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85年当乡镇党委书记，直到2000年上书朱总理时，还是乡镇党委书记。四次担任乡镇党委书记，我是个失败的乡镇党委书记。我现在陪伴乡建院的伙伴们在全国各地协助基层干部群众振兴乡村，很多基层干部都尊称我一声“老书记”，经常问我一个问题：现在的乡村干部和80年代的乡村干部有什么不同？

确实有很大的不同。

80年代的乡村干部，要给上面交钱。80年代，农民是“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才是自己的”，乡村干部呢？和农民也差不多，“交足国家的、留足县里的，剩下才是自己的”。乡镇党委书记和乡镇长就是“承包主”。80年代的乡村干部既是干部，又是“企业家”或“经营者”，人人都有“赚钱”的指标。

80年代的乡村干部，有很大的自主权。80年代的乡村干部，是真正的改革者，真正的实事求是者。按照邓小平“三个有利于”，大刀阔斧干，县委书记、县长等主要领导，总是站在乡村干部一边，坚定支持其改革创新。例如：搞小城镇建设和发展村办企业，边远村可和中心村“换地”，多个边远村集中到中心村建设和发展，这样的大事情，乡镇党委书记主持开一个会就搞定了。现在这样搞建设和发展，依然是合法的、允许的，但就是干不成，市委书记想干也干不成。

80年代的乡村干部，有很多的真本领。80年代的乡村干部，都是一专多能的人，既会开群众大会、面对几百人、上千人，讲话不打草稿，讲几个小时，讲的鱼不跳水不动的；又会当群众技术指导，种植业技术、养殖业技术等等都懂；还能经商办企业，每个乡镇干部，都联系企业，参与企业经营，要赚钱；每到年底，所有的乡镇干部都到自己包的村主持“结平衡账”，不结清“平衡账”不回家过年！（什么叫“平衡账”呢？例如：上水利，出义务工，有的出工了，有的没出工，有的超额完成了，有的没完成，就要结平衡账，用钱平衡。结平衡账了，第二年的工作才好开展，只要当年不结平衡账，第二年的工作就推不动了）。

80年代的乡村干部，有很强的斗争精神。像现在的生猪定点屠宰法，简直就是恶法。这在80年代，乡村干部100%站在农民立场上坚决抗拒执行。80年代的乡村干部，面对上级瞎指挥，会当面摆事实讲道理，据理力争，不会听从瞎指挥。如：一刀切的禁止秸秆禁烧，80年代的乡村干部肯定不会执行。

80年代的乡村干部，有解决农村各种复杂问题的能力和方法。80年代的乡村多数干部，基本上是从乡村工作一步一步中干起来了，有群众基础，不惧群众，会群众工作方法，能协调解决农村各种关系和矛盾。80年代讲干部“四化”，更强调老中青相结合，特别注重发挥有经验的老同志的作用。我1985年当乡党委书记，我年纪最小（23岁），其他班子成员都是40-55岁的。

80年代的乡村干部，有以人民为中心的自觉。94年我到一个很穷的新乡镇当书记，该乡有3.5万人，没有中学和中心小学，上面没有钱支持办中学和中心小学。乡村两级干部会和人大代表会决定，自力更生，自己建学校。办学校要100亩土地，在办学地址选定后，各村摊派3亩地，釆用村与村换地的方式解决100亩地。100亩地办学校，没有走土地征用的手续，在土地部门看来，这肯定是违规违法的，但农民集体用自己的集体建设用地自己办学校解决自己的孩子读书的问题（民办学校），也可不算违法。就算违法又怎么样呢？办学校是政府的事，政府不办，农民自己办，用自己的钱和地，办自己的学校解决自己的孩子读书难问题，违法又怎么样呢？！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不就是为了孩子们有学上嘛，乡村干部为了孩子读书办学校受处分算什么嘛！这就是以前的乡村干部。

80年代的乡村干部，比县直部门干部强势。改革，主要是冲击部门的既得利益，冲击阻碍发展的体制机制，乡村干部和部门干部会经常发生矛盾，80年代的县委书记一般都会支持乡村干部改革创新。

80年代的乡村干部，在群众中有很高的威信。

现在的乡村干部，素质不低，但对上级财政和各政府部门项目资金高度依赖，逐渐失去了自主权、自主性，逐渐丢失了一些职能、能力、方法，沦为体制未端的弱势群体，且越来越弱势。见了上面的官或员下来了，就自觉的跪下，成为了习惯。当然，阿Q精神还是有的。

湖北建始县的某村第一书记徐志新发视频怼生猪定点屠宰法是恶法，帮助农民自宰“以身试法”，这像80年代的乡村干部。多一些徐志新，法和规及体制，才会为人民服务，不然，是会异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