文物价值与学术意义，更精心呵护，并以秀雅而端庄的小行楷题跋近千言，足见其用情之深。在谢国桢题跋之后的次年即1965年，中国历史博物馆（即现在的中国国家博物馆）在北京建外大街永安南里10号楼的谢国桢寓所，以60元从其手中征集此画，此画最终入藏公库，也算是化私为公，适得其所了（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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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谢国桢书《记宣南诗会图卷》
由谢国桢题跋可知，《宣南诗会图》卷得之于北京琉璃厂。因为作者王学浩并非大名家，而画卷的题跋者也较少在书画市场上出类拔萃者，因而在画肆并未受人垂注，以致“人罕珍惜，已近残损”。以研究明清历史而著称的谢国桢，因其敏锐的学术自觉，发现此图卷“含有一段历史上的故事，可作文物来看待”，并指出“自康乾到嘉道之时，考据之学趋于末流，在龚（自珍）、魏（源）未提倡今文学派从事于研究边疆史地以前，文人学士不是驰骋才藻，就是獭祭饾饤，大有彷徨无所之的感想”，而“在这个图卷的题咏中，也可以看到学术的转变与文风的盛衰了”，因而解囊购藏，称得上是慧眼识珠，使得一件文献价值与学术价值高于艺术价值的作品得以流传至今。谢国桢在抢救此画及泽被学界方面，可谓厥功至伟。在谢国桢之后，有论者认为宣南诗社“在当时存在的作用和意义，主要还不体现在在京之时的诗酒唱和中——那种赏花看碑、诗酒文会对身为文学侍从之臣的翰林而言，只是展示风雅之才的一种方式，其背后有着‘求康济之学’的志同道合与声气应求”。很显然，基于《宣南诗会图》的学术价值，学界首先认识到其时士人的“风雅之才”，这才使进一步探究其“求康济之学”成为可能。
余 论
潘曾沂是《宣南诗会图》卷的艺术赞助人，也是画卷题跋的邀集者。这些题跋断断续续作于道光五年（1825）至道光七年（1827）间，分别以现场挥毫或邮寄的形式倩人书写。他以这种其时最为流行的诗画题跋形式，构建了一个诗与画的交游网络。画中的故事发生地北京是当时的政治和文化中心，冠盖云集，文风鼎盛。而题跋的多数成员多为苏州人或流寓苏州，苏州又是其时诗文书画最为兴盛的江南重镇。正因如此，以画家王学浩、诗人兼鉴藏家潘曾沂，以及诸多士大夫参与的《宣南诗会图》，便成为清代乾嘉时期文人风尚的缩影。
潘曾沂并非宣南诗社的中心人物，但在《宣南诗会图》及其题跋中，却是以他为中心的。对于潘曾沂来说，这固然有基于社交因素和扩大自我宣传与影响等方面的考量，但在客观上却为活跃于北京地区的宣南诗社提供了极为珍稀的第一手资料，既是清代乾嘉时期文官集团艺术活动的缩影，亦是其时士大夫阶层雅集与文会、交游与应酬的见证。
作为画卷的中心人物，潘曾沂自己也有题跋“独携冰雪趁幽寻，难得苍苔共此岑。车马往来无熟路，国家闲暇可清吟。衣冠衮衮私荣遇，文字区区见苦心。瑟缩久留奴仆怪，为多里耳罢张琴。丙戌春日，功甫自题”，钤朱文方印“潘曾沂印”和“功父新诗”。潘曾沂的自题书于道光六年（1826），是此画完成之后的第3年。所谓“衣冠衮衮私荣遇，文字区区见苦心”，正是潘曾沂与题跋者寅谊、乡谊与学谊的概括。而多年以后，昔日一起雅集与文会的伙伴多已“风流云散”，有的甚至天人相隔，陶澍写下了“宣南诗会几经春，短烛深杯记旧因。惆怅瑶谿好风景，不容长啸着斯人”的感喟。但无论沧海如何变成桑田，宣南诗社曾经在京城的“文章述东壁，冠盖称南里”的盛景，却有赖于《宣南诗会图》在历史长河中得以定格，并传之恒远。（注释从略 详参纸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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