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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古装影视剧中，女性策马的镜头几乎成了标配。无论是沙场上英勇无畏的女将军，还是山水间优雅从容的贵族佳人，马背上的身影总能为角色增添一份英气与魅力。但在裙裾飘飘的古代，女子真的能这样自如地骑马吗?

从骑行姿势到服饰装束的演变，我们能看到古人如何将实用与风尚完美结合。

如何“优雅”地骑马?

如果穿着裙子不方便分开腿骑马，那能否并着腿侧骑呢?在中世纪的欧洲，贵族女性骑马的主要方式就是侧骑(side saddle)。最初，侧骑是出于礼仪需求，后来逐渐发展为体现女性优雅的标志。侧骑专用马鞍设计独特，右腿放在前面的“卡腿装置”上，左腿则自然下垂，以保证女性穿着长裙骑马时既不失优雅，又避免衣物暴露。在19世纪的维多利亚时代，侧骑逐渐成为女性教育的一部分，贵族小姐被要求精通这种技巧，以彰显身份与品位。

这种骑法虽然在美学上满足了世俗对女性端庄形象的要求，但限制了骑术的实用性，用这种骑法骑马的稳定性和控制力远不及跨骑。因此，侧骑更多地服务于社交场合和贵族活动，而非战争或长途跋涉。

到了19世纪后期，随着女性社会地位的提升和服饰的解放，跨骑逐渐取代了侧骑。尤其是在西部拓荒运动中，美国女性为了更好地驾驭马匹和参与生产活动，不得不舍弃优雅的侧骑，选择更为实用的跨骑方式，这也标志着女性骑马从形象向实用的回归。

相比之下，中国女子骑马从一开始就表现出更多的实用性。汉景帝阳陵出土的一批女骑兵俑为我们还原了这一形象。

这些陶俑双腿分开作骑马姿态，头发中分，盘髻挽于脑后，通体施有橙红色彩绘，眉毛、瞳仁呈黑色，英姿飒爽。尽管出土时这些女骑兵俑呈裸体且缺失双臂，但考古专家推断，陶俑原本应穿有丝质或麻质的战袍，身披皮质或革质铠甲，并配有可以活动的木质手臂。陶俑胯下的木质战马因年代久远已然朽烂，仅存跨马姿态的陶俑。由于木质和织物在地下两千余年间完全腐朽，这些陶俑才以现如今的形态面世。此外，陶俑颧骨突出，嘴部和眼部微显凹陷，显示出明显的女性特征。这些迹象表明，在汉景帝时期或许存在一支女性骑兵部队。

女武士俑披戴木质铠甲，双腿跨骑，虽然已失去原本的色彩与纹饰，但其威严而实用的骑马姿态令人赞叹。东西方女性在骑马方式上的选择和演变，不仅展现了深刻的文化差异，也映射出各自社会对女性角色的期待与审美观念。在古代，骑马不仅是一种实用技能，更承载着身份的象征与文化的意义。于是，一个有趣的问题浮现出来：在历史长河中，女子究竟是如何骑马的呢?

从“花木兰”到“”马球队

“木兰代父去，秣马备戎行。易却纨绮裳，洗却铅粉妆。驰马赴军幕，慷慨携干将。”

提到古代女子戎装上阵，骑马冲锋，就不得不说到北朝民歌中的巾帼英雄花木兰。

既然从军，花木兰自然要与男兵一样身穿戎装，随军作战。诗中“易却纨绮裳，洗却铅粉妆”，意即花木兰脱去日常的华美裙装，卸去铅粉妆容，换上简洁实用的戎装准备出征。

中国早在南北朝时期就有了专门用于骑马的服装制式，即袴褶(kù xí)制。上衣称为“褶”，下装为“袴”，外面再套上盔甲以保护身体。这套装束不仅便于行动，也为士兵的军旅生活提供了必要的防护。袴褶制源于北方少数民族的骑射服装，其设计旨在方便行动、提高敏捷性。

中原地区自古以来实行的是上衣下裳的传统服制，这种装束在骑马射箭时不够灵活，因此战国以前，中原地区的作战方式多以车战为主，很少使用骑射。直到赵武灵王提出“胡服骑射”，将北方少数民族的骑射服装引入中原战场，并经过改良，逐步演变为一种正式的戎装，袴褶制便是在这一过程中发展而来。

随着时间推移，这种服制在晋宋以后得到广泛保留并进一步完善。尤其在南北朝时期，袴褶制作为军装已经非常普及。其实用性和灵活性使其成为当时不可或缺的战斗服装，也成为南北朝军队服饰的一大特色，女骑兵也统一采用这种着装。

晋代陆翙(huì)在《邺中记》中记载：

“皇后出，女骑一千为卤簿，冬月皆着紫衣巾、蜀锦袴褶。”

所谓卤簿，指的是中国古代帝王、后妃、太子及王公大臣出行时的仪仗队。由此可见，在后赵时期，皇后拥有一支专门配备的女骑兵仪仗队。这些女骑士在冬季出行时，身穿熟锦袴褶，头戴紫纶巾。显然，女骑兵的袴褶作为仪仗队的礼服使用，与皇帝车驾护卫队及随行侍臣的袴褶性质相同。不过，着装的具体细节与样貌如今已无法考证。

而有史料记载的女骑兵，其实在汉朝就已出现。《后汉书·郑太传》记载西北边郡的妇女常年接触军事，因此“犹戴戟操矛，挟弓负矢”。皇宫的职位设置中也有专门的女性骑兵，主要负责护送皇后出行，还会参与一些重要的礼仪活动。例如，皇后和公卿诸侯夫人祭祀蚕神时会有“女骑夹毂”(即女骑兵护卫车队);阴太后的葬礼中，也有“女骑夹毂悉道”，参与挽歌，护送丧仪。

女骑在宫廷中的职责类似仪仗队，她们在出巡时随行，以显示威仪。据《后汉书》记载，东汉中宫署的官员中包括“女骑六人”，她们主要负责皇后和其他后宫女眷的安全护送。虽然在严格的礼教约束下，古代女子受训骑马的机会并不多，但作为特殊场合的护卫和仪仗，这些女骑兵扮演了不可替代的角色。

隋朝统一中国后，北方民族的骑马文化愈加兴盛，这一风尚在唐宋时期进一步发展，甚至成为一种时尚。男子以骑马为荣，参加隆重场合时也常骑马出行，南宋《云麓漫钞》称：

“自唐以迄本朝，以乘马朝服为礼;如入朝及谒庙，先乘车至门外，换马入宫门。”

与此同时，女性骑马的现象也逐渐普及。唐代女性学习骑马往往从幼年开始，如《秦妇吟》中写道：

“旋抽金线学缝旗，才上雕鞍教走马。”

《开元天宝遗事》记载：

“都人士女，每至正月半后，各乘车跨马，供帐于园圃，或郊野中，为探春之宴。”

不仅是贵族女子，城中富裕人家的妇女都会在踏春时骑马出行。张籍《宫词》中也有“薄暮千门临欲锁，红妆飞骑向前归”的描述。唐诗《咏美人骑马》中则写道：

“骏马娇仍稳，春风灞岸晴。促来金镫短，扶上玉人轻。”

生动描绘了唐代女子骑马时优雅自如、驰骋飞扬的英姿，展现了她们自信从容的风貌。

唐代经济繁荣、文化开放，在多元融合的社会风气下，女性不再受传统礼教的束缚，积极参与社交。骑马已不再局限于实用功能，而成为展示身份和才艺的舞台。“自教宫娥学打毬，玉鞍初跨柳腰柔。”打马球运动是唐朝宫廷中极为流行的竞技项目，深受唐玄宗等皇室成员的喜爱。

大量出土的唐代骑马女俑，包括彩绘陶俑、唐三彩俑以及泥质和陶质俑等，都反映了当时女子的生活状态与社会地位。这些俑形态丰富，有骑马春游、打马球、狩猎以及乐伎表演等场景，造型生动、衣饰华丽，展示了唐代女性的多彩生活。

到了辽代，骑射几乎成了全民技能，“儿童能走马，妇女亦腰弓”已是契丹社会的日常写照。契丹女子以擅长鞍马和骑射闻名，且在社会中地位极高，不仅享有广泛的权利，还积极参与政治、军事、文化等多方面事务。《辽史·后妃传》中记载：

“辽以鞍马为家，后妃往往长于射御，军旅田猎，未尝不从。”

这说明契丹社会崇尚骑射文化，且在后妃中尤为突出。例如，应天皇后述律平曾奋击室韦部落，展现了其卓越的军事才能;承天皇后萧绰亲御戎车，指挥三军;仁懿皇后萧挞里则亲率大军南下。这些女性不仅胸怀谋略，更能在战场上策马挥鞭，运筹帷幄，体现了契丹女子非凡的英姿与胆识。她们的杰出表现，不仅是契丹女性地位和能力的体现，更彰显了辽代骑射文化的深远影响。

从北朝的“花木兰”，到唐代骑马出游的仕女，再到契丹的马上“大女主”，骑马不仅是中国女子的传统技能，更是一种文化象征，体现了不同历史时期女性的社会地位、生活方式和精神风貌。

骑马着装有讲究

骑马不仅需要精湛的技术，还对服装提出了特殊要求。为了方便骑乘，北朝女性将裙腰提高，形成高腰襦裙样式。这种设计既保留了中原传统服饰的美感，又兼具实用性，成为骑马时的首选装束。而游牧民族女性多穿上衣下裤的袴褶制服饰，以便自由驰骋。

到了唐代，女性骑马的服饰风格更为多样。河南博物院珍藏着两尊彩绘陶制骑马女俑，像一对双胞胎。她们头戴方形黑色帷帽，边缘装饰着布帛，紧紧包裹至颈部。她们的面容丰满，眉毛清晰，眼睛明亮，鼻梁挺直，嘴唇小巧红润，面带自然微笑，脸颊上的小酒窝若隐若现，展现出一种从容而优雅的气质。她们的颈部围着一条红绿相间的围巾，上身着红色紧身短袖上衣，下穿红白相间的宽松长裤，整体服饰华丽而精致。女俑的手轻放在马背上，双脚穿着黑色靴子，踏在马鞍上，显得悠闲自在，优雅而高贵。马匹全身施以白釉，体态丰满健壮。这两尊彩绘骑马女俑以其悠然的神态和华贵的气质，生动展现了唐代贵族女性佩戴帷帽骑马出行的生活场景。

帽子，其实是唐代女性骑马时的重要“时尚单品”。根据《旧唐书·舆服志》的记录，我们可以窥见唐代女性骑马时尚的演变轨迹：在唐代初期，女性外出时普遍会佩戴幂篱。到了高宗永徽年间，她们开始倾向于戴轻便的帷帽。武则天统治时期，幂篱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而帷帽成为新的风尚。进入玄宗开元年间，女性们开始流行戴胡帽，不再遮掩面部，有的还大胆露出头发，以一种英气勃勃的形象出现在公共场合。

《明皇幸蜀图》中贵妇骑马春游所戴的既有轻盈的帷帽，也有当时的“新款”胡帽。这些帽子来源于西域，由于西域夏天炎热，还时常伴有风沙，女子们为了防晒，身着轻薄、柔软的丝绸衣裙，头戴帷帽。帽子上轻薄的网纱不仅可以遮挡刺眼的阳光，还能保护后颈免受阳光照射。这些具有实用性的帽子，到了中原地区则成为张扬女性个性和时尚感的配饰。

昭陵博物馆藏的三彩女骑马俑头戴“山”字形宝相花纹翻沿胡帽，穿圆领连衣窄袖长裙，外套半臂，裙下着窄口裤，足蹬小蛮靴踩马镫。

新疆吐鲁番阿斯塔纳187号唐墓出土的骑马女俑头戴最为典型的帷帽，高顶宽檐，檐下坠丝网到颈部。

另外还有一种帽子样式，是由布帛做成的无檐软帽，帽巾下坠至颈部，颈前有蔽护，有的还在软帽之上加戴斗笠。如陕西礼泉县唐郑仁泰墓出土的彩绘陶女骑马俑，所戴的就是这种笠帽。

考古发现的唐代骑马女俑，衣着兼具时尚与实用，她们或穿窄袖衫与高腰长裙，或着男装式骑射服。这一时期的女性服饰开始展现出开放与自信的特质，不仅强调实用性，也注重装饰性。上身不论是穿袍或是衫，下身一定穿长裤，裤子长度一般多至脚踝位置，脚穿靴时裤脚塞入靴内，脚穿履时裤脚盖在鞋面上。

唐承隋制，常用胡人所穿高至膝盖的长筒靴，后来经过宰相马周的改制，将长筒削为短筒，并且为使靴更加舒适保暖，还在靴筒内加入毡毛，又在靴的拼缝处镶嵌入丝绦，增加靴的美观性。靴子在改制后更适合骑马时穿，样式如《虢国夫人游春图》里骑马出行的侍女，一名侍女身穿红色缺胯袍，袍下穿长裤;另一名侍女身穿红色缺胯袍，袍下穿长裤，脚穿靴。

从汉代的女骑兵俑到唐代的骑马女俑，从契丹女子的骑射文化到中原女性的日常骑行，女子骑马的历史勾勒出一幅古代女性独特的生活画卷。她们以巾帼不让须眉的姿态驰骋疆场，又以婉约与优雅的方式装点生活。放眼现代，骑马已成为一项全球性的运动，而那些历史的印记，让我们更深刻地感受到女性在不同时代中的力量与风采。

参考文献：

①熊丽萍：《从唐代女子骑马俑说起》，《文物鉴定与鉴赏》，2017年。

②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编著：《中国织绣服饰全集历代服饰卷 上》，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04年。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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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丨关禾

编辑 | 胡心雅

排版| 钟诗艺(实习)

校对| 火炬李栋张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