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文学，如何破圈——文学期刊名编说—

8月17日上午9点，由《花城》杂志和《当代》杂志主办的“重塑文学期刊传播力与引领力——全国名刊编辑交流会”在广州的花城文学院·陌上礼堂举办。来自全国各地共28个文学名刊的编辑参加活动，共同探讨在当今的环境下，文学期刊如何调整策略、创新发展，进一步强化传播力与引领力，更有效地将优秀文学作品与读者联系起来。

参与此次交流会的嘉宾均来自国内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文学期刊，包括《作家》主编宗仁发、《南方文坛》原主编张燕玲、《小说选刊》主编徐坤、《十月》主编陈东捷和执行主编季亚娅、《钟山》主编贾梦玮、《当代》主编徐晨亮、《人民文学》副主编陈涛、《新华文摘》文艺作品主编梁彬、长江文艺杂志社副主编喻向午、《小说月报》《科幻立方》执行主编徐福伟、《扬子江文学评论》副主编何同彬、《长城》主编李秀龙、《山花》主编李寂荡、《湖南文学》主编沈念和事业部主任刘威、《文学港》主编雷默、《上海文学》执行主编崔欣、《芙蓉》副社长兼副主编汤亚竹、《绿洲》执行主编刘永涛、《百花洲》执行主编朱强、《中篇小说选刊》副主编廖伟、《思南文学选刊》副主编黄德海、《红岩》编辑部主任吴佳骏、《作品》社长兼总编王十月、《广州文艺》主编张鸿、《特区文学》主编朱铁军。

《花城》杂志主编张懿、《随笔》杂志主编刘永光和执行主编祝晓风带领编辑团队参加了活动。

以下为交流会发言实录

主持人：徐晨亮

《当代》杂志主编

《花城》45周年暨第八届花城文学奖颁奖典礼举办之际，邀约来自全国各地的期刊同仁共襄盛会，并借此难得机会，齐聚一堂，共同讨论文学期刊的现状与未来。

文学期刊在当代文学生态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一方面追踪创作动态，传播优秀作品，另一方面引领文学风潮、弘扬文学价值。而在新的时代语境下，期刊作为纸质媒介，也面临创作生态、阅读场景与信息交流方式变革所带来的新挑战与新机遇。如何更为充分地利用新的传播媒介为文学赋能，激活优秀文学作品自身具有的艺术感染力与潜在能量？如何在新时代文化建设的总体格局下，提升文学期刊对于创作、阅读乃至文学生活的引领力，在座各家兄弟期刊同仁都有自己的思考与实践，接下来就邀请大家分享成功经验、交流办刊心得，就共同感兴趣的问题展开讨论。

文学期刊具有不可替代的文学价值及社会价值

张懿

花城出版社社长、总编

《花城》杂志主编

今年是《花城》杂志、《随笔》杂志，包括《当代》杂志，可能还有一些兄弟刊物成立45周年的特别节点。大量的文学杂志在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创刊，逐渐走向读者，一直走到今天。你们的到来，为我们带来了特别宝贵的经验和智慧，对我们整个广东地区的期刊单位来说，也是巨大的福利。

在现场，大家可以看到聚集了老中青三代的期刊编辑。宗仁发老师、张燕玲老师、徐坤老师、陈东捷老师、贾梦玮老师，这些德高望重的老师坐在前面。也有很多很多，包括徐福伟、季亚娅、雷默等，正活跃在各大文学活动现场的文学期刊中青年编辑中的骨干力量。也有很多，像廖伟、崔欣、朱强等特别有干劲有活力的年轻八零后编辑。期刊的互动活动是刊物之间学习交流的重要契机，也让我们能借此机会致敬奋斗在办刊一线的编辑同仁。这其实是我们自己给自己的一个祝福和鼓励。

为了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李书磊同志在《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一文中提出了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迫切性和必要性，也提出要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培育形成规模宏大的优秀文化人才队伍。今天期刊的编辑代表聚集在这里，我们既是为了分享以往的办刊经验和荣光，更是为了打造新时代优秀期刊的编辑队伍，共同探讨文学期刊在新时代的发展和创新。

《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老师说：“我们想知道今天的读者如何阅读、如何看待文学，我们在办刊过程中也能适时调整。”我想这也是我们今天齐聚花城文学院的原因，从市场化、数字化，再到当下的人工智能，摆在文学期刊面前的挑战越来越多。过去文学期刊的阅读方式相对单一，只能通过订阅纸刊来了解当代文学的生态，但现在我们可以通过电脑、手机、阅读器等各种设备，还有各种视频、音频，网页等等媒介方式来了解文学。其实媒介已经急剧改变了我们编辑的工作，也改变了读者的生活，所以我们需要在新的平台、新的空间找回读者。

跨界合作以及文学的破圈也是文学期刊在做的努力，特别是主动拥抱媒体环境的变化。今年我们可以看到，《人民文学》作为历史第一，走进与辉同行的直播间，《收获》打造了APP，《作品》最早开展了线上直播。也包括《十月》《花城》《小说月报》的种种尝试。我们（《花城》）在小红书上也有自己的帐号。我们平时的工作体会是，《花城》大量的编辑工作，不限于纸刊，在微信平台、微博、小红书、视频号等，我们都投入了特别多的力量。因此我们今天的活动题目是打造传播力。这也是我们需要在这次会议上要向大家学习，与大家交流的主题。

宗仁发

《作家》杂志主编

活动的题目设计得非常好，“重塑文学期刊传播力与引领力”，一下子让我们精神一振。我们日常可能都沉浸在一些具体的事务性的状态里，很少有时间坐下来认真想一想我们的办刊宗旨，我们的期刊有什么作用，我们怎么去解决我们期刊面对的大问题，我们很少有这样的时间和精力、注意力。这次这个主题一下子把我们带到这个大问题之中。

我记得美国有一个周刊，在1904年发表过一篇社论，那篇社论就是关于对期刊的理解。它讲期刊从有生以来就代表了一种智慧的活动，期刊向世界黑暗的角落和人类文化的隐晦之处投以光亮，它发起新的运动，引导旧的运动，它会按响警铃，使沉睡中的人们清醒过来，扭转头颈，目视前方。大概是这个意思，我觉得讲得非常好，非常高昂，也和我们今天的主题非常贴近。

我们中国的期刊，现在回过头来看，《新青年》杂志就代表着我们期刊的传统。《新青年》提出的反帝反封建，德先生、赛先生、新文化运动、白话文运动、新文学运动，这一切东西到今天都没有过时，我们今天仍然要沿着《新青年》打造的、开创的现代期刊的最初框架、思想资源这个方向往前走，我觉得这可能仍然是我们的使命。

现在的期刊确实也面临很多困难，面临着新媒体、AI的挑战，但不管怎么说，这个挑战实际上不是从今天才开始的，它有很长的时间了。我记得有一个欧洲诗人出过一本诗集，他说他要向辉煌的印刷物告别。但是到现在，一百年过去了，我们也没有真的和传统媒体彻底告别。我前段时间看一个英国杂志的主编谈阅读，纸媒的阅读是一种自主性阅读，纸媒之外的阅读是被动阅读。不同阅读方式带来的阅读感觉是不一样的，纸媒在阅读上，也不是一点优势都没有，对于有些喜欢自主阅读的人来说，它仍然是首选的阅读方式。我们也不能过于悲观，面对新媒体的冲击，我们过度悲观的认为我们一定会衰亡，其实不是这样的。

我们的优势还有原创性优势，现场的优势。期刊在几种传播板块里面，现场感是最强的。作为老一代学者，北大的王瑶、唐弢，他们研究现代文学史就特别强调要研究期刊，因为期刊是有现场感的。书和期刊的现场感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期刊是文学创作的第一现场，这个性质没有改变，这个特点没有改变，更不用说我们对青年作家成长的重要性，这个仍然非常非常重要。

期刊今天的使命，仍然是寻找伟大的作家，寻找伟大的汉语作品，寻找伟大的民族精神。除了解决我们日常所面对的琐碎问题之外，我们还是要多想想这样重大的问题。当然，如果没有人创作出这样的作品，我们也没有办法。但是如果有，有可能的话，我们要在这方面起到推动和接生的作用。

张燕玲

《南方文坛》杂志原主编

杂志我有很多感慨，主编《南方文坛》27年。我们知道文学期刊的工作是文学的经典化，目标是“出人才，出作品”。我们也知道“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在新形势下的文学场域，期刊如何进行文学经典化工作，如何在广泛的时代前沿为文学史的良种库提供文学良种，为中国文学提供文学而鲜活的时代现场，凝聚一代一代的作家，催生一代又一代的作家与作品的成长与成熟。这是我们的工作。

我们还知道我们正在经历着巨大的变革。时代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就是文学性的漫溢或者蔓延，溢出我们原有的那个固定的小说、散文、诗歌那样一种纯文学的类别界限，它正在向着各种各样的文化门类蔓延，甚至远大于文艺起源时诗乐舞的三位一体，文学性的泛化已是新时代普遍的文化现象。有论者提出要把“文学”理解为一个动词，理解为一种行动和实践，理解为一种不断的生成过程。这就需要我们对文学、对文学性有一个新的开放性的理解。在这个意义上，以内容为王、品质为上的文学期刊，如何以期刊的文学表达扩大自己的传播力与引领力。比如我们多是以选题提升品质，以选题强化活动。以《花城》品牌栏目“花城关注”为例。我以为该栏目系列关注，以开放的、多向赋能的姿态拥抱各个艺术门类。让我们回望一下主持人何平设计的话题：导演和小说的可能性、文学的想象力、代际描述的局限、话剧剧本的文学回归、青年作家和故乡、科幻和现实、文学边境和多民族写作、诗歌写作的“纯真”起点、散文的野外作业、散文写作主体多主语重叠、“故事新编”和“二次写作”、海外新华语文学、摇滚和民谣、创意写作、青年作家的早期风格、文学向其他艺术门类的扩张、原生城市作家和新城市文学亲密关系、在县城、乡村博物馆、世界时区、心灵树洞、青年冲击、期刊趣味、地方的幻觉、短篇大师的理想、机器制造文学、文学部落和越境旅行”近30个独特的选题。这个专栏，我们首先看到组织者何平本人，再看到《花城》的文学版图何其广阔。

我们也知道一般杂志做活动很少请所有的主要文学杂志来，今天在座济济一堂，真是一种开放性的雅集。《花城》可以说就像它墙上所说的那样，风行之处有新声，把文学的新风吹遍了当下中国。这是一种以全新的美学样貌去拓展现当代文学的历史空间，我认为他们这种努力很大程度上是对现代化进程中学科细化的一种纠偏，显示了强大的文学创作力。就比如今年的“名家头条”——“李修文专栏”，今年还有张莉主持的“新女性写作”，的确令人耳目一新，以性别视角将一批新锐实力派青年女作家推到文学前沿，其中不乏好作品。几年下来，一定会推出一个优秀的青年女作家群体，推青年人，是雪中送炭，这确实比锦上添花更有意义，也让杂志充满锐气与活力，令我想起1998年，我在《南方文坛》推过一个头条栏目 “今日批评家”，每期一名，一直坚持到现在，浩浩荡荡已经150人。很多年过去以后，回头看这个队伍，确实是有效的，也加强了期刊作者队伍建设，所谓出人才。

还值得一提的是，《花城》开放进取的文学理念，使他们充分寻求各种文化互鉴的通道和手段，与各种文艺门类多向赋能，比如“李娟热点”便是期刊传播力与引领力一个成功的范式。可以说是《花城》的文学万象，是以自己独特的时代表达，以及表达方式的时代性，引领着一个时代的文学新风。致敬《花城》！

徐坤

《小说选刊》杂志主编

今天我们以文学的名义相聚于美丽的花城文学院，共同探讨文学期刊的现状与未来走向。以文学的名义相聚，无论走到哪里，当说起这句话的时候，总是让人心潮澎湃、热血贲张。期刊是文学的精神家园，是唤醒、引领、召唤和鞭策，更是一种坚定的文化信仰。每本期刊都是文学热爱者的文学殿堂，每一位办刊人都是文学的提灯女神和文化的布道者。

回顾过去，百多年的中国新文化运动发展史上，现代出版制度的建立，打造了鲁、郭、茅、巴、老、曹那一代的先贤先哲。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文学期刊喷薄而出，遍地生长，更是造就新的文学辉煌，培养了王蒙、蒋子龙、张洁、王安忆那一代或几代的作家。我们在座的，今天的60后、70后乃至80后的同志，正是从当年期刊辉煌时代的亲历和目睹者走过来，怀着一个朝圣和虔敬的心情，坚定的走上文学道路。我们怀揣宝贵的80年代的文化光荣和梦想，信心坚定的接过了期刊的接力棒。

直视今天，21世纪已经过去了24个年头，纸质文学期刊出版发行，在新一波的传媒方式的改变当中，遭受了一定的冲击，但是我们并不因此而加入文学期刊唱衰的行列。我们欣喜地看到，每个期刊都仍然在肩负着不同的使命，每位办刊人都在努力地冲破藩篱，寻找新的办刊方法。

今年的《文艺报》专门设置了专栏，报道各地期刊的策略和设想，我每篇都认真看了，特别鼓舞人心，尤其是今年的几个大的举动，像《人民文学》和《收获》登上“与辉同行”，我感觉是很特别的一个行动，也非常成功。还有影视的相互赋能，中国作家协会、中国作家出版集团跟芒果TV的文学资源共享战略合作，都取得了很好的成效。我们《小说选刊》也有一些举措，虽然响动不是特别大。

我们每期要看全国的100份期刊，只说省市一级的刊物，就有100多份，我们也特别振奋，其中不乏好作家、好作品，我们的刊物都特别棒，作家是没有问题的，刊物也是没有问题的，关键就是现在的经营和传播。现在面临的就是传播和发行的困境怎么来解决。

期刊社是一个文化平台，像《小说选刊》，我们的办法就是不断地搞各种活动，评奖的活动、各种研讨会，来激活行业的活力。

我们面临的困境是一个时代传播的困境，而不是我们精神和内容方面的困境和危机。现在要破圈，怎么来破？大家都在想办法，今年的“与辉同行”真的是异军突起。

我今天欣喜地看到70后的小兄弟当上主编、副主编，未来的希望都寄托在你们身上。祝愿70后、80后主编、副主编未来一路走好，重塑期刊的魅力，打造新时代文学的高质量发展，获得更大的辉煌。

陈东捷

《十月》杂志主编

文学期刊重塑传播力和引领力，结合这个题目说一下，很多文学期刊都是1978—1980年这个时间创刊的，再往前就是50年前后创刊特别多，但是改革开放以后，思想解放运动带来大量期刊创刊，我觉得离不开时代的大环境。

我大概翻阅了一下当时的文学期刊，其实在创刊初期那几年，全国文学期刊在风格上并没有大的区别，大家基本上是统一的。80年代中期以后才开始慢慢有一些分化。80年代是文学期刊的黄金时期，可以说是它发声的年代，产生影响的年代。当时，大众和精英的文学阅读是同频共振的，是历史上少有的同频共振的年代。我们所有人，作家所关注和读者关注的所有的事情，基本上都是一致的，我们突破各种各样的禁区，突破各种各样的盲区，通过文学作品来突破，所以带来巨大的社会影响。

大约20年前，文学期刊的生存成为大家关注的一个话题，很多次关于文学期刊的会议，都变成了诉苦会。那时候媒体也比较关注这个话题，看文学期刊怎么样从文学话语的中心位置边缘化，文学期刊经营多么困难，媒体上有大量这样的报道。现在20年过去了，期刊各自还活着，虽然活得不一定都很好，有的活得好一些，有的活得困难一些。但当时那个研判，很多文学期刊要大面积死亡，但这个事情没有发生，这是值得庆幸的。

目前来讲，我们说纯文学也好，经典性文学也好，精英文学也好，它的阅读和大众化的阅读，分野越来越大，包括现在类型小说，它不是有网络以后才有的，但它在网络时期才找到一个强势的平台。类型小说、通俗文学、大众文学这一块，他们和技术的结合，很快找到自己新的传播方式，并且形成自己的商业模式。它跟传统的图书、期刊出版相比，网络小说的商业模式发生革命性的变化，但是我们的传统文学期刊，目前还是以纸质为主，虽然大家做了很多数字化、新媒体尝试，但主要还是靠纸质阅读。

重塑传播力和引领力，传统文学期刊是不是再去追求那个特殊年代的传播效果？我认为是很困难了。看到一个统计，中国人每天用于看手机视频的时间是2.5小时。文学期刊，包括图书，并不是我们做得不好，而是大家的阅读时间的分配出了很大的变化，过去被电视分走了很多，现在被网络分走更多，这样纸质阅读的时间占比已大大缩短。但是作为一种特殊的媒体形式，文学期刊在新作者的发现培养、文学形式的创新等方面仍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我们以后面对的很可能是相对小众化的、专业化的阅读。海外的文学期刊比我们走的早一些，已经形成了这样的格局。

贾梦玮

《钟山》杂志主编

90年代以来，文学期刊的主编们聚在一起总死要吐槽，吐经费、网络等等的槽。如今，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但是还得说。

刚才几位同行，他们对期刊的界定、对期刊重要性的认识，我都很认同。我曾经说过，一个不能产生文学经典的国家，算不上一个伟大的国家。也可以说，对一个时代来说，如果没有优秀的文学期刊，它可能产生一个伟大的文学时代。文学期刊必须对时代、对中国人所面临的问题、对汉语最新的表达作出回应和引导。在当今的人文环境之下，要做好文学期刊的主编，落实文学期刊的责任和义务，我觉得这其中的困难相比90年代更难，面临着诸多新的挑战。

参加《长城》创刊40周年纪念的时候，《小兵张嘎》的作者徐光耀老先生来讲话。他是《长城》的老主编，在他的历史时期也面临着很多的麻烦，他说我们文学期刊主编要有担当。散会以后，我给他鞠了一躬，我说我们也希望有担当。这个担当首先是对中国人身心状况、精神世界要能有一个清晰表达，我们能不能做到这点。过去有很多历史学家说，对前一时期，我们要研究历史，要掌握时代的真实状况，我们是要通过文学作品去研究，去发现，如果我们今天的文学期刊不能反映中国人的真实状况，真实的精神状态，其实也是文学的失责。所谓的创新，首先是内容方面，要能反映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任所遭遇的新的问题。但是文学期刊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责任，就是要支持一种语言的发展，对汉语的发展，文学家肩负重任。翻开所有的新华词典，每个词后面跟着的例句，都是当年文学经典的语言，比如《呐喊》，比如《骆驼祥子》。文学期刊的主编要鼓励汉语言的创新，鼓励作家的最新表达。期刊主编承担的义务和责任或者说是我们的理想，我们时刻都未忘记。

今天谈到破圈的焦虑，还有新媒体的焦虑，这个焦虑，我也有。但其实有点过了。《花城》发表了某一篇文章，如果确实是读者想要看的，他一定会有他获得的途径。期刊是希望把我们优秀的内容用最合适的方式传递给读者，他喜欢电子的也好，喜欢纸质的也好，其实都没有问题。多媒体的焦虑，我们已经做了很多的工作，但我觉的首先还是读者想不想看你创作发表的东西，你这个圈内的是不是读者感兴趣的。我们跟影视明星，跟网红拼流量的时候，某种程度上，你可能是自甘堕落，也没必要。媒体焦虑，如果我们的文学传播的只是作家的段子，文学消息，花边新闻，恰恰没有文学作品内容的传播，那我们的文学传播就是止于传播，甚至是死于传播。跟文学的内容没有关系的传播，对文学期刊，对于作家，对于我们的出版社是没有意义的。圈内的事情都做不好，我们拿什么出圈？

祝晓风

《随笔》杂志执行主编

《随笔》跟《花城》一样，也是在1979年创刊。刚创刊的时候，当时是小说、诗歌之外的这些文章，同时又有文学性的，都归拢到《随笔》。刚开始，《随笔》的文体看着相对庞杂一些，但那时候的名家大家也多，那一辈人像黄药眠、黄裳、聂绀弩等等，是包括五四那一代在内的老一辈文人。后来经过这么多年的变化，形成现在的风格，一直到最近这几年，《随笔》学者的稿子偏多一些。按照花城出版社的定位，《花城》和《随笔》形成一个相对的互补，前者是虚构的，有小说、有诗歌，《随笔》这边则是非虚构的，大体上是这么一个格局。

《随笔》相较于其他文学期刊，有她的特殊性，她是以人为中心的杂志，而《读书》则是以书为中心的思想评论杂志。现在《随笔》有一句广告语：一份有严肃而有趣的刊物。严肃是什么意思，大概就是有一点儿思想性吧。但《随笔》毕竟还是一个文艺期刊，还是要归到文艺杂志这个大范畴里面，这一点是跟《读书》有明显区别的。

重塑文学期刊的传播力和引领力，这是一个大题目。这个重塑，实际上我们有一个大背景，那就是时代的变化，新媒体的冲击。新媒体的冲击之后，实际上我们有一种被迫的回应，但用“重塑”这个词也表达我们作为期刊人的一种积极主动，我们希望在这里面是主动来做一个回应，做一些事情。从这个角度说，这个题目是很有意义的，很有价值的。

我们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是，文学期刊存在的理由是什么？站在民族文化建设层面，怎么来看文学期刊？现在提中华文化的五个特性，第一个就是“连续性”。我们看历代文学作品，都能读懂，这是中国汉语言文化最了不起的地方，我们现在还能够直接读两千年前的文章，一千年前的文章，这在全世界各种文明里面是非常独特、非常了不起的。我们现在对当下生活的记录，也许一百年、两百年后，后人还能根据这些文字真实地感受我们今天的生活，或者不能感受2024年今天我们的生活。总之，这种文化上的连续性，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这是在国家文化战略层面上文学期刊存在的价值。这样来看文学期刊，实际上我们在这里面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第二个是对现实生活的回应。在语言上，文学期刊，对中国传统的汉语言文字的传承和发展，是有责任的。现在的网络文学和传统纸质印刷文学最根本的区别，是网络文学的语言门槛过低，甚至没有语言文字把关，也就是没有传统的编辑这一关。这对普通读者有好处，就是大家可以有更多的自由发表自己的文字作品。坏处就是语言很芜杂、有些很低俗、粗俗。而有编辑这么一道门槛，会让我们的语言更规范、更雅致，在这上面，相对于日常生活、网络语言，文学期刊有一个提高的作用。文学期刊拿出来的作品语言，包括像《随笔》，就是这样的。《随笔》的同事们，还有所有文学期刊的同行们，在这方面做得都很好。我认为在这方面，文学期刊可以发挥一定的引领作用。我们的语言是一种文学语言，是带着感情的力量，是带着历史的内容，同时也是美的语言。这个东西，对我们的传播力、引领力都有帮助。

当下的文学期刊面对各式各样的问题

喻向午

长江文艺杂志社副主编

现在办好一本文学期刊太难了，我们坚守在这个行业，这是一个不能再小的行业了，我自己估算了一下，文学期刊的编辑，包括作家协会系统的文学期刊，包括出版社系统的文学期刊，加起来，从业人员可能不超过两三千人，还有比我们更小的行业吗？而且我们还是一个不讨巧的行业，不容易出成果。我是在1994年10月份到《长江文艺》工作的，今年30年，我觉得30年中，我做了什么，出了什么成果，也说不出来。

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应该到哪里去呢？应该去报纸，但我喜欢文学，我到了《长江文艺》。50后、60后、70后的大学中文系学生毕业能够到文学期刊当编辑，那是最大的梦想。现在时代变了。不过我们考量文学期刊定位的时候，需要用历史的眼光来看。这个行业重要，为什么重要？现当代文学研究，如果没有文学期刊，那就无法正常开展。说到文学期刊的传播力和影响力，我想从一百年前开始说起，它与传播媒介的革命息息相关。最早的时候，竹简是一个没落的行业，纸张发明之后，当时竹简行业的人，跟我们现在的处境有点像，但是传播媒介的革命，推动了文学的发展。纸张发明以后，看一篇文学作品就不需要带一捆竹简，带一摞纸就行了，这是一次革命。现代印刷技术的革命是什么呢？一百多年前，现代印刷技术推动了五四运动，而且那时候的文学期刊非常厉害。我看到一个资料，在一百年前的时候，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当时首印是2000份，很快就一抢而空。同时代，像《东方杂志》、《新潮》，《新潮》是一本文学杂志，每期印数是1.5万册，比我们现在要风光得多。《绣像小说》发行量更是可观。十九世纪末西方现代印刷出版技术传入我国，那时候才是文学期刊的黄金时代。

第二次黄金时代是改革开放，我进入《长江文艺》时，我们的老编辑跟我讲，他说我们最高的发行量是在什么时候呢？是一九八几年，18万册，这是顶峰。可能那时候，在座其他各位老师所在的杂志还不止18万册，那时《长江文艺》有一个庞大的发行部，到了90年代发行部取消了，通过邮局订阅了，那时候发行渠道畅通。《长江文艺》的鼎盛时期我不在场，没有见到。现在传播形式、传播媒介发生变化之后，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就是互联网时代的挑战。在十几年前，其实武汉是期刊业非常发达的重镇，有《知音》《今古传奇》，从《长江文艺》放眼望去，这两家杂志都是视线之内，汉口还有《幸福》杂志。现在，武汉那么多耳熟能详的报纸都被砍了，何况杂志呢？这是期刊的生存问题。

目前的互联网传播渠道是资本在塑造，传播媒介的地位越来越引人注目。作家协会系统的期刊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没有可以整合的资源，人力资源、资金、传播渠道，这些都没有。期刊作为传统出版物没有发行渠道，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现在期刊都有这样的危机意识。《长江文艺》每期正常开印，我们还做多媒体，十几年前就有微博、微信公众号，现在还想做那种电子书类型的出版物，直接通过邮件发给读者，版式跟纸版一样，是可以在屏幕上翻阅的那种。我们调查了一下，制作难度不大。其实，文学期刊的核心竞争力，刚才有老师说了，还是质量。

我从哪些细节看得出来呢？有些非常成熟的网络作家，在向我们这边转向，我们第9期做了科幻小说专辑，有一位作家一直跟我们强调：我这个不是科幻小说。他在向严肃文学靠拢。我们这个时代文学的最高审美标准，看文本，阵地一直还是在严肃文学期刊，所以我们做的事情还是非常有价值有意义的。同时。我还意识到一个问题，我跟湖北作协李修文主席聊天的时候，他的一句话我很认同，他说故事是中国读者的刚需。我们强化了《长江文艺》的非虚构栏目，同时我们还想做一个《人世间》的栏目。“人世间”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请作者写自己身边鲜活的事情，以自传的形式强调现实生活，强调故事性。我看到网上有一个自媒体公众号叫“真实故事计划”，作为作家协会系统的杂志的薄弱环节就显示出来了。我们了解到“真实故事计划”公众号有庞大的团队，有大的资金支持，这是我们一个只有12个编制的杂志难以做到的。我们有很多想法，但是难以实现。我们找到湖北籍作家范雨素，我说你写一个非虚构作品，我们再慢慢来，看能不能把“人世间”推出来。这个栏目我们正在筹划阶段，但到现在还没有推出来，为什么呢？对于一家传统文学期刊来说，这样的栏目不具备可持续性，我们没有这样的财力，没有这样庞大的团队，找到若干篇“人世间”栏目的稿子不难，难的是源源不断的稿源。“人世间”栏目有“跨界”的潜质，但是，哪有那么容易的“跨界”。这也是作家协会、特别是地方作家协会主办的文学期刊最大的短板。但我们从来不悲观，杂志社内部经常讨论《长江文艺》的未来在哪里，我们有一个编辑讲，他说：喻老师，现在的年轻人都在哪里玩呢？都在小红书这样的平台上玩，他们很少读《长江文艺》。

我们现在的文学杂志在做什么事情？在找读者，就像刚才陈涛老师讲的那样，其实读者也在找文学杂志。真的把这样一本具有文学审美价值的杂志交给读者的时候，爱好文学的读者愿意读，但找不到，为什么？整个武汉市的书摊都消失了，书店也很少有《长江文艺》卖了。《长江文艺》在哪里呢？我们怎么跟读者怎么相遇？目前主要还是通过淘宝和邮局，以及零散的邮购。

传统的渠道凋敝了，属于文学期刊的新的渠道没有搭建起来，这是最大的问题。但我不悲观，甚至有些乐观，十四亿人的中国，难道还装不下我们这么小、只有两三千人的行业吗？我们这个行业有很强大的向前、创新的内生动力，有危机意识，有思考能力，有引领意识，更是从来不缺乏创新的意识，只要有相应的条件，我们就会有新的面貌。包括在座的很多老师的创新，我们都可以看得到。《长江文艺》不仅有原创版，还有编选版，各家杂志每期的作品，我们都在拜读，有哪些新变，我们都看得到。说不定令人期待、改变文学期刊面貌的一幕，在明年、后年或者在以后某个时候就会出现。

沈念

《湖南文学》杂志主编

我虽是编辑队伍的一个新兵，但深知一本刊物风格的形成，文化底蕴的积淀，需要长期的坚持和适时的调整，也需要整个编辑团队的精诚合作。身处当下的社会文化环境，怎么把杂志办好，提升发行量，把传播力做得更好一些，对我这样一个新人来说，有很多的考验和挑战。

今天讨论期刊的传播力，大家反复谈到要怎样适应现在读者的需求，这个基本点就是要适应数字技术时代阅读习惯的变化。我以为通过数字化、网络化等手段拓宽传播渠道，提高内容的可达性和便捷性，是期刊发展的必由之路，这意味着文学期刊要打破传统发行模式的局限，利用新媒体平台扩大受众范围，积极探索创新的传播形式，如音频文学、视频文学等，让更多人接触到优质的文学作品和文学评论，从而提升期刊的社会影响力和文化价值。《湖南文学》也与很多期刊一样，在精心运营公众号，并推出小红书和抖音等，争取跟上传播的形式变化，同时也要求老编辑、新编辑的理念都要适应这样的变化。

谈到期刊的引领力，我以为无论传播方式如何变化，期刊都应保持对文学性的标准追求，也就是说引领力源于坚守文学品质，源于对品质内容的追求。编辑要在努力发现并刊发具有思想深度、艺术创新和人文关怀的优秀作品的同时，也要关注时代议题，通过文学作品和评论积极参与社会议题的讨论，反映时代精神。这要求编辑具有敏锐的文学现场洞察力，以及前瞻性的选题策划能力。今年《湖南文学》创新编辑理念，策划了几个新栏目，比如说扶持年轻人的“青年计划”，突出地域特色创作的“地方”，加强文学现象讨论与作品推介的“笔谈”等，在选题策划和推出具有时代感和社会关注度的专题上，做了很多有益的尝试，不断用精品内容来吸引读者。当然未来的路还很长，作为省一级的文学期刊，既立足本土，培养本土作者，又放眼全国，吸纳全国性的名家佳作，我们办刊人敢于担当，才能跟上时代步履，与新时代的文学现场同频共振。

汤亚竹

《芙蓉》杂志副社长、副主编

一个月前，我看到一篇题为《编辑什么时候从老师变成客服了》的文章。就此我谈谈自己的感想。

我以前是做文学图书编辑的，最近几年做杂志。相对杂志而言，图书更加讲究市场性。为什么这个《编辑什么时候从老师变成客服了》这个标题打动了我，尤主要是近几年的文学图书及杂志的市场方向让我这种感觉越来越严重。按照我的理解，编辑跟作者的关系，从人际关系来说应该是师友关系，从商业关系应该是合作关系。编辑是读者与作家之间的桥梁，是一个这样平等的互惠互利的关系。但是造成编辑成为客服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考核指标，我们的考核指标一般就是这个杂志要发多少个“五个一”作家的作品，多少个茅盾文学奖作家的作品，多少个鲁迅文学奖作家的作品，还有多少个主题出版的文章，杂志的转载率又是多少等等。当然这些指标是衡量一本杂志成功与否的一个重要标准，但是比这更加重要而且唯一的标准应该是稿子的本身的质量，这就造成了很多一流作家的二流稿子甚至是应付交差的稿子出现在杂志上但是为了完成考核指标，大家为了争取合乎指标的稿子，竞相资本比拼、服务比拼，编辑也就此从老师变成了客服。这样的出版环境就会忽略对新人的挖掘培养。文学杂志的发展，就像科技一样要创新，文学也应该要出新人，出新作品，这样才会有一个好的文学生态。

造成这种现象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作者和评论家的关系。八九十年代文学圈比较纯粹，大家是为了某种文学主张而团结起来。比如说当年《钟山》的新写实主义小说栏目，在新写实主义这面旗帜下成就了很大一批名作家，像苏童刘恒等大批作家，也留下了不少的优秀作品。而现今社会浮躁，各种奖项排行榜很多，出版的长篇小说数以千计，中短篇就更不用说了，评论家们根本就没时间来阅读这以海量计的文学作品，只能凭印象来打分，这就导致了文学新面孔难以出现。除此之外，文学界因私人交情、熟人面孔等圈子化原因，轻作品，重关系，相互吹捧的现象日益严重，真正好的作品因此难以诞生。与之相关的出版方不得不屈就于这种现象。因为这些评论家在很多奖项的评比中占据了话语权，而这些奖项正是出版方的一个考核指标，作为图书出版的一线人员编辑也就因此从老师身份转化为客服人员了。

以上说到的出版界的考核指标的功利化以及文学界的圈子化现象，从小的方面来说导致我们的编辑人员从老师变成了客服人员，从大的方面来说，我们的创新陷入了一个困境，文学图书杂志出版的圈子化导致目前的日益小众化，也使得文艺作品越来越脱离人民群众的需求，从而失去了为人民服务的功能。

刘威

《湖南文学》事业部主任

今年接手公号以来，除了编辑工作，我自己学着制作推文，也带着实习生一起处理公众号的各种事项。这样，在线下、邮箱、微信等其他方式之外，又多了一个“看见”读者的渠道。每天公众号的点击率会随着推送频率和文章内容的不同有高低起伏，关注量也几乎是每天都在增长。我在后台能很直观地看到一些评价，有赞赏，有肯定，同样也不乏质疑和吐槽。在办刊过程中，办刊人怎样的审美品位会吸引来何种的围观人群和读者？其实办刊人有一个跟写作者相同的目标，就是吸引读者、增长粉丝。写作者需要积累经验去达到这个目标，办刊人同样需要不断积累经验、敢于创新，来拥抱更多的读者。

办刊压力真的挺大的，纸媒的式微，文学的式微，上层的鞭策，出版总署的压力，同行的内卷……闲时同行们聊起这些，也会疑惑：我们如此坚持文学、坚持审美，我们压缩自己的创作时间、生活空间服务于刊物，常年看稿，绝大多数编辑都有这样那样的职业病，我们的这些努力会不会变成唱独角戏、演独幕剧，能不能改变大众哪怕影响他们更多一些，有一天我们的刊物、我们坚持的这些会不会说消失就消失了？

当然这是很悲观的消极，但确实会让人时常陷入困惑，譬如当在邮箱里百里挑一都难找到一篇优秀的作品时，这种困惑会来得更加真切。但多数情况下我会自洽，也常释然，会安慰好自己——有次刷到杨宁老师的文学课，他说，文学的意义在于发现更高的人生。我用这句话自勉，也与正在消极中的文学理想主义者共勉。

朱铁军

《特区文学》杂志主编

《特区文学》是改制很早的一家刊物，到现在已经有十八年了。在这十八年里，我们这家市级刊物更多考虑的是怎么活下来的问题。在经费不稳定的状态下，杂志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消沉期。

在此前的六年多的时间里，我们开始尝试做一些努力，就是保持存在，如何在文学期刊的阵营里面，还能被大家看到。我们做了特别多非常艰苦的、又很费力的事情，比如去发现青年作家，尤其是还未被文学期刊发现或广泛关注的新人。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取得了一些成绩，可是这些成绩，因为刊物传播的效果不好，其实并不被外界所知道。比如说陈春成的处女作和他的三篇小说都是在《特区文学》首发的，还有一大批年轻人的处女作和他们的早期作品都是《特区文学》扶持起来的，而现在他们中有的已经成为广为人知的文学新力量。

直到今年年初，在市委宣传部的关怀下，我们的经费情况有所提高，杂志才慢慢恢复起来。在前面这几年，我们也做了很多关于网络传播的尝试，包括一些新媒体的动作，尤其是小红书，我每天都会去看。我对传播有自己的理解，目前各个平台流量性的传播，其实需要费很大的力气去鉴别，这些传播所带来的结果，它不一定全都是有效的传播。我看到很多人在小红书上面讲，那些在小红书上征稿的刊物，在获得流量的同时，其实最后也都得到了不少的麻烦。事实确实如此，很多传播是无效的，带来的结果甚至有很多异议。我们所面对的大流量的受众，他未必是文学期刊的真正读者。

互联网上舆论纷杂，包括公共邮箱是否被阅读的这种所谓的检查员，监控每个刊物怎么审稿的这些人，其实我认为他们并不了解文学期刊所处的真实状况。有很多投稿者甚至都不肯了解刊物，连刊物有什么栏目、对篇幅的要求都不清楚，就盲目地投稿，并在后续发出“某某杂志不看、不用自由来稿”的质疑。这对写作者本身和期刊，都是不负责任的。

我们做传统期刊，当然要想办法传播，但在传播上，我们应该冷静地去鉴别这些传播带给我们的到底有什么作用。今年年初，我作了一个小尝试，我在全国26个城市找了90家独立书店，这些独立书店都是很小的、个人的，和一些先锋书店，他们有自己的稳定受众，也会搞些小范围的阅读活动。我找到他们，一开始是把杂志少量赠阅给他们，我唯一的要求就是得到反馈，而实际的反馈结果是令人满意的。现在他们已经可以销售了，而且可销的名单在不断扩大。我认为，这种传播方式得到的读者是真正的读者，他们是有效的，也是一种新的可能性。

在这个时代，即便是传统媒体，也无法彻底背对互联网，这也是不争的事实。完全网络化，或者拒绝网络化，都是一种极端的选择。我们这些期刊单位，应该从中找到融合之路，让传播变得更为有效，更符合这个时代的生活方式，但同时也不让纸媒的特质褪色。

重视渠道，融入现代传播格局

陈涛

《人民文学》杂志副主编

今天谈的是重塑文学期刊传播力与引领力。这是一个老问题，也是一个大难题，但它不是无解的。这些年，全国文学期刊在这个破题上有很多的成功经验，重塑它的传播力和引领力，其实也就是提出一个要求，即我们的文学如何融入现代传播格局，这是中国作家协会近些年一直在提倡的重点。

为什么要融入？因为已经到了不得不融入的时候了。传统文学期刊，我以前讲过，我们是否有融的这种意识意愿，认真思考这个前提后，我们再来讨论融的能力和效果。举例来说，传统文学期刊，最弱的部门是哪一个？毫无疑问，是发行部。发行部是人员配备最少的一个部门。发行部要继续扩大，发行没有的话，杂志怎么能够出去呢？

回到传播力，我想现在主要有两点，第一点，我们靠什么传播？最终还是靠优秀的作品，这是最为核心的一点。也是一个刊物最重要的一点。大家对好作品都有自己的判断，我有几点意见，第一个是好作家的好作品。好作家，一是名家、知名大家，二是有潜质的作家。第二个是少发、不发，大家、名家的一般性的、甚至是应景性的作品。在这个事情，我们办刊人要有勇气，这个话可能有点犯众怒。有些有名的作家退稿，的确是很愤怒、很生气，但我们背后有几十万读者，《人民文学》每期最低的印数是20万册，这么多的读者，人家在后台跟你留言：这个作品怎么怎么样。我觉得我们要对读者负责任，要坚持这个原则。

第二点，我们的作品能不能对当下发声，长期以来，我们是作者、编者、评论者，“三者”，顶多加上一个推介即媒体，读者在哪里？我们的读者是长期缺席的，因为读者长期的缺席，造成文学不断自我循环、自我进化、自我发展，读者有时候读不懂我们的作品。我们现在听到太多读者，后台很多留言说：你们写的，我们看不懂。中文系的说：我们读不懂《人民文学》，这对我们是一个警醒，就是我们一直在追求所谓的艺术的东西，我们似乎为读者考虑了，你没有读者，你办刊，我就觉得有时候还真是挺凄凉的。

接下来是怎么办？有了好作品怎么办？我们的刊物还是要有一个意识，什么意识？一个作家把好作品，辛辛苦苦写的作品给了我们，人家要的是什么？是发表，对，是发表，但除了发表之外，我们还能不能再给人家助力一把？我举个例子，我们那个《新浪潮》栏目，第一次在《人民文学》发表作品，我跟战军主编说：我们能不能做专题。我说既然在我们这里发表，就把看重的比较不错的作家选出来。他是非常支持的。所以我们第一期《新浪潮》选了12个，第二期又选了12个，就给你做全网的推广。你在我这里发表了作品，我围绕你这个作品去谈，各种视频、访谈、录制文字等等，我全网给你推，这个大家还是比较喜欢的。最起码在《人民文学》发了作品，人家觉得：你看，我获得很多额外的东西。我们看重一个好的作品，我们就去推，我们有传统的经验，我们有选本、评奖、研讨会等等，这是传统的。但是在新媒体这方面，能不能再做一点，我想这也是需要我们去做的事情。当然，很多刊物有很多成功的经验。

第三，最后我想讲讲关于与辉同行的事情，到《人民文学》杂志工作前，我曾在中国作家网工作近3年，其中甘苦感慨良多。但是如果没有我在中国作家网的工作历练，我绝对很难与互联网的头部平台进行沟通。关于直播，大家肯定有很多这样的想法看法。这个举措，是在我们党组宏森书记的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下推进的。2023年4月22日，我们与当时还在东方甄选的宇辉老师聊了一次。中间10月份，又与俞敏洪和宇辉两位老师聊了一次，但是最后到2024年1月23日，整整9个月才搞成这个直播，可见中间的磨合比较复杂。为什么要这么复杂？是因为传统媒体跟互联网平台之间，有许多彼此不适应的地方。

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一直在坚持通过直播来寻找读者。直播的效果大家也看到了，在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方面都有很好的成效。直播做完之后，我们更加坚定了信心，我们这个文学期刊，它是有读者有市场的，喜爱文学与阅读的人还是非常多的。搞了直播之后，我们进一步着手降低各种成本，目前也都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直播是一个形式、方式、手段，我们只要找到一个新媒体的传播渠道，每个期刊都有好的发展。

最后，借此机会，我跟大家讲一讲，《人民文学》20多万册杂志订购的画像是什么样的画像？35岁以下的年轻人占到50%，这个让我们非常振奋。第二是男女比例也比较均衡。《人民文学》通过售卖杂志，实现了刊物的良性运转。当然，许多人会问，明年怎么办，我们只能说会继续努力，为了文学期刊，为了文学，尽力而为。

王十月

《作品》杂志社社长、总编

在座的每个刊物面临的处境不同，每个主编的发言出发点自不一样，大家基于自己的地位想问题发。比方说《当代》《十月》《人民文学》《小说选刊》《花城》，这些刊物本身在全国的引领力是最前沿的，对于我们《作品》这样的刊物来说，虽然曾经辉煌过，但我心中的目标只是说什么时候能够追到《花城》的地位。

至于说引领力、引领灵魂、引领思想，说实话，我只是个办刊人，我只希望把我的刊物办得有影响力。新媒体也好，什么也好，它只是我的手段。

我在杂志提了一句办刊指导口号，叫：内容经典化，传播大众化。其实我做内容，越是到今天自媒体的时代，我的内容一定更往“精”里面去做，在力所能及的前提下做尽量往经典化靠。比如我们做《大匠来了》这个栏目，我们提前一年多、两年多规划，先选定人，然后一一落实，效果很好，得到了作家和读者的认同，作家们很重视这个访谈，像这次给马原做了访谈，他身体不太好，他很感慨，说“这可能是他最重要的一个访谈”。包括敬泽老师的访谈，他都推翻了几稿，改了六个月，才给我们最后发出来，作家很重视，想尽可能表达得准确，读者也愿意看这个栏目。包括我们做《经典70后》，包括我们做《超新星大爆炸》，我们心中都会有文学史的眼光，有着一是为文学史存档的想法。对年轻人，我们是尽可能的包容，包容各种风格和实验，鼓励年轻人大胆尝试。其实我们推的很多作者，他的写法，甚至是超出我的理解，可能我并不喜欢这样的小说，不认可这样的小说，只是我认为这个东西是新鲜的、陌生的，是我的审美和经验之外的，我愿意为这样的写作，提供一种生长的可能，我们推过上海的作者广奈，他的小说，我看不懂，但我觉得他写得很特别，我写不出来，我也看到没有作家这样写，我认为这是值得鼓励的，那我就推他出来。至于他将来会长成怎样，我相信，他会随着成长而发生变化，但我们给了这样的写作一个机会，他们太需要这样的机会，而且文学界也太需要这样的对新生事物的支持，也许在我看来，这就是引领吧。包括我们最近推的一位新人，推之前，编辑部也讨论过，也知道这个事情出来肯定会有争议，但我不怕这个争议，你说蹭流量，那我就蹭流量又如何，让更多的人认识到这个作者，有什么不好的？有争议也不怕，我们自己行得正走得稳，只是没有想到最后争议如此之大，我也确实承受了巨大的压力。

一方面，我们把内容尽量往经典化做，一方面我们做传播的时候，尽自己的能力去折腾。它还是有用的。我们的《作品》杂志不能跟《收获》《十月》《人民文学》相比，但我们希望有一天能和他们平起平坐，我相信时间会证明很多。我们有好几十万粉丝，小红书做得最早，但现在落后了，《十月》有1万多，《花城》有2万多，我们才8000粉丝，实在没办法，人手有限。在我办刊时，做内容和做传播，我是分得很开的，内容尽量往小众里做，传播尽量往大众里做。这个小众，是指关照到那些特立独行的写作，而不是潮流中的写作。这是我基出我们杂志自身的情况做出的发展策略。

好内容是重塑引领力的关键

何同彬

《扬子江文学评论》副主编

今天讨论的话题，“重塑文学期刊传播力与引领力”，文艺评论类的学术刊物开会不敢起这样的题目，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没法说文艺评论刊物怎么重塑传播力和引领力。我们去年年底做了一个当代文艺评论与学术期刊发展的论坛，请了十几位文学和学术现场比较重要的文艺评论刊物的主编、副主编在南京讨论评论类学术期刊的发展。在那个论坛上，大家也是主要以诉苦为主，同样有很多困难和焦虑，但跟我们文学期刊面对的问题还是有一些差异，比如说破圈和出圈的焦虑，我们学术期刊一般就没有，起码是不敢提、不要意思提。

年初，《人民文学》和《收获》上董宇辉的直播，一下子出圈了。后来碰到曾攀，他开玩笑说，《南方文坛》跟你们《扬子江文学评论》一起搞直播，看我们能不能出圈。我笑着说，我们直播，到时候卖什么呢？你说我们这个刊物卖内容，不要说一般读者，我们自己都不愿意看。所以我们一般不会有破圈和出圈的焦虑，我们能把基本盘守好就已经很难了。现在这种类型的刊物要做好，是很难的。去年我们在北师大做了一个学术工作坊，有一位文学评论界、研究界特别资深的前辈非常感慨，认为我们现在的文艺评论要激情没激情，要理论没理论，要历史没历史，据此，他的结论就是文艺评论的办刊人很难，面对这样一个文艺评论写作、创作的困境，办刊人恰恰需要的就是有激情、有历史、有理论的文艺评论作品，但现在恰恰很难有这样的作品。

我们的原创文学期刊都在努力创新，通过各种栏目、主题、形态，我们这类刊物也是，有的时候也想通过一些特定的栏目，一些有导向性的栏目来改变一些文学生态的现状。但难就难在约稿上，我们去年做了一个“青年写作的问题与方法”，我们做那个栏目主要是想通过一些好的评论家的评论，来看一看当前的青年写作到底存在哪些问题，值得注意的问题，“妄想”有一点引领力吧。但约稿很难就在于，我们请评论家写评论的时候，他们不大愿意谈问题，尤其不愿意指名道姓地谈问题。以前开会的时候，我也举了某位作者的例子，当时他答应说：我这篇文章主要谈青年写作的问题，你放心，都是问题。结果给我一看，是谈了很多有见地、有立场、有锋芒的问题，但一个作者、作品的名字也没有点，中间好不容易点了几个名字，还是表扬的。我跟他沟通能不能加点作家、作品，他拒绝了，说我自己也写作，直截了当地批评别人不太好。

这样的稿子，你约不到，想引领什么呢？引领不了，当然我们也努力让评论家们、学者们打开批评和研究的空间，让他们多介入现场，多说一点问题，但是都很难。如果说把这个话题转移到今天讨论的原创文学期刊，大家面临的语境也是差不多的。破圈、出圈，最近一个是《文艺报》的访谈，一个是《南方文坛》的研讨会，都在讨论破圈和出圈。现在我们的破圈和出圈也是一个伪命题，破圈、出圈不是现在才有，从我们创办文学期刊的时候，就在考虑传播力、影响力的问题，其实潜在的，它也内涵着一个破圈和出圈的焦虑在里面。但现在我们这个焦虑就过分了，其实这个圈，有的时候就是我们自己画的一个圈，我们画了一个圈，然后我们假装跳出去了，告诉别人：我们破圈了。对外宣布我们破圈了。其实外面的人认为你还在圈内，或者是说我们画的这个圈，在圈外人看来，人家就没有这个圈的概念。我们一直谈破圈，这是圈内人在谈，圈内人在圈里面谈破圈，永远也出不了圈。在谈破圈的同时，我们所谓的圈内的，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在衰减，老是想着破圈。无论是原创文学刊物，还是文艺评论类刊物，你的作品，核心竞争力，内容为王，你的内容有没有变好？现在是内容在变坏，破圈焦虑在增加，这是一个很奇怪的、悖论性的场景。一方面特别焦虑自己，希望自己刊载的作品能够有广泛的传播力，另外眼看着作品的总体质量在下降。这个下降不是做编辑的人完全可以把控的，当然有的时候和我们的约稿、组稿能力有关。但从总体环境来看，应该不仅仅是这个问题，应该是总体的问题。创作的空间，不仅仅是评论，还是文学作品，它整体的创作空间在压缩。

刚才几位前辈编辑老师谈到了期刊的发展史，在期刊特别好的时代，应该是期刊发展跟时代的发展，它们之间有一种共鸣的关系，有一种共同体的理念在里面，有一种呼应。我们现在的文学期刊跟时代共鸣之间缺乏呼应，很多宏大的、重要的社会问题、思想议题，我们的文学根本介入不了，包括我们搞文艺评论的人。不但是介入不了，而且是严重缺席。你在这种环境之下，假设谈出圈的话，你的公众性属性都在变弱，谈出什么圈呢？唯一谈出圈的，可能是卖一点杂志，还有影视改编。只能在技术、数字的层面上考虑出圈、破圈，一个更开阔的，就是刚才主编们谈到的担当，一个文学期刊的担当在哪里？这个担当涉及到一个很重要的公共属性的问题，现在文学期刊的公共属性非常弱。在这种前提下，我们谈重塑文学期刊的传播力和引领力，我的意见跟刚才几位主编的意见是一致的，先把自己的基本盘做好，先别想着出圈和破圈，先把内容做好，这点就已经非常难了。在这个做好的前提之下，我们才有可能重塑所谓的传播力、引领力，而且这种重塑也不能带着一种跟新媒体的发展同步的幻觉，因为新媒体不是为文学准备的，我们只不过是搭了新媒体的媒介和媒体的快车，但不等于说我们的节奏一定要跟着它，因为跟着它，就完全是被它拖着走，一点主动性都没有，前提还是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李秀龙

《长城》杂志主编

“重塑文学期刊的传播力与引领力”，感觉到这个主题切中当下文学期刊努力的一些最根本的方面。这两年我感受到，就是我们所说的提高扩大文学的传播力、影响力、社会关注度、吸引力的表现，实际上会有三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是被文学圈之外的社会所关注到的文化新闻层面，文学作为社会现象的层面，比如说一些重要的文学活动的社会面的关注。

第二个层面，我感到是对某部特定文学作品偶遇性的好奇、关注层面，比如说一些有影响力的直播平台的宣传起到的效果。

第三个层面，不仅是某一本书，而是受众增加对优秀文学作品的感觉，一些优秀作品以及文学本身的魅力、文学的吸引力开始展现出来。关注优秀文学作品成为其业余生活中的一种习惯，文学开始成为丰富提升生活的一种因素。

三个层面都有非常可贵的意义，但显然我们不能满足于第一、第二层面，哪怕是巨大的点击量，因为有时候某种巨大的点击量也可能是表面的、虚假的。第三个层面似乎是一种奢望，但可以说是扩大文学传播影响力的实际目标、实际意义所在。我认为需要着眼于此，不断进行扎实、细致的各种探索和努力，包括《花城》在内的全国很多优秀文学期刊都在做着扎实而细微的努力。

对于文学期刊来说，提升传播力非常重要，而提升引领力，我觉得更为关键。因为提升引领力涉及到根本，更需要强化内功，提升作品及期刊的内在品质，提升与时代与社会共情共振的撞击力、感染力的艺术品质。没有传播，自然就弱化了文学的意义。相对较少受到市场影响的文学期刊有一定程度的“余裕”，可以一方面研究受众的接受，另一方面更多的对艺术本身不断有一种新的探索。也就是说，在提升文坛引领力方面，文学期刊可以更自觉地、有更多当仁不让的积极作为。这方面，愿与全国文学期刊一起，为此做出自己的一份认真努力。

崔欣

《上海文学》杂志执行主编

今天这个题目是传播力和引领力，它其实就是代表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的内容。其实传播力，我们刚才听下来，大家都知道要拥抱网络时代，基本上各个杂志也都有自己的新媒体号，但我们还是以传统的杂志、纸媒的观念在做新媒体的内容。你能看到大部分杂志的新媒体号都处在一个半死不活的状态，真正起到效果的，不管是“与辉同行”也好，或者是《我在岛屿读书》也好，它其实是一个借力的行为，它是借用了已经成熟的新媒体的平台，包括他们的资源来做这个，才能达到这样的效果。如果一个杂志要靠自己的力量来做新媒体的话，一个是要有钱，一个是要有人，但是你没有钱就没有人。对我们来说，还是要做自己专业擅长的事情，就是做内容这块。

我们杂志这两年，因为发了陈冲的专栏，所以也有点出圈吧，因为很多跟文学不搭界的朋友，都会来跟我说：陈冲那个写得真好。你真正能够发到好的内容，大家都是能看到的，这也是我们继续努力的方向。

黄德海

《思南文学选刊》副主编

今天讨论这个话题，是因为我们期刊现在的情形不容乐观，核心就在于没有传播力和引领力。今天谈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把我们的刊物推出去，如何保持对读者的开放性。这个问题最难免越讨论越绝望，因为纸媒这一载体，决定了我们不可能在这个时代有更大的读者面。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办？我自己有一个想法，其实我们用不着一直强调开放性，在某些情况下，我们要保持优秀作品的封闭性。

这个封闭性是什么意思？如果你企图引领，你得跟这个社会真正的优秀作品建立关系。除了迎合读者之外，还有一个方式就是真的好，绝对的好，绝对的领先。一个好的企业赚取利润的方式，并不是因为从领导层到员工有多么勤奋，而是因为创新。如果一本杂志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作品，完全是新的，颠覆我们的想象模式，这个模式就是创新力。在传播过程中，这个全新的作品就是我们的核心竞争力。对这样的作品，我们不妨试着暂时封闭，也就是除了在杂志上，哪里也看不到。这一点你，现在杂志的封闭性不够，当然，也跟知识产权的保护有关。另外，我们有时候看到一个作品写的很好，但我们又认为不够通俗，希望作者改动，这就很可能把作品的核心想象力减弱了。我们不防试着把这个作品的独特性保持住，等到合适的机会，我们想方设法把这个作品的核心想象力解放出来，那时候才能谈到所谓的引领力，否则，我们所有的做法都很可能只是在迎合，根本不是引领。

这个情况有一个例子可以举。当年芝加哥大学有一本杂志，叫《法律与经济学报》。主编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人物，叫戴维德，这个杂志发行量只有500份，是经济学领域一本非常重要的杂志。有一年，后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科斯说，我有一篇文章准备交给这个杂志发表。这个季刊一拖就拖了几个月，其间有人就问戴维德：我们杂志怎么还不出版？戴维斯就说：科斯这篇稿子，等多长时间都值得。后来科斯就在这期杂志上面发表了《社会耗费问题》，后来流传非常广，是20世纪被引用次数最多的经济学作品。

所以，我说的这个封闭性不是真的封闭，而是我们要有信心，不要看到一个小说写的有点难，就让作者改得简单一点、轻松一点。尽量不要在源头上把想象力阻断，暂时保持封闭性。这个作品，虽然可能暂时读不懂，但慢慢会有人读懂，那就是创新了。否则的话，一味迎合下去，到最后，我们的想象力都会被潮流引领，都是往下铺展，无法提高。那些孤绝的人，在迎合的风气下，可能从一开始就被淘汰了，这是非常不好的情况。如果每期杂志有一个可以保持暂时封闭性的小说，杂志就保持了一点希望，等到大家认出这个作品的时候，杂志的传播力和引领力也就出来了。

文学期刊需要进一步吸引年轻人

梁彬

《新华文摘》文艺作品主编

大家说到文学期刊的传播力和引领力，我自己感觉，我们杂志要发展，要创新，真的要多吸引年轻读者，因为他们才是希望，才是未来。

《新华文摘》在1994年的时候曾经请专业公司做过一次调查，调查显示我们的读者群主要是40—50岁的男性，年轻读者比较少。

当下，我们的确有种紧迫感，大多数杂志每年的印数都在肉眼可见地下滑。虽然我所在的杂志还是可以的，但是也难现当年的辉煌。我们的杂志需要开拓年轻的读者，吸引他们的关注。这就会让我们思考一个问题：我们怎样能够吸引年轻人？

我感受比较深刻的是，我们的社会生活正在经历翻天覆地的变化，科技发展非常迅猛，不同年龄群体之间的代际差异或者说是鸿沟，越来越大了。我是70后，算老同志了，我现在阅读非常年轻的作家作品，有时候会感觉有些吃力。因为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和网络拥抱的程度与我们完全不同，所以他们创作的内容，一些词语、一些物事，让我感觉有些陌生，理解起来些许费力。

发生在我和我女儿之间的一件事让我感受非常深刻。前段时间，我女儿喜欢的一个周边在商场里售卖，她需要头天晚上在网上抢名额报名，第二天才有资格去买。那天晚上，报名资格竟然哄抢一空，还引发网络堵塞。我当时想这是什么玩意？竟然如此抢手。我姑娘给我看了一下，这些周边其实就是以一个日本著名动画片为原型的各种款式的毛绒玩具。我让她给我放了一下那个动画片，情节简单到令人发指。里面的主角就是一只小狗、一只小兔子和一只小仓鼠，情节连两三岁小朋友都能看懂，而且每一集只有5分钟，5分钟时间，这个故事是讲不完的，下一集接着讲。我不明白现在的年轻人为什么喜欢这个。姑娘说，这部动画片是由一本很火的四格动画书演变而来的。在抖音上，年轻的大学生特别喜欢看，他们觉得非常治愈，不用动脑子，非常放松。她这样一说，我突然有所醒悟。现在年轻人的生活、工作各方面压力都很大，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就业压力空前，内卷严重，这是我们这一代人没有经历过的。巨大的压力下让许多年轻人纷纷选择躺平，这些近似无脑的动画片也许真能抚慰他们的心灵。由此可见，年轻人喜欢的东西和我们这一代的差距越来越大了。他们想表现的内容，包括使用的语言等等很可能完全颠覆我们的认知。

期刊的可持续发展的确需要年轻一代的关注与投入。我们在办刊内容和办刊方式上都需要有所创新和改变，以更为开阔的眼光和胸襟去拥抱自媒体，去拥抱数字化。越是老牌期刊越积重难返，倒是小而美的新生刊物船小好掉头，更容易创出新意。我这个老牌期刊老同志还需要继续学习，尤其需要向年轻人学习。

雷默

《文学港》杂志主编

我粗浅谈三点：

第一、一本文学刊物在现在这个时代，首先是要做的是让年轻人找到刊物，这是很重要的，原来文学期刊比较发达的年代，全国有那么多的书报亭，现在书报亭基本绝迹了，对文学感兴趣的年轻人，有时候要找一本文学刊物，是没办法找的，书报亭也没有，他也不知道去哪里找文学刊物。《人民文学》《收获》上“与辉同行”直播间，我觉得这是一种很好的尝试。原来文学刊物是通过邮局发邮发代号，然后上邮局征订，但是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说，邮局不存在了，他们的生活方式，有时候就是刷个手机、看个视频，然后就直接下单。这是时代带来的生活方式的转变，其实也要被迫让文学期刊融入到现代的传播媒介当中来，这是我要谈的第一点。

第二、我们做刊物的人，很大程度上来说，其实也有一种惯性思维，日复一日，我们就沿着原路走，原来是怎么样的，就用什么样的方式，因为那个操作起来是最省力、最简单的。新媒体的传播方式怎么结合？今年我当主编以后开设了一个视频号。宁波文学周的时候，我们搞了一个论坛，是我们首次以文学公开课的形式对大众开放。但其实到现场的人还是比较少，后来做了一些短视频放到《文学港》的视频号上面传播。几期以后，文学周的内容发完了，面临断更的现实，没内容做了。我想想《文学港》有什么呢？《文学港》无非有原创内容的优势，后来我们叫了一些作家，每期都有那么多的作品在发，让作者朗读一下自己发表在《文学港》上面的作品，然后做成短视频，这个东西可以源源不断地做下去。这是一种尝试，和原来只做一本纸质刊物是不同的。

第三、重塑文学期刊的引领力，主要还是从内容上面进行突围。我们都知道文学发展到今天，40年以来，我们也要扪心自问一下，真正的，革新意义上的文学作品是不是有出现？除了80、90年代先锋文学兴起之后，这40年有没有革新意义上的作品出现？我觉得广州给我的印象非常好，你看广东有很多严肃文学作家，在前几年，打破“类型文学”和“严肃文学”分界的固化观念，尝试去写科幻文学作品，这是一种突破，科幻文学可能代表的是一种革新的方向，时间关系，不展开说了。

刘永涛

《绿洲》杂志执行主编

《绿洲》创刊于1957年，翻阅过去那些老杂志，无论是栏目的设置，每期的卷首语，包括里面的插图，可以看出那代老编辑极其认真的办刊态度。我们现在的编辑缺少他们的敬业精神。

我们现在有这么多的期刊作者，作为办刊人，我们首先是一位编辑，编辑还是要秉承文学之光，文学的理想，我们一定要坚持。这可能也是我们之所以办刊的基本性的、本质性的、特质性的东西。前几年，每个刊物都一样，我们都在想方设法，在传统纸刊的基础上提高各大刊物的影响力，我们《绿洲》也是一样，包括公众号也好、视频号也好，还有跟出版社合作，每年出《绿洲》文库。同时，还有《绿洲》进校园，百年诵读工程等等系列活动。

但客观的讲，我们这个时代跟过去不一样了，80年代文学期刊承担的东西比较多，现在文学期刊只承担文学本身。客观来讲，我们的传播力也好、引领力也都非常有限。

刚才听到各位老师的话，也引起我的一些思考。我在想，我们的文学首先定位是小众，这没有错，我们首先要把热爱文学的人牢牢抓住，这是你的本份。但时代在变，文学也应该在变。今年年初《人民文学》《收获》走进直播间给我们很多的思考，我们如何将文学进行重新定位，过去我们说文学应该具有权威性、经典性，但我觉得是不是再加一个时尚性，怎么把时尚性的概念贯彻给青年读者、爱好者，怎么引领他们喜爱文学成为新时代的风尚。

前段时间，立秋的那天，奶茶作的概念就很好，“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导致奶茶店根本就做不过来。我在想文学是不是也能采取类似的手段和方式，也让文学重新深入人心，让阅读文学成为一种习惯，或者说一种生活方式。比如说过去我们的一些好作品，我们能不能换一种方式，通过短视频也好，通过一种解读的方式也好，换一种方式进行包装推出来。还比如说我们还能不能通过人工智能、文学擂台赛来展现出文学本质特有的东西。

朱强

《百花洲》杂志执行主编

文学“破圈”说到底还是一种寻找，众里寻他千百度。在这样一个高度“连接”的时代。我们的读者和作者到底在哪里呢？借助于新媒介，我们拥有了连接的各种便利与可能。但如何把文学期刊的品牌更好的塑造传播，汇聚更多的文学新面孔。我想编辑在其中发挥的作用非常重要，现在我们比任何时代都更需要有能够发现好作家、好作品的好编辑。面对日新月异、取之不尽的写作素材，不仅对作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是对编辑巨大考验。《花城》杂志有一个“花城出发”栏目，无数的文学新人就是在这里被编辑发现，走向广袤天地的。当我还是少年时，《花城》接纳了我，发表了我的青涩之作，让我此生难忘。《百花洲》与《花城》同岁。近年来，在上级单位的高度重视下，开启了“名刊重塑”工程。有风自南，《花城》的风一定会催发更多花蕾的绽放。

廖伟

《中篇小说选刊》副主编

谈文学期刊的传播力和引领力问题

第一、对于期刊新媒体传播平台建设，我们刊物做得比较早，取得了一些成效，也发现一些问题。与新媒体的融合发展应该是期刊发展的趋势。今天我们谈新媒体传播力，无非是内容、渠道、模式，而在互联网语境中，新媒体传播力要素是：精准推送与用户画像，内容平台化和矩阵化运营，互动交流与用户反馈，盈利模式与持续发展。而这些概念对于文学期刊而言都是相对陌生的。互联网时代，文学期刊给大众的总体印象也是相对弱势的传播地位。目前文学期刊媒体融合不尽如人意的现状，主要是因为内容生产与传播方式处于割裂状态。导致这种割裂的原因之一是文学期刊相对缺乏从内容的生产到再生产的意识。互联网自有传播逻辑，文学期刊的内容生产并不天然适宜1：1搬动到互联网，也就是说咱们的内容如果希望更好地融入互联网，产生新的传播力，那么就有需要符合新媒体特点的内容改造加工，也就是内容的再生产。

第二，读者是我们谈论文学期刊传播力的核心。维护好旧读者，争取新读者，基本上就是不二法门。对于文学期刊而言，更为重要且紧迫的是新建青年读者的文学阅读行为。我们期刊在争取青年读者方面有个观点：如果我们在线上不能争取到青年的关注，那么我们就在线下找到他们。线下有温度有感受的有思考的文学活动，可能依然有利于我们争取年轻一代对文学期刊的了解。也就是说，传统传播模式依然有效，而且可能更有效。

最后，我们在运营期刊自有新媒体渠道过程中逐渐意识到，从思维上到做法上，文学期刊与互联网平台很多时候是不对称的。如果文学期刊希望很好融入互联网底层，与新媒体实现融合发展，那么可能需要一次从编辑出版理念到机制体制的深化改革，这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马上能够改变的，还需要一个发展过程。

融合创新举措屡见成效

徐福伟

《小说月报》《科幻立方》

杂志执行主编

我结合《小说月报》这些年的探索和尝试简单谈一下。这些年，《小说月报》从内容资源和传播形式、读者群体等层面，应该说是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与尝试。这个核心点还是在于不断的强化“期刊+”的融合发展理念。大家都知道随着城市美化工程的推进，报刊量数量的显著减少。与此同时，民众的消费习惯也经历巨大的变革。读者开始分散到新媒体的各个平台上，寻找新的阅读方式和文化体验。在新媒体平台上寻找并服务读者群，利用互联网做好增量。《小说月报》最近一直在做这个工作。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今年5月，小红书许多用户突然发起一个购买于适同款《小说月报》的活动，我们也趁花城出版社·李娟作品改编成影视剧的那波流量，蹭了一下。在较短的时间内，我们感到线上的微店，还有许多线下的报刊亭都被小红书博主一抢而空。我想这可能是得益于《小说月报》在小红书、B站等知识青年聚集多的网络平台的提前布局。我们2022年开通B站，2023年正式入驻小红书。当最初这个眼尖的小红书博主发现于适带的那本刊物有可能是《小说月报》，他在小红书上面找官方帐号确认的时候，我们的新媒体编辑也比较及时，他于第一时间确认和官宣，就促成一小波销售高潮的出现。目前由微信公众号、微博号、抖音、快手、今日头条、B站、小红书等组成的《小说月报》的新媒体平台矩阵已经形成，应该说是它涵盖各个层次、各个年龄阶段的读者群，加速了与他们的相知、相遇。我们也做了用户画像、读者画像，我们发现小红书、B站上面青年群体占到80%左右，几乎都是青年群体。这两个平台也是《小说月报》发力的着力点。

今年我们还在做《小说月报》APP，这个筹划很多年，但是限于资金的压力，一直没有启动，今年我们要把这个项目启动起来。《小说月报》的APP成为整合百花文艺出版社叙事文体刊物，像《小说月报》《小说月报原创版》《小说月报大字版》《小说月报中长篇专号》《微型小说月报》《科幻立方》等等，所有涉及到小说文体的重要线上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可能就涵盖了长中短微所有的篇幅形态，还有严肃文学与类型文学、传统小说与科幻小说，等等，这是我们今年要做的一个重点工作。

这几年，《小说月报》与北京语言大学联合开设中国作家公开课，已经开设好几年。这个课程主要是整合双方的资源优势，汇集作家、学者和各国翻译传播精英，为作家和中外学生交流提供一个互动平台。线下的课程，可能涵盖了北京语言大学本硕博不同年级、专业的学生。线上同时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像伊朗、埃及等国家的高校中文系，进行线上直播，这也有助于中国文学的传播走出去。

2023年我们做了一个《小说月报》英文版，今年还会持续做下去，像英语世界推介中国当代作家的最新小说精品力作。今年我们还在做一个项目，就是《小说月报》跟一家影视公司，在做一个影视改编价值潜力榜的评选活动。这次我们做了一个大的改变，复评的评委、终评的评委当中，影视界的人占比非常大。比如说有15个评委的话，可能有10个影视界的，各个影视公司负责购买影视版权的，负责编剧的。我们发现有一个问题，许多影视公司的编剧不愿意做终评评委，他愿意做复评评委，他愿意看到更多的作品。我们正在复评的环节，在这个过程当中，已经有许多影视公司开始购买相关的版权，正在商谈过程中。11月份在北京我们将会有一个大型的发布活动。

这是这些年《小说月报》做的一点点探索吧，我现在还负责一个刊物，叫做《科幻立方》，我拜托在座诸位老师们多多支持这个刊物，它是一个原创的双月刊，大家有科幻作家、科幻作品多多给我推荐，感谢大家！

李寂荡

《山花》杂志主编

文学杂志都有共性，当然每家有自己的特点、差异性。《山花》估计跟很多刊物的差别大一点，作为主编，我跟很多主编也有一些不同，我除了编稿，还要跑广告，相当的精力要考虑钱的问题。编，我是所有的文体，包括美术都要编。老主编在的时候，他做了一个征订广告，他打了一句“我们是全国唯一不追求发行量的杂志”，他历来都喜欢反其道而行之。实际上，我认为做杂志肯定需要有发行量，文学作品产生社会影响，还是需要有阅读，按照美学的说法，只有阅读了，文学作品才算完成。现在要想有大的量，是很难的，我们尽力拓展文学对社会的介入和影响。

我们除了做文学和美术，现在还落到现实中，我们和贵州美术馆这几年进行合作，我们除了在纸上做，也在现场做，也做一些画展，这也是对文学期刊的一种拓展。前年，我们还和西安电影制片厂签署战略协议，把每期我们认为适合改编成影视剧的小说，推荐给他们，当然现在还没有被看中的。当然我们在影视这块，有些作家的作品也有改编的，比如叶梅的《五月飞蛾》，它改成电影叫什么名字，我不记得了。现在有张学东的《裸夜》正在拍，还有我们发的长篇《流俗地》也正在拍。

我们纸质发行量比较小，我在想，报纸可以不存在了，因为你作为新闻，你要把这个新闻印出来，那就成旧闻了，但是阅读文学作品和阅读文学书籍不一样，它最适合的还是纸质上阅读。我们有时候要依托数字的平台。《山花》几次被评为数字阅读全球TOP100前几十名，一年的阅读量，有一年是80多万人次，平均下来，每个月也有7万人次，我觉得有几万人读也不错了，不管阅读的方式是什么，他不管是读纸质的，还是在网上读，我认为一样达到传播的效果。

新媒体对我们有冲击，我们有时候也可以依靠新媒体扩大宣传。像我们做的文学活动，我就要在新媒体上大量发布，让大家知道还有文学这样的东西，还有文学活动。有些文章或者什么，我们放在媒体上，有些点击量很大，像徐坤给《山花》写了一篇，放在贵州的新媒体，最后阅读量20多万，读者还是比较多的。

反正一句话，文学是灵魂性的东西，只要有灵魂，有灵魂的素养就需要文学，哪怕阅读的人少，但是我们通过极少数人来影响绝大多数人，尽量扩增文学对社会的介入，对时代的见证和影响。

杜小烨

《花城》杂志副主编

我们在思考中看到，当下文学期刊在文学性的发扬和文学价值的发掘等领域依然有着优势的力量。在担当传播职能的同时，已经进入到文学的内部，从被动的承载，跃进到主动的干预。我们可以看到，像专题的策划、跨媒体的互动、举办作家写作营等活动形式的外延。现在文学期刊已经不仅仅是作为传统的媒介，而且还因为技术的演进，具备了内容生产者、文化引领者的身份。

2024年是《花城》杂志创刊45周年，从《花城》杂志到花城出版社，再到花城文学院，围绕着《花城》这个文学IP，我们一直在努力打造一个融合创新的创意平台，不断地去探索新的文学和文化表达方式，努力将传统和现代元素相结合，创造出更多具有吸引力、独创性的产品。就像各位嘉宾入住酒店的时候，会收到我们的一个文创小礼盒，里面全部都是我们自己原创的产品。

我们在纸刊上做了如开设名家作品专栏等新的尝试。我们也在新媒体上着力创新，《花城》编辑部目前同时运营着四个新媒体平台：包括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小红书号、微博，全网有超过25万+用户关注。花城文学院自去年3月成立以来，共举办各类文化活动、接待省内外文化单位及文学嘉宾到访、参观调研近200场次。2024年推出“花城文学课”，邀请名家学者展开讲座、对谈、分享等一系列精彩活动，旨在打造线上线下同步的文化知识分享平台。

8月17日晚上将迎来我们最重磅的活动——“万象向南——《花城》45周年暨第八届花城文学奖颁奖典礼”。借此机会，我想阐释一下“万象向南”这个主题，它预示了文学世界的广阔与多彩，对探索文学边界所做的努力。不仅仅是《花城》，我想，对所有的文学期刊来说，我们都在努力保持着向未来探索的姿态。这也是我们今天在现场设置这个各家创刊号展示的装置——我们自己取名为“期刊大团结”的创意起源，我们希望跟期刊同行一路同行、互相照亮，共同追寻文学事业的创新和发展。

季亚娅

《十月》杂志执行主编

十月分公司总编辑

今天大家谈论一直在说破圈、影响力、传播力，我觉得首先要搞明白一点，就是小众还是大众的问题。我现在反倒有一个观点，我们要团结的肯定是小众。喻向午刚才统计了五四时期期刊的发行量，你会发现与现在差异并不大，为什么？因为虽然识字率增加了，但会读杂志的阅读人口并没有大幅增加。从全球出版的形势来看，图书发行量依赖于小知识分子，比如法语英语汉语日语，虽然人口总基数不一样，但纯文学图书发行比较好的数据线都在万册左右，所以阅读市场参考数基本上就是城市知识青年阅读人口，这个才是你的基本盘。

这两年，《十月》杂志受《花城》杂志的鼓舞，我们也开了一个小红书号，去年从0开始做到现在1.8万、不到1.9万的粉丝量，花了一年时间。然后我发现，关注《十月》、《花城》新媒体的粉丝群体很窄，他一定是文学爱好者，点击量最高的永远是关于投稿的话题，其他内容要高除非是一些蹭热点流量的。比如今年有一个，董强、戴锦华老师在北大讲堂就法国电影的讨论引发争议，然后女性话题的点击量会高一些。但是你会发现，即使是这样的话题，它也是文艺青年才感兴趣。所以我们做传播力的时候，你能在文学周边找一点文艺青年就不错了。你也无法影响董宇辉的粉丝，因为他们是被董宇辉影响，而不是被你们影响。我们做杂志的人和董宇辉对文学理解的差别，中间差了好几个俞敏洪。

所以我不对泛泛意义上的大众抱有信心，我们就团结文艺青年。除了团结文艺青年之外，我们还要团结知识青年，这是文学杂志可以做的。80年代文学杂志最辉煌的时候，我们做的就是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引领力，这个我倒是觉得大家可以一试。尤其是何同彬老师，你们要激情有激情，要历史有历史，要理论有理论，这个事情是可以做的。

我们有一种办刊的方式是新媒体先行，甚至把新媒体放在杂志之外，另做一个新媒体。《十月》杂志有6个新媒体号，我们重点做的是3个，一个是小红书，一个是《十月》杂志微信公众号，这个号已经有将近20万粉丝，还有一个是今年做的北京文艺观察公众号，这是一个机缘巧合。我接到一个任务，宣传部让我们创办一本文艺评论杂志，新刊创办要一年，但对我们的考核不会给一年时间才看到动静，要求15天之内上线新媒体，所以我们的新媒体要比纸刊先做。今年元旦上线新媒体号，纸刊正式创刊要到9月。但是做着做着，我发现有意思，现在北京文艺观察公众号现在已经有1万粉丝——假设一本文艺评论杂志，一本地方学术性杂志，又不是C刊，发行量可能就是几百差不多了；但是现在我的纸刊开始发行了，我其实有了1万阅读量的基本盘。但这件事不是预先设定的，它是机缘巧合发生的。

新媒体号先行的时候，因为没有纸刊内容，我只好开始单独为新媒体号组稿，在这个过程中有意思的地方出现了，你会发现纸刊栏目设计和新媒体栏目设计是差别的，有很多东西就适合新媒体。比如说我有一个栏目叫第一现场，今天发生什么事情，明天相关内容就发了。还有我的影评、剧评，即时的短评，这些都不可能体现在纸刊上。这个灵活性、及时性，跟你的深度阅读是要拉开一点距离的。我现在反思，我们很多期刊做的所做新媒体推广，实际上你只是把它变成你的纸刊复制、转运，你只是把它变成纸刊内容的新媒体转化，而且那个转化做得还不太好。有没有可能，将来你做期刊新媒体号的时候，你就把它当成一本新刊来办，然后稍微有点关联，你的办刊理念和精神气质一致就行了，形成一个整体的品牌影响力，这可能会是一个不同的结果。

还有一个，现在杂志传播要用青年人的方式，要信赖年轻人的创造力。了解文艺青年喜欢什么，文艺现场的风向在哪里。举一个例子，北京有一个很有名的图书市集，叫地坛书市，以前《十月》杂志经常去摆摊，老一代人最爱逛，是市民、老大爷、老太太或着是中老年文学爱好者最喜欢聚集的地方。你会发现他们喜欢在这里买打折的杂志。今年我们来了一个年轻的编辑江汀，他原来是做图书的，关注“做书图书市集”，是一个“做书”的机构在运营，做得非常前卫，去的都是青年人。我们《十月》杂志在这个编辑的策划下，也参加了摆摊。一到摆摊现场才知道我们有多落伍。其实这个图书市集是要买门票进去的，门票还不便宜，年轻人付费才能去逛市集，很多人都当成朋友约会、家人休闲，所以这个市集里面所有的购买者对价格不敏感，你甚至可以把旧杂志卖得更贵，而不是打折销售。年轻人购买的敏感点是你这个品牌的文化调性、个性，还有你的周边。所以更贵而不是打折这个销售方式，如果你不去参与文艺青年的生活现场，坐在家里可能永远都想不到，你可能想着我的图书打折就卖出去，它不是的，它可能是涨价卖出去的。一本旧杂志，比如说那本杂志上面曾经有某某著名作家、作品，就可以增值。哪本旧杂志还没有个著名作家呢？

回到大众和小众这个问题，我的判断是我们首先要抓住核心小众，就是文艺青年、学术青年、知识青年，抓住这个以后，再来谈内容策划和引领力。这个场域，其实就是知识的公共场域，我们来谈期待文学期刊的引领力，它不是无限的大众。最后，优质的内容策划很难，但是最难的是如何实现优质内容的传播力、影响力，这又是另一个问题。影响力和传播力不等于发行量；影视改编通常被认为是影响力出圈了，但很多时候提升的是作者的影响力，不是杂志的影响力。

吴佳骏

《红岩》杂志编辑部主任

现在文学期刊要办好非常不容易，我们面临的困境都差不多。文学期刊在社会效益方面、经济效益方面达到双丰收的是凤毛麟角，北上广可能要好一点。

谈到重塑文学期刊传播力，今年我们创办了红岩文学APP。6月19日，我们召开了APP上线发布会，成功实现了期刊融合媒体发展新出路。这既是推动文学期刊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一环，也是对“数字重庆”建设的积极响应。

为配合“红岩文学APP”上线，树立杂志品牌，扩大刊物影响力，我们还专门拍摄了“红岩杂志公益微宣传片”。该片以“年代剧”的形式，展现《红岩》杂志从创刊至今所走过的辉煌历程。宣传片发布会，累计播放量近十万次。

APP创办之后，效果没有想象的那么好，但也没有想象的那么糟，主要是一批年轻人在上面关注订阅我们的期刊。这是我们的一点探索，至于今后怎么样，我们也不好说，也说不准，一切都在探索当中。

刘永光

《随笔》杂志主编

这次是《随笔》第一次以文学期刊的身份来参加这种会议。《花城》《随笔》是花城出版社主办的两本文学杂志，都创刊于1979年。在筹办《花城》时，主要创办人苏晨就提议，一些老作家有许多用文学以语言写成的笔记、杂记、随笔，充满了历尽沧桑后的感悟，闪耀着智慧光芒，发人深省，应有园地收纳。因而就有了创办《随笔》的创意。《花城》创刊号出版于1979年四月，《随笔》出版于六月，前后相距两个月，是名副其实的姐妹刊。当时，给《花城》的定位是大众的杂志，《随笔》是“小众”的杂志；《花城》是清新的、锐进的、前卫的，而《随笔》则是老成的、沉稳的、反思的。由此，两刊形成了不同的特质，《花城》张扬、前卫，《随笔》内敛、老成；一个深耕虚构文学领域，以先锋之姿开辟文学新疆域，一个致力于非虚构文学领域的拓展，言志载道，成为知识分子独立思考的园地。

四十五年来，《随笔》以“坚持理性与真诚，守护常识与温暖”为办刊宗旨，注重思想性和人文性，依托名家精品、新人力作，将《随笔》打造成一个展现百家思想、倡导独立思考的平台，刊发了大批有真知卓识、个性鲜明、感情真挚，行文清畅，广受读者喜爱的作品，被读者称为“一份严肃而有趣的刊物”“北有《读书》，南有《随笔》”

《随笔》的身份定位属文学刊物，但其内容以非虚构的文史类文章为主，与纯文学刊物有较大的距离。所以，多年来也没有太多地参加文学刊物的活动，今天听了各位的发言，很受启发，大家的很多做法已经远远走到《随笔》前面了，值得学习和借鉴。

前面说过，《随笔》的特质是是内敛的、老成的，在大家都在考虑怎么出圈的时候，我们的动作还是比较谨慎，也没什么可以向大家炫耀的东西。目前，主要通过几个方面来提高我们的影响力。一个是公众号，其实也就是将纸刊的内容搬运搬运到公号上，我们人手不足，还无暇顾及其他自媒体的建设；再有一个就是加强书刊联动，利用《随笔》作者资源做书刊互动，以刊带书，以书助刊，就像刚才有些老师讲的，依靠作者的影响力来提高我们的传播力；还有就是利用作者资源，举办专题讲座，以此提高影响力和传播力。

接下来，我们希望多参加这种学习和交流，好好向各位学习，在提高传播力和引领力方面能够动静大点，办法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