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媒体记者 王兰兰
 

“‘三苏’在开封”这个题目，我觉得非常有意义。‘三苏’在开封有重要的政治和文化活动。这种意义体现在开封既是‘三苏’仕途起点和文学的扬名之地，也是体现其士大夫心态最为重要和典型的地方。”6月18日，记者采访《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副编审管琴时，她指出，“三苏”在开封，无论从政治史，还是文学史、生活史、士人心态史等方面，都是非常值得挖掘的课题。

管琴说，对于东坡文学地域的研究，包括东坡和杭州、密州、黄州、岭海，都有较多的关注。苏轼与开封之间的联系，好像关注得少一些。在她看来，主要是唐宋时期的名人因为贬谪等原因和地方之间的特殊因缘往往更受到关注。另外，也和苏轼的个人情况有关。熙宁和元祐年间，他两次因为要回避党争请求外任，所以和京师的关系好像显得有些疏离。“我们要全面了解苏轼和城市地域的关系，开封应是一个非常重要、不可忽视的地方。”管琴说。

不仅仅是苏轼，汴京对于“三苏”的意义都是非比寻常的。“‘三苏’于嘉祐元年（公元1056年）从眉山来到开封，对于宋代文学来说意义重大。也就是说，从这一年开始，宋代文学逐渐展开一个新的局面。”管琴说。对于苏洵来说，欧阳修赏识他的《权书》，荐其文于朝廷，成为他声名鹊起的时间节点。从空间节点上说，在京师的遭际是苏洵一生中最大的荣耀。他跟文彦博、韩琦、富弼、韩绛等有所往来，和欧阳修白兔诗等酬唱活动也发生在这一时期。对苏洵来说，其文学活动的制高点就是京师发生的，虽然时间虽不长，浓度却很高。

对于苏轼来说，就比较复杂。开封是苏轼的政治起点，也是他受欧阳修赏识的地方。他的一些重要的政治活动也是在开封做出的。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苏轼《上神宗皇帝书》提出“臣之所欲言者三，愿陛下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而已”，指陈新法利害，质直恺切。浦起龙说：“全书皆切论柄臣也。”这一年，他还写有《议学校贡举状》，深度参与了当时的科举科目兴废的讨论。这些集中其政治论点的文章，既是宋代围绕党争的不同观点的见证，也能看出苏轼在朝时的秉笔直言。这样一种可贵的坦诚，是在开封时期留下的。苏轼的开封时期也是赠答、唱和诗的高峰期。近年来，有学者利用王兆鹏老师团队的《唐宋文学编年地图平台》对元祐文学进行定量分析，指出元祐文学是高峰文学，而整个元祐年间创作作品最多的作家就是苏轼和苏辙。这和他们当时创作的时间空间密不可分。元祐时期在开封即是苏门诗人、词人群唱和的高峰期。从这些密集的文学作品可以看到，开封在当时其实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写作场域，正因为开封具备这样成熟的条件，宋调的成熟才成为可能。

开封见证了北宋中后期词臣文化的高峰。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至元祐（公元1086年~公元1094年）年间，苏轼相继担任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等职，这是他在京师的唯一的相对较长、较稳定的词臣时期。就苏轼本人的生活而言，一方面他在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给曾布的信中说自己“供职数日，职事如麻，归即为词头所迫，率常以半夜乃息，五更复起”，所以没有余力再应其请求写《塔记》。这大概也是实情。另一方面，他这一时期也有相当多的赠答酬唱诗。开封本身就是孟元老所说的“八荒争辏，万国咸通”之地，各种雅集层出不穷，为其文学活动提供了条件。

管琴认为，开封不仅承载了“三苏”在政治与文化领域的重要活动，也是苏轼文学创作的重要孕育之地。特别是在熙宁至元祐年间，苏轼在开封交游频繁，政治身份与个人心境更为复杂，而正是在这一阶段，他的文化创作尤为密集，开封为之提供了丰富的土壤和广阔的空间。此外，开封是北宋中后期词文化繁盛的见证地，也是当时文化艺术交流的重镇。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之后，苏轼集中创作了大量书画题跋，其原因之一正是他在开封得以接触前代诸多优秀艺术作品，由此激发灵感、深入思考。

管琴强调，开封作为北宋文化的核心场域，不仅有利于文人之间的交往与互动，更为研究宋代文学的传播与发展提供了关键线索，是理解“三苏”文学成就和宋代文化生态的重要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