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植物公园里，当我同“市老干部合唱团”的团员们一起戴上红领巾时，不禁有一种激动得要流泪的感觉。不是我年老后的感情脆弱，也不是我惺惺作态，因为我与红领巾之间有纠结。我虽然也是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少先队员，但为在正式场合戴上红领巾，梦想了五十多年。在我早已放弃这一心愿后，却没想到今天正式戴上了红领巾，这一戴圆了我近半个世纪的戴红领巾梦。
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我到了加入少先队的年龄。当老师在学校大会上宣布少先队员名单，听到有我的名字时非常激动，想到马上就要戴上那红旗的一角，用革命先烈的鲜血染成的，寄托着革命先烈的期望，承载着少先队员的使命与责任的红领巾时，兴奋得我几天几夜没有睡好觉，还常在心里唱《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继承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爱祖国，爱人民，鲜艳的红领巾飘扬在前胸。不怕困难，不怕敌人，顽强学习，坚决斗争，向着胜利勇敢前进！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沿着革命先辈的光荣路程，爱祖国，爱人民，少先队员是我们骄傲的名称，时刻准备，建立功勋，要把敌人，消灭干净，为着理想勇敢前进！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我们的小学校在深山区。学校的房屋是分配给各生产队建的，全部是土木结构，地基以上为防潮湿造成房屋倒塌虽用了几层砖，但都是坟砖，其中有些还是我们从坟山上拣回来的。学校有一个操场兼篮球场，但没有篮球架，只有一个篮球，在上体育课时轮流拍几下；学校院子里放有一个用木板子做的乒乓球台，乒乓球台中间的球网用几块砖代替，乒乓球拍是用木板自制的。体育课做得最多的，一个是打陀螺，另一个“踢碑”。“踢碑”就是老师用树棍子在地上画个一米五宽、三米长、有六个方格、一个半圆的图，“踢碑”时丢一个瓦片在里面用单脚跳着踢，谁踢的准、时间长和过关多就算谁赢，如果站在“踢碑”图边观看，那就像是理想主义在贫瘠土地上划出的精神等高线。为不把鞋前面踢破，除寒冷天气外，大部分男生都是打着赤脚“踢碑”的。少先队成立后，学校没有钱买红领巾，为不给家长增添经济负担，就安排我们搞勤工俭学。夏天拾麦穗，秋天拾稻穗，冬天捡木子也就是乌桕树子。拾麦穗是在旱地或旱田里一般比较容易；拾稻穗就有些困难，特别是要想多拾就要下到泥巴田里，因为泥巴田里遗落的稻穗多，但去泥巴田里总会打湿衣服沾上泥巴，有时不注意还会陷入泥沼之中；更困难的是捡木子，木子长在高高的树丫上，我们的儿歌就有“不挨天，不沾地，半天云里晒冻米”，这“冻米”就是木子。木子在生产队先收打一遍后，树上剩下的都在最高处，掉落下的陷在泥土里。大人打木子尚需用“铰镰”，就是在六七米长的竹竿上装个象耳朵形状的小镰刀，把结有木子的小枝丫铰下来。我们要打下剩下的木子，就要爬到树的高处铰，随时面临枝断人掉的风险。我们明明知道有风险但“不怕敌人”，坚决把看到的木子铰下来；至于那些陷到土里的木子，就扒开土坷垃一粒粒的捡到。那时，不管勤工俭学有多么大的困难和危险，我们都非常主动、积极和高兴，因为我们是少先队员，而且搞勤工俭学是为了买红布做红领巾，所以更“不怕困难，不怕敌人”。当勤工俭学的汗水即将变成现实，学校准备给我们买红布做红领巾时，却被时代的飓风吹散了这场精神仪式，少先队员改成红小兵了。在学校即将做好红袖箍时，我就小学毕业读初中了，从此就没有在正式场合戴过红领巾。不过，虽然我没有戴红领巾，但从那时起，红领巾就已永远的戴在了我的心里。进入初中，正赶上“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不学ABCD，照样做中国人”。我们的老师有的是应届毕业的高中生，有的是到农村接受教育的城市知识青年。老师虽然都很负责任和尽力，但读书已成为“附课”，劳动成为主课。农忙要去生产队割麦、插秧、收水稻，每年还要到生产队住下来一星期或半个月，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农闲要走十几里地给学校打柴；寒、暑假必须要参加生产队的劳动，否则生产队长不给你写鉴定或不写一个好鉴定。现在有人夸我会挑选西瓜，可他们不知道那是我在生产队种了两年西瓜才学会的。现在想起这些，在别人眼里也许认为这是我们那一代人的苦难，但我始终把这些“苦难”当作人生的丰富阅历和精神财富。我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参加一个集体单位的工作后，正处于国家重大战略调整和转型期，要求人们必须转换思想观念，加快新老知识更新。在建立了新的管理体制，开始用新机制、新方法进行工作后，我对于新的变化开始很不适应，特别是在学习任务重，工作压力大，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开始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感到紧张、迷茫、焦虑、不安甚至痛苦。也是我每当感到无助时，总会幻想V起红领巾飘扬在胸前的情景，想起《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中“不怕困难，不怕敌人，顽强学习，坚决斗争”的歌词和含义。学习上，为弥补初中辍学后的知识欠缺，不惜走回头路，从小学五年级的课本学起，挑灯夜战，废寝忘食，直到拿下高中至本科的毕业证和文凭，并能够写出大量的公文，发表了理论研究、通讯报道和文学作品，还撰写和合作出版了理论书籍；工作上，牢固树立“不怕困难，不怕敌人，为着理想勇敢前进”的信念而工作。酷寒严冬，独自一人徒步顶风冒雪七十多公里，用十一个小时，走狭窄的羊肠小路，穿荆棘丛生的深山老林，爬冰雪覆盖的高坡，趟积雪厚厚的山沟，坚持完成上了级交给的工作任务；烈日炎夏，在没有空调、风扇的楼房里，头上搭个湿毛巾，脚下放一盆凉水，忍饥挨饿、靠喝自来水解渴，通宵达旦的赶写公文，终不辱使命......回顾几十年的奋斗历程，就像红领巾从布料升华为精神象征，我也从红小兵转变为改革潮流中的一员。“岁月悄然逝水间，青丝渐白未曾觉”。不经意间五十多年的光阴流逝了。今天，当我用手抚摸胸前这久违的红领巾时，我的心里深情的感到，在物质丰裕的今天，红领巾的精神价值愈发凸显其不可替代性。这块从革命战争年代的红旗一角，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少先队员”、“红小兵”，再到新时代的“新时代好队员”，其精神内核始终是“爱祖国、爱人民”、“为着理想勇敢前进！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它既是作为革命精神的传承载体，始终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更是“为着理想勇敢前进”的冲锋号，是“爱祖国、爱人民”的价值坐标，是“建立功勋”的行动指南。从在土坯屋读书、上体育课“踢碑”到智慧校园，从“捡木子换红布”到“红领巾解说员”、“红领巾志愿服务队”，变的只是实体，不变的是“不怕困难，不怕敌人”的精神内核。这种“变与不变”的辩证统一，正是红领巾历久弥新的生命力所在。当老干部合唱团的团员们随着乐曲声拍手、蹲、起，《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让我们荡起双桨》的歌声在公园回荡，我们坐在公园绿草如茵的地上做击掌游戏时，我看见指挥那双手就像小学老师在操场的地面上画“踢碑”图，今天所表演的这些节目，与我五十年前学校操场土地上的影像重叠；我听到的是五十年前的队歌与新时代的旋律在此共鸣，那是跨越时空的青春对话，是永不褪色的精神传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