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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徐辛庄纪事

徐辛庄地处北京城东通州区偏僻的一隅，是个很小的村庄。与我老家的山村相比，除了没有山，其它的区别不大。

可就是走进这个小村庄之后，我的人生出现了柳暗花明的转机，军旅之路从此变得笔直而宽阔起来。

那是我当兵的第六年，即1984年的金秋十月，建国三十五周年大阅兵刚刚结束，我就接到赴北京上学的通知。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从安徽合肥赶到首都，参加北京军区徐辛庄新闻教导队为期半年的学习。原以为徐辛庄就在北京城里，可当我兴致勃勃地来到徐辛庄时，发现她不但很小，还远离京城，即是距最近的通县县城(现在叫通州区)仍有十几里路。

教导队的房子是村庄里最大的也是最漂亮的建筑群，这是一座典型的部队营院，一排排始建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砖瓦平房列队伫立，一行行笔直而粗壮的白杨树直耸云霄，阔大闪亮的叶子随秋风发出哗啦啦的响声，仿佛为我们的到来鼓掌欢呼。这里进出营门的是清一色的军人。

武警部队1982年重新组建时，我所在的安徽省军区独立六团改编为武警安徽省总队第三支队，这一转隶，使我这个入伍六年随时准备退伍的老兵，军旅生涯有了一线转机。新组建的武警部队急需新闻宣传人才，听说这次新闻队就是为了解决新闻干部的来源问题，武警部队政治部经与北京军区、第二炮兵协商，共同举办的新闻干部培训班。新闻班共80名学员，武警和二炮部队各参加20人，北京军区学员占了半壁江山，我们都是经过层层筛选最后才有幸成为其中一员的。

这是一所培训军事骨干的教导队，新闻班除上课外，一切都是军事化的管理。三个军种的学员聚在一起，无形中就有了比较。比学习、比军事动作、比一日生活、比军容军姿、比作风养成等。比的是个人素质，看的却是部队作风。

这个时候，一个人就代表一个部队。

武警来自总部机关和17个总队的20名学员，分在一班和二班，两个班被划为第一区队。区队长和班长都是我们报到之前中队领导定好的，区队长李清华来自北京总队，副区队长是来自总部宣传部记者组的李广江，我被任名为一班班长，河南总队来的冯元喜为二班长。就我们一班的人员来看，其特点用几个“参差不齐”来形容最为恰当：一是穿的警服参差不齐，那时候部队正在换新式服装，可能是改革开放初期，国家财政比较紧，警服不是一次换齐的，当北京、广东、福建等地方的武警都换上橄榄绿大檐帽时，内地的大部分武警还是原来的上绿下蓝的民警服，解放帽上缀的既不是五角星，也不是警徽，而是一枚红色国徽;二是每个人的个头参差不齐，李清华和来自黑龙江总队的杨敏、总部直属支队的高志华，个头都在一米八以上，来自广东总队的汪爱书、四川总队的谭天亮个头都在一米六左右;三是十个人的个性参差不齐，来自浙江总队的何俊杰说起话来滔滔不绝、眉飞色舞;来自湖北总队的占有明和来自广西总队的张有学却善于倾听、一般不主动说话;长得白白净净的甘剑明来自福建总队，因其皮肤白晰又整天笑眯眯的，大家都叫他水仙花;张有学因肤色黝黑又来自广西，被同学们叫做黑木棉。

一个班的人虽不多，却来自东西南北，大家共同的特点是文字能力胜于军事动作。我当兵六年只当过炊事员、饲养员和报道员，平时都是听班长喊口令，自己从没喊过口令，而教导队的队列训练是必修课，包括跑操、列队去饭堂、进教室等，都是要整队喊口令的。我是一班长，任何时候都站排头、走第一，会操更是首先亮相。这相亮不好，人家不会说我个人不行，会说武警不咋地。所以，别的班都由班长喊口令，为了不至于闹笑话，我扬长避短，让副班长杨敏代替我喊口令，这一招颇为奏效。

喊不好口令成了我的短板，班长的权威马上就受到挑战，开班务会时有人对我这个班长颇有微词，安排的任务公然不愿执行。对此我并不生气，心平气和地对大家说：“我这个班长真不是我想当的，是队里没征求我的意见事先定下的，今天为了新闻事业我们才走到一起，全武警就来咱们二十个人，每人都是几万中挑一选出来的，既然上了花果山，起码说明我们都是‘猴子’，应当互相尊重、互相帮助共同完成学业。现在三个兵种的学员集中在一个队里学习，不能让别人看咱武警的笑话，如果谁觉得我做得不好，可以找队领导反映把我这个班长换掉。在换掉之前队里交给的任务还是要不折不扣地完成好。”我说完之后，高志华第一个站起来表态坚决支持我的工作，有人带了头，每人都表了态，从此后我的半年班长任期算是平稳度过。

徐辛庄很小，教导队是个团级单位，我们的校长刘波是北京军区新闻处处长，后来还当了国家新闻出版署报刊司的司长，由于他的坐阵指挥，使这个小村子来了不少响当当的大人物，像《人民日报》名记者艾丰，中国新闻研究所所长杨润、副所长陈祖声，人民大学新闻系教授刘志筠，新华社军分社社长阎吾等等。我们这些来自基层的报道员，每天听的都是中国最顶级的新闻大腕儿讲课，人人都如饥似渴地学习。老师是刘波校长请来的，上午从城里接来，晚上再送回城去，一人只讲一天课。所以，学员们都很珍惜这种不能重复的听课机会，学习的认真劲儿让授课的老师感动不已。

教导队的中队长王琐群、教导员刘昌武，都隶属于北京军区，在管理方面对武警区队明显要松一些，不论他们是有意放松还是不便严管，我们作为“借读生”，都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大家有一个共同的心愿，就是在学习上不能落后，在作风上不能示弱，在形象上不能比他们差。每次会操我们都争第一、紧急集会我们动作最快;一周两次看露天电影时，都要举行拉歌比赛，不管曲调靠不靠谱，武警唱的分都是最高的;黑板报评比、农副业生产、新闻理论考核，武警区队的成绩可以说没有落后过。军事教员给我们上过军事地形学，一天深夜我们在睡梦中被叫起来寻找方位角，教员定的方位多在偏远的坟地和沟坎处，我们单枪匹马行进，心情很紧张，我在行进时还摔了一跤，但最后仍是提前十分钟到达目的地。

入学不久就进入了冬季，徐辛庄的大风白天黑夜地刮，我们冒着呼啸的寒风到田里收获过冬的大白菜，跳到便池里掏大粪，推着板车去运送烧暖气的煤炭，往门框上装棉帘子，贮藏冬天的生活必须品。不管再苦再累，也不忘每天晚饭后用二十分钟的时间匆匆把徐辛庄逛一遍。

教导队的伙食一天三顿都是白菜豆腐炖粉条，偶尔会有几块大肥肉，星期天只吃两顿饭。村子里仿佛专为教导队学员开的几家私人小餐馆儿，成了我们时不时打个牙祭的地方。那时吃得最多的是炒面，每次都吃得浑身发热、满嘴含香。

学习分两个阶段，前半年上课，后半年回原单位实习。半年似白马过隙，转眼即逝。徐辛庄刚刚进入春天的时候，我们的告别仪式已经开始了。半年中结下的友谊瞬间暴发，大小伙子们都相互拥抱在一起，流下了惜别的泪水。记得最后一顿午餐，每个桌上加了一道名菜——北京烤鸭，以前只听说过没吃过，按队长的样子我将鸭肉大葱和甜面酱卷好，放在嘴里一咬就满嘴流油，仿佛五脏六俯都被香透了。后来调北京我又多次吃过烤鸭，但再没吃出那种香入骨髓的味道，我想这不是烤鸭的味道变了，而是人生转折点上的任何体验，都是无法复制的。

我们回到部队都提了干，在不同的单位从事相同的新闻工作。30年之后同学们在各自的岗位上都干出了不凡的业绩：李清华、冯元喜、杨敏、占有明、甘剑明、王艳明、张跃林至今仍战斗在部队的岗位上，高志华、王福瑞、徐清平、汪爱书、何俊杰、谭天亮、王亚东、辛守成、徐怀科、张全军、张有学等同学，有的当了支队主官、总队处长之后相继转业离开了部队，但他们到地方也很快成为所在领域的佼佼者;我于1996年调到中国武警杂志社工作至今，算是始终不离本行。只有副区队长李广江，在十几年前因病过早地离开了人世，令人唏嘘。

这些年同学们不管何时集在一起，徐辛庄都是说不完的话题，因为我们真正的军旅道路是从徐辛庄起步的。在那里我们是玩命地学习，因为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梦，对未来充满了无限向往。由于有了相同的梦，结下的友情是深厚的，更是纯真的。那时我们都戏称新闻教导队是“黄埔一期”，对于徐辛庄我们内心深处都有一种情结，这情结就是舍我有谁的骄傲和自豪。

后来我常想，在徐辛庄我们住的是低矮的平房，吃的是粉条大白菜，生活异常艰苦，学习条件非常简陋，最后也没发什么文凭，为什么同学们在事业上都取得了骄人的成就?原因也许只有一个，就是我们在徐辛庄实现了太多的人生第一次，这些第一次奠定了我们人生的基础，使我们这些来自基层报道员的根，始终扎在部队深厚的沃土里，任时事变迁不曾改变。在徐辛庄，我们收获的是对学习的坚持、对人生的坚韧、对信念的坚定、对事业的坚守、对使命的坚贞。有了这些奠基，我们后来的军旅之路才一直走得这般扎实。

徐辛庄半年的学习时间，在人生的长河中非常短暂，而它留在心中的记忆却是今生今世都难以磨灭的。回忆过去不是要炫耀今天，而是经常回头看看走过的路，是否偏离了在那纯真年代里自己为自己标出的方向。

张国领，河南禹州人，现居北京。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1978年入伍，2020年退休，历任战士、排长、新闻干事、电视编导、《橄榄绿》和《中国武警》杂志主编，从军四十三载，武警大校军衔。

主要著作有诗歌、散文集《血色和平》《男兵女兵》《和平的守望》《和平的断想》《和平的欢歌》《千年之后你依然最美》《柴扉集》《意外的爱情》《张国领文集》(十一卷)等十八部。作品曾获“中国人口文化奖”金奖、“解放军文艺新作品奖”一等奖，“群星奖”，“长征文艺奖”“冰心散文奖”“武警文艺奖”等五十多个奖项。作品被收入《新时代强军文学作品选》《军旅年度文学选》《中学生喜爱的作文》《初中课时练》《改革开放四十年诗选》《中国年度诗选》等六十多种选本。系中国作协会员，北京丰台作协副主席。#大城市里的小浪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