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文学以杂剧与散曲闻名，但其赋体创作同样呈现出独特的生机与活力。在草原文化与中原文明的碰撞、科举制度的兴废交替、文人心态的剧烈转变等多重因素影响下，赋这一古老文体不仅未被时代抛弃，反而成为元代文人抒发情志、传承文化、回应现实的重要载体。元代对赋的喜爱，既是历史文脉延续的必然，更是特定社会语境下文学选择的结果。
 
一、文化传承：千年文脉的惯性延续
 
赋作为中国古典文学的重要文体，自战国时期萌芽，经汉魏六朝的繁荣至唐宋的变革，早已形成深厚的文化积淀。元代文人虽身处少数民族政权统治之下，但对汉文化的认同与传承从未中断。赋体“铺采摛文，体物写志”的特质，既符合文人展示学识、锤炼文辞的需求，也承载着“诗教”传统中“美刺”“讽喻”的社会功能。
元代许多文人出身书香门第，自幼接受传统经史教育，熟稔赋的创作技法。如虞集、揭傒斯等“元诗四大家”，均有赋作传世，他们的作品多模仿唐宋律赋与文赋，注重韵律与章法，在咏史、山水等题材中融入理学思想，延续了赋体的典雅气质。这种对赋的继承，本质上是文人对汉文化正统性的坚守，也是文化基因在时代变迁中的自然延续。
 
二、社会语境：乱世文人的情感出口与隐喻表达
 
元代初期，科举制度长期废止（长达近八十年），汉族文人失去了传统的晋身之阶，社会地位急剧下降，形成“九儒十丐”的特殊现象。在仕途无望、壮志难酬的困境中，赋成为他们抒发内心郁愤、寄托理想的重要媒介。与直白的诗歌相比，赋体“曲笔隐喻”的特点更适合表达敏感的政治情绪与复杂的人生感慨。
例如，郝经的《秋风赋》以秋景起兴，借“悲哉秋之为气也”的传统意象，抒发对时局动荡的忧虑与个人命运的无奈；杨维桢的《铁笛赋》《大人赋》则以奇幻的想象与夸张的铺陈，构建超脱现实的精神世界，暗含对世俗的批判与对自由的向往。这些作品表面上是对自然、历史的咏叹，实则是文人在高压环境下的隐晦抗争，通过赋体的婉转表达，将个体的痛苦升华为对时代的反思。
 
三、文体变革：元代赋的创新与适应性
 
元代赋学并未囿于传统，而是在时代语境中主动求变，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一方面，受元杂剧、散曲等通俗文学影响，元代赋作逐渐突破骈俪对仗的束缚，语言更加通俗直白，结构也更趋自由。如刘因的《樵庵词赋》，以散文化的句式与口语化的表达，打破传统赋体的典雅范式，贴近市井百姓的审美趣味。
另一方面，元代赋作在题材上也有所拓展，除传统的咏物、咏史外，还出现了许多反映少数民族文化、草原风情的作品。如周伯琦的《野狐岭》赋，生动描绘塞外风光与游牧生活，展现了多元文化交融的时代特色。这种文体的创新与拓展，使赋在元代焕发出新的生命力，更契合当时文人的创作需求与社会审美。
 
四、学术风气：理学思潮与文人雅集的推动
 
元代学术以程朱理学为主流，文人强调“文以载道”，赋体作为传统文学的重要形式，自然成为承载理学思想的载体。许多赋作借物喻理，在铺陈描写中融入对天理、人性的思考。例如，吴澄的赋作常以自然现象阐释理学观念，将文学创作与学术思考相结合。
此外，元代文人雅集活动频繁，赋体创作成为文人唱和、切磋技艺的重要内容。在雅集中，文人常以特定主题或景物为题创作赋作，相互品评，这种群体性的文学实践不仅促进了赋学的发展，也提升了赋体在文人圈中的地位。
 
元代对赋的喜爱，是历史、社会、文化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它既是文人对汉文化传统的坚守与传承，也是在特殊时代背景下寻求情感寄托与表达的必然选择。元代赋作以其独特的风格与内涵，丰富了中国赋学的宝库，也为后世研究元代社会与文人心态提供了珍贵的文学样本。在杂剧与散曲的辉煌之外，元代赋学的兴盛同样值得关注，它见证了传统文体在时代变革中的顽强生命力与适应性。 #2025新星计划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