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与内地紧密相连的社会图景中，有这样一群特殊的孩子——“跨境学童”。每天凌晨5点，当城市还在沉睡，他们便在家长的催促下匆匆起床，踏上从深圳前往香港的求学之路。这一群体的出现，与香港和内地的历史渊源、教育差异以及家庭选择等因素紧密相关。 跨境学童现象早在上世纪90年代便已初现端倪，当时深圳仅有500名这样的孩子。随着1997年香港回归，两地联系愈发紧密，跨境婚姻数量急剧攀升。加之香港特区政府2007年推行“学券制”、两地学制接轨以及交通日益便利化，跨境学童的数量呈爆发式增长。到了2009年，人数已达37253人，占同年香港婴儿数目的45%，与2001年的7810人相比，近乎增长了五倍。 这些孩子的家庭构成主要有三类：父母双方均为内地户籍，但孩子拥有香港永久居民身份的“双非儿童”；父母中有一方为香港居民的“单非儿童”；父母双方均为香港居民，但选择在内地居住的“港宝”。家长们选择让孩子跨境求学，有着诸多考量。香港教育模式注重学生全面素质的发展，且孩子受教育能享受众多政府福利，例如学费全免，仅需支付书本费和校服费等。同时，在香港考上优质大学的机会相对较高。此外，不少家庭在深圳生活成本较低，却能让孩子享受香港的教育资源，似乎享受了“双重优惠”。 每天清晨，福田口岸、深圳湾口岸等地便被跨境学童“占领”。以福田口岸为例，周一到周五早上6:30 - 7:30，一半以上的通关人员都是跨境学童。他们或在家长陪同下，或独自跟随保姆车公司的阿姨，携带好“禁区纸”（香港有关部门颁发的“沙头角跨境学童证”）和“桥头纸”（广东省公安厅颁发的“边境特别通行证”），排队等待通关。过关后，乘坐保姆车前往各自的学校。保姆车公司提供不同的服务套餐，收费从每月350元到930元不等。 深港两地学制虽然接轨，但在课程内容、教学方式等方面仍存在差异。香港的课程更强调实践和探究，而内地可能更侧重于基础知识的传授。跨境学童需要在两种不同的教育模式中频繁切换，这无疑增加了他们的学习难度。比如在语言方面，香港教学以粤语和英语为主，而深圳则以普通话为主，孩子在语言适应上要花费大量精力。而且，跨境学童每天花费大量时间在路途上，睡眠和休息时间被严重压缩。据调查，很多孩子每天睡眠不足8小时，长期的疲劳状态对他们的身体健康和学习效果都产生了负面影响。 跨境学童的家庭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家长们不仅要承担孩子的教育费用，还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在接送孩子上。对于一些家庭来说，为了孩子跨境上学，父母一方甚至要放弃工作，专门负责接送和照顾孩子。在心理层面，家长们时刻担心孩子在跨境途中的安全问题，以及孩子能否适应两地不同的教育环境。 从社会层面来看，跨境学童现象反映出教育内卷的严峻现实。家长们为了让孩子获得更好的教育资源，不惜让孩子每天经历如此艰辛的求学之路。然而，这种看似“拼尽全力”的选择，真的能让孩子获得更好的未来吗？教育内卷的本质是资源分配失衡下的非理性竞争。优质教育资源的稀缺，使得家长们陷入焦虑，不断增加投入，试图让孩子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但这种竞争往往是零和博弈，大家都在加码，最终的结果是孩子和家长都疲惫不堪，却未必能实现预期的目标。 在香港，由于跨境学童数量的急剧增加，部分地区的学校资源也面临着巨大压力。以北区为例，随着最后一批“双非儿童”进入中学阶段，以及高才通家庭子女跨境上学人数增多，今年该地区学校出现学位告急的情况。学校不得不增加插班名额，甚至放低入学门槛破格录取学生，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教育质量。 跨境学童的成长困境只是教育内卷的一个缩影。在这场内卷的浪潮中，孩子失去了快乐的童年，家长失去了生活的平衡，教育也逐渐偏离了其育人的本质。要打破这种局面，需要社会各界共同努力。政府应致力于优化教育资源分配，缩小地区和校际之间的差距，让更多孩子能在本地享受到优质教育。同时，要引导家长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念，认识到孩子的成长并非只有一条名校之路，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独特的天赋和发展路径。对于跨境学童家庭而言，也需要更加谨慎地权衡利弊，充分考虑孩子的身心健康和长远发展。毕竟，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全面发展、幸福快乐的人，而不是制造疲于奔命的“考试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