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梁胡之问引发的思考

 

文/陈俊生

 

1930 年的七月，炎炎夏日，炽热的风如汹涌澎湃的浪潮滚滚袭来。梁漱溟致信胡适，发起了如剑般凌厉的诘问。他言辞犀利，慷慨激昂地说道：“众人皆坚信，中国的首要仇敌乃是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其次便是国内封建军阀。然而，您却不这么认为，反倒指出是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此等论断究竟有何依据？”这一席话，恰似一颗威力巨大的炸弹，在当时的思想领域掀起了惊涛骇浪。

 

胡适先生随即予以回复：“诸事皆归罪于帝国主义，那张献忠、洪秀全又该归责于谁？鸦片诚然是由外国引入，可为何世上积极进取的民族未曾受其侵害？如今漫山遍野的罂粟，难道皆是帝国主义逼迫我们种植？帝国主义封锁国门，为何日本却能借此契机一飞冲天，跃居世界强国之列？”胡适的回应，字字如金石，句句有力量，仿佛尖锐的刀锋，直抵问题的要害。

 

这便是闻名一时的梁胡之问。它犹如一道劈开黑暗的闪电，照亮了那个时代的思想征程。

 

九十四载悠悠岁月匆匆而过，梁漱溟与胡适的这番对话，竟宛如当下的随性漫谈，依旧具有划时代的现实意义！我们当中某些激进的左派，不正是沿袭着梁漱溟在 1930 年的那种思维模式吗？只是在我们这个时代，尚未能寻觅到如胡适这般具有深邃洞察力、敢于仗义执言的人物。然而，胡适那充满智慧与勇气的声音，依然在纷繁复杂的舆论场中振聋发聩。

 

当直面社会问题时，如果不从根本去探寻缘由，无论是轻易地将其归咎于外界，还是推诿于国民性之类，都只能得出违背历史逻辑的结论。这就好似在茫茫大海中失去了指引方向的指南针，注定只能在迷茫与混沌中彷徨。

 

历史中的这一梁胡之问，始终高悬于天际，犹如一座警世钟，在岁月的长河中不断鸣响。直至重新重压在 21 世纪的咽喉之处，令人感到紧迫与沉重。梁胡之问的实质，在于我们究竟是选择做流于表面的功夫，还是致力于内在的修炼。这是一个关乎民族前途、国家命运的重大抉择。

 

倘若只是停留于表面，看似气势磅礴、疾风骤雨，呼喊声震耳欲聋，令人惊叹，然而，倘若内在的关键之处毫无变化，或许再过数十年，甚至数百年，这个问题仍将高悬未决。站在当下审视，关键之处主要在于文化思想方面如何引导理性爱国，切不可让一些极端分子将舆论导向引向民粹。这是一条布满荆棘却又必须坚定不移前行的道路，需要我们凭借智慧和勇气去开拓、去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