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的诗坛，在传统与变革的碰撞中激荡出独特的韵律。面对唐宋诗歌的巅峰成就，明清诗人既怀揣着对古典诗学的敬畏之心，以“师古”传承文脉；又在时代浪潮的冲击下锐意“求新”，试图突破固有范式。师古与求新的交织与博弈，推动着明清古诗创作风格不断嬗变，在守正与创新之间勾勒出古典诗歌发展的别样轨迹。
 
一、师古思潮：对古典诗学的尊崇与模仿
 
明清诗坛的“师古”之风，源于对前代诗歌典范的推崇与追慕。明代前后七子高举复古大旗，提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口号，试图通过模仿古人的体裁、格律与风格，重振诗歌的艺术魅力。李梦阳在《石将军战场歌》中以雄浑豪放的笔调，再现盛唐边塞诗的磅礴气势；何景明的《岁晏行》借鉴杜甫“即事名篇”的创作手法，以乐府诗体反映社会现实，在字句锤炼与结构布局上力求贴近古人。
 
清代的“格调说”代表沈德潜同样强调师法古人，主张诗歌应遵循“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在音律、格调上严守规范。他编纂的《古诗源》《唐诗别裁集》等选本，通过筛选经典诗作树立学习范本，引导诗人从古典诗歌中汲取养分。这种师古思潮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诗歌创作的随意性，但也引发了模拟成风、缺乏新意的弊端，部分诗人陷入“优孟衣冠”的困境，作品沦为对古人的机械复制。
 
二、求新探索：突破传统的创新与突围
 
面对师古思潮的局限，明清诗人也展开了求新求变的尝试。明代公安派以袁宏道为代表，提出“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主张，反对盲目复古，倡导诗歌应真实表达个人情感与生活体验。袁宏道的《满井游记》以清新自然的笔触描绘春日郊游的闲适，语言通俗活泼，打破了传统诗歌庄重典雅的束缚；其弟袁中道的《夜泉》“山白鸟忽鸣，石冷霜欲结。流泉得月光，化为一溪雪”，以独特的视角和新奇的意象，展现出别开生面的艺术境界。
 
清代的“性灵说”倡导者袁枚进一步发扬求新精神，主张诗歌应“从胸臆流出”，强调个人性情与创作灵感的重要性。他的《所见》“牧童骑黄牛，歌声振林樾。意欲捕鸣蝉，忽然闭口立”，以简洁明快的语言捕捉生活瞬间，充满童趣与生机。此外，龚自珍以奇崛瑰丽的诗风打破传统审美范式，其《己亥杂诗》中“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以大胆的想象和强烈的批判精神，为晚清诗坛注入新的活力。
 
三、雅俗交融：市井文化冲击下的风格转型
 
明清时期商品经济的繁荣与市民阶层的壮大，促使市井文化蓬勃发展，这也深刻影响了古诗创作的风格走向。诗人们开始将目光投向日常生活与世俗百态，尝试将通俗元素融入诗歌，推动雅俗交融。明代民歌的兴盛启发文人借鉴其质朴直白的语言风格，冯梦龙编纂的《山歌》收录大量民间情歌，对文人创作产生影响。如唐寅的诗歌常以俚语入诗，《桃花庵歌》“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里桃花仙”，以口语化的表达描绘逍遥自在的生活，充满市井趣味。
 
清代诗人黄景仁的“悄立市桥人不识，一星如月看多时”（《癸巳除夕偶成》），在描绘除夕市井景象时融入个人孤独感，将雅正的情感表达与世俗场景巧妙结合；赵翼的“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论诗五首·其二》），以通俗易懂的语言阐述诗歌发展的规律，体现出雅俗共赏的创作追求。这种雅俗交融的趋势，拓宽了诗歌的表现领域，赋予明清古诗更丰富的审美内涵。
 
四、多元并存：风格嬗变中的时代印记
 
明清古诗创作风格的嬗变，最终呈现出多元并存的局面。师古与求新、雅与俗的碰撞与融合，使诗坛形成了百花齐放的创作生态。王士祯的“神韵说”追求含蓄空灵的意境，在师法唐人诗歌的基础上强调韵味；郑板桥的诗歌关注民生疾苦，以质朴的语言反映社会现实，兼具现实主义精神与创新意识；纳兰性德的词作则以清新自然的风格、真挚深沉的情感独树一帜，在婉约词风中融入个人独特气质。
 
这种多元风格的并存，既是明清诗人对前代诗歌传统的继承与发展，也是时代变迁在文学领域的折射。无论是对古典诗学的坚守，还是对创新变革的探索，都体现了诗人在特定历史语境下对诗歌艺术的不懈追求，共同推动着明清古诗在传承中发展、在变革中前行。
 
明清诗坛的师古与求新，是一场传统与创新的对话，更是古典诗歌在时代浪潮中自我革新的生动写照。从复古思潮的盛行到性灵主张的崛起，从雅俗界限的突破到多元风格的融合，明清古诗创作的风格嬗变不仅丰富了古典诗歌的艺术宝库，更为后世文学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与启示，彰显出中华文化在传承与创新中生生不息的生命力。 #2025为河南发声#  #2025新星计划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