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文章我们谈了苏轼为什么会身陷“乌台诗案”：苏轼为什么会身陷“乌台诗案”？，今天我继续讲苏轼入御史台狱之后的表现。
元丰二年七月，在御史李定、舒亶、何正臣对苏轼提出弹劾后，宋神宗批示：“令御史台选牒朝臣一员乘驿追摄（苏轼）。” 御史台便派了太常博士皇甫僎（一说为皇甫遵）带着两名台卒，疾驰湖州押苏轼赴御史台狱。
在皇甫僎出发之前，苏轼的好友、驸马王诜已经密遣人向苏轼之弟苏辙报信，苏辙时任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签书判官，离京城不远。苏辙得讯，又派人快马加鞭往湖州，所以，皇甫僎尚未抵达湖州，苏轼已知道自己惹了大麻烦，逮人的官差正在路上。
七月廿八日，皇甫僎一行果然杀到，“径入州庙，具靴袍秉笏立庭下，二台卒夹侍，白衣青巾，顾盼伫恶，人心汹汹不可测” 。
苏轼十分恐惧，不敢出来，在后堂与通判祖无颇商议么办。
祖无颇说：“事至于此，无可奈何，须出见之。”
苏轼问，该穿什么服装见皇甫僎。他“自以为得罪，不可以朝服”见人。
祖无颇说：“未知罪名，当以朝服见也。”
苏轼遂具靴袍，秉笏出来见皇甫僎。皇甫僎一言不发，一副高深莫测的样子，“人心益疑惧”。
苏轼说：“轼自来激恼朝廷多，今日必是赐死，死固不辞，乞归与家人诀别。”
皇甫僎这才开口说话：“不至如此。”
还是祖无颇比较镇定，上前说：“大博必有被受文字。”请皇甫僎出示逮捕苏轼的文件。等皇甫僎取出台牒，祖无颇一看，“只是寻常追摄行遣耳”。这才稍稍放心。
皇甫僎催着苏轼上路，“即时出城登舟”。船经太湖，因船舵损坏，官船停下来维修。据宋人笔记，“是夕风涛倾倒，月色如昼”，苏轼自忖：“仓卒被拉去，事不可测，必是下吏所连逮者多，如闭目窣身入水，顷刻间耳。”但最终未能自杀成仁。苏轼后来回忆说：朝廷派悍吏“就湖州追摄，如捕寇贼。臣即与妻子诀别，留书与弟辙，处置后事，自期必死。过扬子江，便欲自投江中，而吏卒监守不果” 。
八月十八日，皇甫僎押苏轼抵京，赴御史台狱。这便是北宋“乌台诗案”的开篇。汉代时，由于御史台多植柏树，柏树多招乌鸦，故后人以“柏台”、“乌台”代指御史台，大概也有暗指御史为“乌鸦嘴”之意吧。
不久苏颂受陈世儒案牵连，亦入御史台狱，关在苏轼牢房隔壁。严格来说，此时苏轼并不是罪犯，而是接受调查的犯罪嫌疑人。按古时的司法制度，证人、干连人、嫌疑人都要暂时收监，以便讯问。
讯问苏轼的法吏很不尊重士大夫，为取得苏轼认罪的口供，大肆辱骂。关在隔壁的苏颂有诗云：“却怜比户吴兴守，诟辱通宵不忍闻。”并自注：“所劾歌诗有非所宜言，颇闻镌诘之语。” 所记者便是苏轼被诘问、责斥的情景。不过，看守苏轼的狱卒对我们的诗人倒是挺客气，其中有一名狱卒，“仁而有礼，事子瞻甚谨，每夕必燃汤为子瞻濯足” 。
但苏轼初入牢狱，将事情想象得非常严重，“忧在必死”，以为自己一定会被处死。宋人笔记说，苏轼已经做好了自尽的准备：将自己常服的青金丹，收集起来，藏在狱中隐秘处，打算一旦得知朝廷判他死罪，便一并服下自尽。这些青金丹有微毒，过量服用可致死。多年后苏轼的自述亦承认有自杀的意图：“到狱，即欲不食求死”，意欲绝食求死，只是后来“觉知先帝（指宋神宗）无意杀臣，故复留残喘” 。
苏轼又写好遗书（诗二首），托那名待他很好的狱卒收藏好，死后交给他弟弟苏辙。那狱卒说：“学士必不致如此。” 苏轼说：“使轼万一获免，则无所恨；如其不免，而此诗不达，则目不瞑矣。”狱卒只好接过苏轼遗诗，藏于枕内。诗曰：“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忘身。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人间未了因。”相传“神宗见而怜之，遂得出狱” 。这当然是民间文人的浅薄想象罢了。
苏轼又与前来探监的长子苏迈约好：如果没什么事情，“送食惟菜与肉”；如听到什么不测的消息，“则撤二物而送鱼”。有一日，苏迈有事外出，委托一亲戚代送牢饭，但仓促间忘了说清楚他与父亲的密约，结果，这名亲戚送了一尾鱼给苏轼。苏轼一见，“大骇，自知不免”，写了一封遗书给弟弟苏辙：“余以事系御史狱，狱吏稍见侵，自度不能堪，死狱中，不得一见吾子由。”
其后苏轼出狱，在致友人章惇的书信上深刻忏悔：“轼昔年粗亦受知于圣主，使少循理安分，岂有今日？追思所犯，真无义理，与病狂之人蹈河入海者无异。方其病作，不自觉知，亦穷命所迫，似有物使。及至狂定之日，但有惭耳。”
坦率地说，苏大学士如此惶恐的表现，未免与我们想象中东坡先生的乐观、豁达形象有点不合。宋神宗一朝，特别是王安石罢相之后，法制趋严，屡兴诏狱，风气日薄，政治氛围不复有宋仁宗朝的宽厚。因事入狱的士大夫，不止苏轼一人，比如与苏轼差不多同时入御史台狱的还有苏颂，苏颂在狱中的表现可谓豪迈，拍着胸膛说：“诬人以死不可为，若自诬以得罪，虽甚重，不敢避。”还写了好几首颇具黑色幽默的诗歌。像苏轼那样惶惶不可终日的，多少有些不可思议。毒舌的王夫之甚至不屑地说：“观苏子瞻乌台诗案，其远谪穷荒，诚自取之矣。而抑不能昂首舒吭以一鸣，三木加身，则曰‘圣主如天万物春’，可耻孰甚焉！”
当然，我毫无苛责苏轼的意思，更没有责备苏轼不够勇敢的权利。苏轼的恐惧，是人之常情，无损于他的历史地位。我只是想说，宋人在笔记中再三记录下苏轼系狱之际的惶恐与悲情，也许是为了渲染苏轼处境之危难、变法派之险恶吧。
那么，“乌台诗案”中苏轼是不是真的面临着杀头的致命危险呢？请听下回分解。
本文节选自吴钩《宋神宗与王安石：变法时代》一书。有兴趣的朋友可点下面链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