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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实践”国际问题研究应用范式:跨学科视域下的区域国别研究
席来旺视角
2025-06-16 17:52:29

                        
              席来旺
 

      笔者本人与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还是有缘份的。上个世纪80年代,当笔者考取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攻读博士学位时,招生简章与录取通知书上印制的专业文字表述就是“世界地区史、国别史”,研究方向是美国史。可以说笔者很早就是区域国别研究的科班出身。当然后来笔者主要从事国际战略与中国外交的实际政策研究工作,并到过多国考察学习交流以及常驻工作,可以说对基于实践的区域国别问题研究有更直接的亲身体验。

       众所周知,近年来,区域国别研究作为一个新兴学术领域在国内迅速发展,逐渐成为中国学界的一个热门领域。从2012年教育部遴选出首批42家国别和区域研究培育基地,到2013年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对区域国别知识的巨大需求;从2017年教育部在全国布点建设385家国别和区域研究备案中心,再到2022年9月“区域国别学”成为交叉学科门类下的一级学科的设立,区域国别研究在中国高校中迅猛发展。当前,区域国别学正在迎来一个大发展时期,2025年4月27日,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区域国别学研究分会在北京宣告成立。复旦大学“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黄仁伟在此次大会上演讲的题目就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区域国别学科的前景”。可见人们对区域国别学的未来发展寄予了极大的期盼。最新的动态是,今年5月17日,以“区域国别学:实践创新、理论建构与体系完善”为主题的高校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工作会议又在浙江隆重举办。

       对于基于实践的区域国别学发展,笔者在此提出4点看法与希望:

       第一,首先要明确区域国别学学科发展的时代需求与战略属性,研究者要具备和培养非凡的高站位与战略视野。
 
      区域国别学是具有国家战略高度的学问,其在中国的生长明显受国家战略驱动。区域国别学成为一级学科,根本原因是国家的需要,它不是纯粹学术与理论的学科,而是具有强烈现实关怀和巨大应用价值的应用学科。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加强区域国别研究成为一项紧迫的国家战略需求,也是学术界的一种学术自觉。“区域国别学是一个问题导向的学问,它不是学术研究的学理延伸。它是承载具体功能的,当然需要学术创新,但它是为实现其功能而创新的”(杨丹等:“区域国别学研究与学科建设笔谈”,载《区域国别学刊》2023年第4期第11页)。

      区域国别学有其自身独特的特征。区域国别研究主要从已高度建制化的学科国际关系学与国际政治学中衍生出来,原有体系和研究无法满足新形势发展需要的情景,就从一开始决定了这个新兴领域必须要勇闯新兴研究的“空白区”“急难区”。因此,在区域国别研究领域,可以少一些学术建制派,多一些学术革新派;少一些目前仍陷入学究型概念化的循规蹈矩式的所谓学术争议纠缠,多一些打破条框束缚的理论自觉,形成务实管用的知识体系,始终以解决问题为核心。

      区域国别学是一门旨在对世界各地区、各国家或特定地区与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进行全面深入系统研究的学科,其研究目的是支持外交战略,为我国的大国外交战略提供智力支持,以更好地应对全球事务,具有高度的应用性。

      中国高教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日前在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区域国别学研究分会成立大会上,梳理了本学科研究的七大任务: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学术支撑、助力“一带一路”倡议深入发展、服务三大全球战略倡议的实施、促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国际传播、关注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需求、深化与周边国家的互联互通以及支撑教育强国规划纲要的实施。可见区域国别研究对学术发展和国家利益和维护国家利益具有的重要意义。

      刚刚召开的“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工作会议”的最新界定是“区域国别学作为一门以解决实际问题和满足现实需求为导向的交叉性新兴学科,肩负着深化国际理解、服务国家战略、促进学术创新,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全球治理、文明对话,培养国别通、区域通、领域通的重要使命”(见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区域国别学学科评议组与浙江师范大学2025年5月17-18日“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工作会议”宣传资料)。

     事实上,从总体比较来看,各国的区域国别研究无不是在国家战略驱动下发展起来,由此构建自己的知识体系、话语体系、学术体系,并服务于本国利益。区域国别学是以国家战略为牵引的交叉学科,核心在于解析全球区域国别的普遍性、特殊性及其互动规律,构建服务国家战略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认知体系。希望我们的区域国别研究院能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整合各方面力量,突出前瞻性、战略性、实践性需求导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更有利国际环境、提供更坚实战略支撑。

      第二,要重视并切实加强中国自主的区域国别学知识体系建设。

      近年来,笔者一直呼吁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构建并进行探索(席来旺:“构建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新探索”,中国社会科学网2022年11月24日。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于中国社会科学网2022年11月24日首发,中国社会科学网2022年12月29日《构建中国特色国际关系学科方法与路径》专题系列以及《中国社会科学网刊》2023年第一期均将该文作为首篇再度推荐),同样地,中国自主的区域国别学知识体系建设要始终得到重视。我们高兴地看到,日前的浙江“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工作会议”强调,在推动区域国别学学科高质量发展时,要重视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

     要看到,由于长期的学术惯性,目前不少论著还是在英美特色国际关系理论下打转,其使用的概念和理论基本还是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那一套。在不少高校的国际关系教学中,这一套还是比较流行的。区域国别学应呼应时代课题,立足本土实践,推进知识体系与理论范式的自主建构。

      事实上,新中国外交70多年,从来没有把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作为主导性的认识论工具,绝大多数对外工作者也没接受过这方面的教育。在全球化时代和多极化世界潮流下,中国外交界和学界对国际关系学的理论与实践创新探索,正迅速转化为中国为国际体系变革和全球治理提供的建设性理念与方案,体现了中国的全球观和世界大情怀。

      区域国别研究中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视角是立场视角问题。研究者站在什么样的立场上去研究国别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立场视角在区域国别研究中具有重要的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地位。我们开展区域国别研究,必须坚持中国的立场,即从中国国家利益这个立场视角去研究问题,在西方强大的舆论和话语“霸权”中,有不少人对一些国家历史和现状的解读完全追随西方,丧失了中国的立场,在制订政策和工作策略时就会出现偏差。因此,在国别研究中坚持中国立场这一点必须把握住。要秉持辩证唯物主义的研究态度,坚持实事求是,避免主观片面,避免先入为主。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区域国别学的“实践性”特色明显,笔者近年来倡导的“基于实践的国际问题研究”(参见笔者近年来在相关载体与论坛上的文章评论及2025年5月版新著《大战略:把脉破局》《新棋局:变局•定位》)的研究范式同样适用于区域国别研究。

       实践概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概念,而包涵国际问题研究的政治学本身更具有明显的实践特性,突出国际关系的实践性,就从根本上否定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结构决定论”。与通常的国际问题研究一样,区域国别学的研究对象具有实践性,研究参与者具有实践性,研究目标更具有实践性,理论是要指导实践的。笔者主张以实践本体论超越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把握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坚持运用实践第一的观点。

     区域国别学的一个鲜明特色是注重“在地性”,鼓励研究人员进行田野调查。需要基于扎实的海外实践,以问题为导向,回应重大现实与理论问题。可见,重视区域国别学的实践性显而易见是其作为国际问题研究尤其必须遵循的要求。

      事实上,区域国别研究是高度综合的跨学科领域,具有很强的现实应用性,必须要实实在在解决现实问题。随着我国的全球“朋友圈”越来越大,海外利益分布也呈现规模大、分布广的特点,在与各国打交道时,经常会在制度、产业、技术、文化、历史等多个层面遇到层出不穷的新问题,这都是区域国别研究需要一一回应并思考解决的真问题。

      以现实问题为导向可以发现,区域国别研究注重以小见大、层层分析,见招拆招地解决当前实际问题和中长期问题,进而形成与实践相契合的理论。事实上,要做好真正的区域国别研究,不必搞花架子,无非是做到三件事,即摸得透理、找得到人、办得成事。换句话说,就是把对象国、对象区域、对象问题研究明白,同时在深入当地研究的过程中,与对象国有关人士或当地人建立长期联系,在关键时刻可以对接到人,在关键事上可以拿出对策,最终服务于解决问题这一核心需求。

      钱乘旦先生特别强调实用、实践、实证是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的三个关键词:区域国别学是一门实用型学科,其研究目标是为中国和世界服务;区域国别学应采取实践的学习方法,注重对象国和地区的田野调查;区域国别学应遵循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郭瑞敏:“全球中国与区域国别学:学者聚谈区域国别学建设的路径与方法”,澎湃新闻网,2023年11月24日,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5413660)。有人归纳出区域国别学的六个特征:涉外性、交叉性、实践性、基础性、致用性、战略性。

       王逸舟先生分析到,就中国的区域国别学而言,尽管其作为学科似乎与传统意义上“学”之产生规律有所不同,但从本质上讲却是“实践催生了理论,思想学术的成长与实践的大发展紧密相连,”因此,“如何平衡学理与实践是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的一大难点”(见王逸舟、王婉潞:迈向互联互通的区域国别学,载《国际观察》2025年第2期)。对此,翟崑先生特别强调了中国区域国别学“应坚持实践导向”(翟崑:中国区域国别学建设互联互通路径的“三个需要”—品谈王逸舟、王婉潞之《迈向互联互通的区域国别学》,载《国际观察》2025年第2期)的宗旨之一。

     有区域国别学领域的专家在总结区域国别学人才培养教学模式和考核方式的经验时也指出,“实践能力培养比单纯知识积累更为重要,尤其是在问题发现、创新性思维、逻辑推理以及数据检索和应用能力的锻炼等方面”。“只有拥有跨文化沟通、情感共鸣和实践能力的学者,才能在人工智能与全球化时代中发挥核心作用”。因此,“人才培养应更多聚焦于如何将理论知识和学术素养转化为切实的实践能力”(翟东升、王淼,“浅谈人工智能时代的区域国别学”,《人民日报海外版》2025年2月17日)。

      在杨洁勉先生看来,区域国别研究研究的“学”“术”之道本身具有“实践本源”属性,区域国别研究必须扎根实践本源,构建三维立体认知框架,要进行基础性的直接实践、延伸性的间接实践和开拓性的虚拟实践。杨洁勉还特别提出区域国别研究者要努力提升实践自觉、理论自觉与历史自觉的问题(见“讲座纪实”,杨洁勉:区域国别学研究的“学”“术”互动之道,载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公众号2025年4月25日)。

     区域国别研究切忌国门不出闭门造车、提出不切实际的对策建议。在一定意义上,区域国别学研究探索努力的“这一切都要落足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谨慎完成”(唐士其主讲“确定的知识与可能的知识”讲座,探讨中西知识体系互补与区域国别学研究新路径,北京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公众号2025年5月20日),可以说,区域国别研究具有在地性和经验性特点,研究者必须在对象国或对象地区生活和工作一定的时间,从中获取第一手知识,因而对实践性要求更高。
      区域国别具有国际关系本体论上的“实践性”价值,区域国别研究有利于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学术与政策的对接,在实践意义上提供了国际关系研究与其他学科对话的广阔空间,将为国际关系学科发展提供新的动力。

      第三,要妥善处理好区域国别学自身学科专业发展与智库资政,即学术基础性与政策应用性研究之间的平衡。
   
      笔者这几年来一直呼吁,国际问题研究学界要有自觉意识,面临新时代、新变局、新挑战和新课题,理应主动呼应时代命题,积极响应党的号召,主动调整研究方向,科学整合研究力量,全力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参见笔者近年来在相关载体与论坛上的文章评论及2025年5月版新著《大战略:把脉破局》《新棋局:变局•定位》)。同样地,区域国别学界也要呼应国家的需要与时代的要求,立足当下、面对现实,着眼于全局与未来,做好相关研究工作。
区域国别研究需要的人才比较特殊,他们既要有广博的地区知识,又要有精深的专业知识,必须同时具备专业能力、地区认知能力和当地语言能力这3种能力,研究应紧密围绕国家需求,产出具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并通过跨学科合作,培养国际化人才,通过高质量的科研合作,切实服务国家战略。

       需要强调的是,设立区域国别学的初衷是加强区域国别问题研究,更好地服务现实需要,说一千道一万,最基本的功夫还是要沉下心来,在相关领域发挥咨政建言的功能,不能仅仅热衷于、满足于热闹的表面文章,而不把主要精力放到国家急需的研究区域国别问题研究上,最终要有扎实的研究、要有过硬的成果。要处理好学术研究与咨政建言的辩证关系,着眼实践从实际出发很重要,扎实的一线田野实地调研与认真艰苦的针对问题分析研究,都是必不可少的。 

      例如,如何从区域国别研究的角度来回应研究中的国家安全学相关问题?其实即使在没有设立国家安全学科的时候,区域国别研究中也涉及到对国家安全问题的关注。其中就有几种不同的类型:
  
      首先是直接与我们国家安全相关的周边国家,周边安全环境问题向来受到重视。中国是世界上邻国最多的国家,周边关系与周边环境对中国有着特殊和重要的利益,无论是实现“周边命运共同体”还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和平发展,周边安全都至关重要。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与发展繁荣之基,中国同周边国家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对地区与世界同样意义重大。中国又是周边环境最为复杂的世界大国,推动构建和平、合作与发展的周边关系与秩序并非易事。研究中国周边国际环境中面临的一系列新情况、新挑战、新问题,包括研判周边地区与国家内部安全态势可能出现的新变量、新动荡、新博弈,是区域国别学责无旁贷的使命。此外还有具特殊影响的全球性大国,像中美关系一直是事关我国家安全的重要对象国家,以及介于二者之间的地区性国家,例如非洲问题研究,同样地,研究中东问题不能不考虑与中国总体国家安全密切相关的议题,包括伊朗核问题、引发政权更迭的所谓“什么之春”、极端主义与恐怖袭击问题、能源安全问题等。无论如何,区域国别研究离不开中国的国家安全关切和利益诉求,离不开中国学者的中国立场与中国情怀。

      第四,要妥善处理好区域国别学与其它相关联系学科、研究领域之间的相互促进与融合关系。

     区域国别学作为一门交叉学科的定位确实“使区域国别学不仅摆脱了‘是历史学、外国语言文学、还是国际关系学’等问题的困扰,更跳出了‘是文科还是理科’的无谓争论,以‘学科交叉融合推动学术创新’的姿态打开了区域国别学发展的更大空间” (翟崑:“大国之学、强国之需—读《目标、路径与方法:钱乘旦论区域国别研究与区域国别学》,北京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关注号2025年5月17日”)。但是,客观上,学科之间的发展难以真正做到通过一刀切的划分来完全分割,因为知识本身是没有学科边界的。这更不意味着它就可以不再需要关照与其他相关学科的关联,况且,长期以来我们的文科与理科不同,其交叉意识向来不强,各学科自守边界的问题还需进一步探索破解。

      区域国别研究涉及许多不同的学科领域,区域国别学想要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就需要在本学科的研究领域内建立起独有的概念和逻辑体系,解释本领域的各种现象。而想要实现这样一个目标确实并非易事。从目前阶段来说,区域国别学的构建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是:这些不同的研究领域如何才能融合为一个新的整体,提炼出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

      尽管日前举办的“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工作会议”特别推出“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成果展”板块,事实上,我们不能回避中国的区域国别学构建刚刚起步这一现实。正因为此,对于中国区域国别研究的学科定位和学理学者们仍正在进行各种各样的探讨,不同的学科都在强调本学科在构建区域国别学之中的重要性。

      有专家认为,“无论是从学科方法论和基本的理论构架来看,区域国别学都需要以国际关系学为主体性的支撑学科”;有专家专门分析了国际关系与区域国别学之间的特殊关系;也有专家指出:区域国别学“必须以世界历史这门基础性学科作为自己最基本的研究方法、最基础的学科支撑”;而现实中,许多高校都把推进区域国别学科发展的重任放在了外国语学院,这无疑是外国语学科迎来的巨大发展机遇,同样也带来不小的挑战,因为它毕竟对升级转型中的外国语学科提出了新的使命要求,显然不能仅仅满足于现有外语学院的研究状况,更不能隔断与其他相关学科之间的相互促进与融合。

      虽然不能将区域国别研究简单理解为国际关系或国际政治研究,但是认为它们都属于国际问题研究应该是没有太大问题的,这首先就涉及到国际政治学、国家安全学、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的相互促进与融合问题。目前,国家安全学与区域与国别学一样也是一个新兴的一级学科,这种学科建设的调整具有非常明显的中国特色,但是此种成就似乎导致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学学科受到挤压的局面是否就是最佳状态,仍是学界在探讨的问题。

      最近就有专家提出呼吁,国际问题研究也应该设立为一级学科。因为无论在国际上还是在我国,国际问题研究是由两部分组成的:综合问题研究及区域国别问题研究。前者研究世界经济(国际经济)、世界政治(国际政治)、全球化、全球治理等多种多样的综合问题,区域国别问题研究的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欧洲、美洲、大洋洲地区(或其中的某一次区域)及世界上的约200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外交、社会、历史和文化等问题。区域国别问题研究已升格为一级学科,因此,国际问题研究升格为一级学科,当然是天经地义的(江时学:“应将国际问题研究设为一级学科”,转引自大外交智库公众号2025年5月10日)。当然,这种愿望究竟能不能实现,那是后话了。

       无论如何,我们在开展区域国别研究的时候有必要了解相关的学科背景。因为,区域国别学与国际问题的关系实在太密不可分了,二者是有历史渊源的。无论如何,区域国别学作为一门交叉学科,其研究既是一门基于历史学的学问,也是与外国语言直接相关的学问,当然不限于这些学科,但与世界政治和国际关系学科更加密切,充分反映其自身所具有的特点。对于中国国际问题事业的发展演变历程必须做到心中有数,因为这不仅涉及到区域国别学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问题,而且甚至涉及到区域国别学如何行稳致远的问题。

      记得2023年10月28日,笔者应邀出席在华侨大学举办的“第五届全国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协作会”上,会议讨论的一个议题就是“外交/国际关系学科建设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其中就谈到了区域国别学对国际政治及外交学研究的冲击与挑战(见笔者2023年10月28日在华侨大学举办的“第五届全国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协作会”上的发言,引自《新棋局:变局•定位》第420-423页)。

     区域国别学与世界史、外国语、外交/国际关系学科之间分别是何种关系,需要理智地切实结合实际认真思考,尤其是要正视这种现象对外交/国际关系学科发展的严重冲击与挤压。如何回应,不仅是对外交/国际关系学科而言,同样是区域国别学学科需要思考的问题。如何尽快理清学科边界是现实提出的一个新问题。当世界史、外国语等学科增添新的增长点,作为基础性的区域国别学繁荣,理应有助于推动外交/国际关系学科发展。毕竟,当代中国国际关系已形成比较完备的学科体系,学科建设发展自身的需求始终存在,新中国外交为中国国际关系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思考。与笔者当年开始投身于国际问题研究时的上20世纪90年代相比,现在从事国际问题研究的机构与队伍都达到相当可观的规模。在几代国际问题研究工作者的不懈努力下,披荆斩棘,克服重重困难,走到今天很不容易,这里面有很多的经验教训可以总结。本已有成熟基础的外交/国际关系学科应将更多精力投身于入理应属于本学科急亟待迫解决的重大问题,应当思考如何更好抓住机遇,巧妙地化危机为转机,包括借跨学科发展与带动旧学科等,以实现不同学科相互促进、携手合作、协同发展。
 
(说明:本文基本观点为5月24日“跨学科视域下的区域国别研究高端论坛暨河南师范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揭牌仪式”上主旨报告内容,将被收入另一部学术著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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