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娘到合肥来看我

娘一生出过两次远门，第一次是到部队来看我，第二次还是到部队来看我。

第一次来部队看我是1979年的夏天，那是我当兵的第一年，离家还不到一年时间。但她和父亲在没有提前告知我的情况下来队了，那天我正在训练场训练，身上流了一身汗，脸晒得像非洲人，人也比较瘦，娘看到我的那一刻，大吃了一惊。她也不和我说话，一个劲儿地看着我，像不认识了似的，左看看右看看，前看看后看看，看了许久，然后一把把我揽在怀里就哭了起来。

若不是父亲在一边提醒，她不知道要哭多长时间，边哭边说：“咋晒成这样?咋瘦成这样?咋累成这样?你不是写信说部队的生活都好吗?”

看着他们突然的到来，我也不知该说什么好，我就问父亲：“你们是咋找到这里的?咋也不给我说一声就来了?我才离开家半年，别的战友父母还没人来过呢。”

父亲告诉我，是娘想我想得不行了才来的，再不来她的精神就可能会出问题。父亲说，我当兵走了之后，娘就天天站在院子里往东坡上的路口张望，我是从那里离家来当兵的，娘就以为我会从那个路口回去。

在我初中、高中上学时，每天回家都是最先出现在那个路口，所以娘觉得我当兵和上学一样，每当吃饭时就能按时回到她身边。可她等啊等，开始是做好饭了等，后来是不做饭去等，再后来别人吃完饭了她还在等。然后就是在家里不住地念叨我的名字，把我穿过的衣服找出来反复的洗。父亲看没有办法了，才按娘的要求，到部队来看我。

当时家里没有路费，是把喂的两头还没长成型的猪卖掉，拿着卖猪的四十元钱，一路辗转找到了驻守在安徽阜阳郊区的我们连队。一路上饿了就吃从家带的干粮，渴了就喝白开水。为了省下住旅店的钱，他们带了一张席子，晚上就在候车室里凑合一宿。

那次我娘只在连队住了七天，七天里，我训练时她就在操场边上看着我，我劳动时她也在菜地边上看着我，我到监墙上的岗楼里站哨时，她就站在远远的地方看着岗楼，我不知道她是否能看清我，但她知道那几层楼高的岗亭上，站着的是她的儿子。

父亲说，看到我的生活训练情况和连队领导、战友们对我的关心爱护之后，娘的心放下了，最后是她提出要回家的，说看过了、放心了，再住就会影响我的工作。

那次回到家后，娘对东坡的路口不再痴迷张望，并且见了街坊邻居就告诉人家，说我在部队挺好的，天天都能吃上白米饭、好面馍。

我在娘身边生活了十八年，刚离开半年她就想我想得要发疯，儿子在娘心中是什么分量，我第一次有了切身体验。

后来我几次写信让娘再来部队看看，父亲回信说，娘让我好好工作，她在家挺好，不要惦念，始终不说再来看我的事儿。

至到1991年，娘才来到我的柴扉小院，那是她时隔12年后的第二次出远门。

这次来合肥和上次到阜阳有所不同的是，那一次我是一名刚入伍的战士，住在集体宿舍里，没有自己的家，只能让娘住在连队的招待所，吃饭是从连队食堂里端的，食堂做啥她吃啥。但这一次我提干了，有了一个不大也不新，但却是属于自己的家，住的虽不如招待所宽敞，但比招待所自由。饮食就更比连队方便了，想吃啥就可以按自己的口味做啥。

不过，这些还不是最大的不同，最大的不同是娘去连队看我时，她是那么年轻，没有一根白发，身体异常健康。而这次娘明显老了，头发斑白，额头上多了皱纹，身体也大不如前，而且因五年前做过一次大手术，娘走路有些蹒跚。

但娘精神很乐观，说她自我感觉没什么问题，我也就信了娘的话。天天我和妻子去上班，娘在家里呆着，每天帮助妻子做饭干家务，只有到了星期天，我们一家三代人才能出去到合肥的公园游玩。就这样娘在这里住了两个多月。

突然有一天，娘说她的胳膊抬起时有点不舒服，第二天我请假带她去武警总队医院检查，找的是外科主任，他看了之后当时就很严肃地说：“今天就住院吧，肩膀下面有个包块，要马上做手术。”我一听就想到了五年前做的手术，问医生这两者是否有联系?他说是癌转移了，我听了心里当即就“咯噔”了一下。我没让娘回家，随即就办了住院手续。

住院之后，娘做了全面的检查，第三天就做了手术。手术是成功的，一周后，医生建议到省人民医院做化疗。

这时候娘提出让父亲到合肥来一趟，我按娘的想法给父亲写了一封信。信中没有说到娘的病情，但父亲接到信立即赶到了合肥，他说估计到让他来就是娘的身体出了问题。因为距第一次手术过去整五年多了，做手术时医生就说过，这种病可能还会复发，一般是在手术后五至八年时间里。

在做了半个月的化疗后，手术的伤口基本痊愈，本来还可以再住几天院，可娘坚持要出院。娘说住在医院里着急，其实我知道她的心思，她是怕我花钱。我多次给她解释这是部队医院，军人父母住院可以减免很多费用，但最后父亲说：“尊重你娘的意愿，还是出院吧。”

武警总队医院就在我住的古城郢大院内，距我的柴扉小院不足两百米。打针、换药都可以直接去医院。当时我老首长周广庭的爱人王叙兰大姐，就在武警总队医院工作，她不让我娘每天往医院跑，她把要换的药和要打的针在医院配好，然后拿到我家里来，打针、换药都由她来亲自处理。

王大姐原是解放军105医院的护士长，后调到武警医院，技术娴熟，为人热情，对我娘像对待自己母亲一样关心。对此娘心中很是过意不去，几次提出让我们请王大姐在家吃顿饭，可王大姐一直没有答应。

这次娘来看我，在合肥住了半年，是她平生离家最长的一段时间，而这半年时间她是带着病体出来的，后来我想，娘肯定是在家就感到了身体的不适，而见了我却迟迟不愿把病情说出来，致使治疗耽误了两个月。

临离开合肥时，娘的伤口愈合得很好，精神状态也很好，都以为娘是完全康复了，但我心中清楚，娘的病复发过，以后就很难控制。

娘离开合肥一段时间了，政治部领导不知从哪里了解到我娘生病的消息，在负责工作的副主任王海瞳的主持下，总队政治部发起了一次募捐活动，政治部上到主任，下到干事，都献出了他们的爱心，总队领导听说后，也专门捐了款，使我非常感激，募捐的资金我立即寄回老家给我娘治病。

那次募捐并不是我所期望的，因为让领导和同志们掏钱为我娘治病，既不合情，也不合理。我是做儿子的，砸锅卖铁为娘治病都是应该的。起初我听说领导要发起这样的活动，就赶紧找领导请求中止募捐，怎奈领导态度坚决，我也只剩下感谢的份儿。

出门在外，我最不愿做的事是亏欠别人，可那次不但欠了人情，还欠了所有同事的人情。那次募捐给我的思想上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后来我一心要调回河南，并不是我对把我从普通一兵培养成为军官的老部队没有感情，而是我总觉得在那个充满爱心的群体里，我欠大家的情太多，见了谁尽管人家不说，我都觉得不好意思，这情，不是光靠好好工作就能还上的。只有离开才能脱离精神上的樊篱，虽然我知道这樊篱是我自己罩上的。

一生只出过两次远门的娘，回家之后再没走出过神垕镇，因为回去后半年不到，她的病情又一次复发，这一病就再也没能起来……

娘一生不爱照相，也很少有机会照相，在合肥期间留下的一组照片，除了我们一起外出游玩时拍摄的，就是在破旧的柴扉老屋里那几张留影。如今娘不在了，柴扉老屋也不在了，这几张照片也成了我记忆里的永恒。

张国领，河南禹州人，现居北京。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1978年入伍，2020年退休，历任战士、排长、新闻干事、电视编导、《橄榄绿》和《中国武警》杂志主编，从军四十三载，武警大校军衔。

主要著作有诗歌、散文集《血色和平》《男兵女兵》《和平的守望》《和平的断想》《和平的欢歌》《千年之后你依然最美》《柴扉集》《意外的爱情》《张国领文集》(十一卷)等十八部。作品曾获“中国人口文化奖”金奖、“解放军文艺新作品奖”一等奖，“群星奖”，“长征文艺奖”“冰心散文奖”“武警文艺奖”等五十多个奖项。作品被收入《新时代强军文学作品选》《军旅年度文学选》《中学生喜爱的作文》《初中课时练》《改革开放四十年诗选》《中国年度诗选》等六十多种选本。系中国作协会员，北京丰台作协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