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的冬季向来短暂温和，经不住留候。这要得益于北部的横断山脉阻隔了南下的寒流，为云贵高原创造出得天独厚的温暖气候，将北方的严寒驱散一空。我所在的城市位于滇东北，倒没能享受这份自然的馈赠，寒冷的季风透过盆地边缘的缺口呼啸而入，让这座城市暴露在冬季的扫荡下，紧紧缩作一团。
每到这个时节，我便像上了年纪的老猫，懒洋洋地趴在阳光下，迷迷糊糊中陷入恹恹欲睡的状态。老师的絮碎话语在晨光中渐行渐远，朝阳正缓缓经过教室，窗台在落灰，同学们在诵读，我睡着了。
那是二零一八年的时候，我在上高三。最后的秋日酷热已随着红透的枫叶燃烧殆尽，被早冬的寒风吹进了垃圾堆，等待被环卫工一箱箱拉走。早冬的清晨很是安静，每日不等天亮我就得出门，顶着昏黄的路灯赶去上课。学校不远，就在一个街区外的十字路口处，但已有几次迟到前科的我不敢怠慢，顾不上吃早餐便驮着书包匆忙赶往学校，像一匹围着磨盘埋头转悠的驴。走进教室，会看到有人已经捧着本某某资料口袋书开始小声背诵，轻声细语生怕打扰到别人。随着学生陆续到校，此起彼伏的诵读声很快变得声势浩大，空旷的过道在各班的合唱中变成了共鸣箱，向窗外喷薄着音符。朝阳此时已戳破了夜幕，慢悠悠的爬上窗框，把无人的走廊照得一片金黄，湿冷的教室借此终于透进一丝温暖。这时候背上兴头的学生能允许到走廊里背书，沐浴在初冬的阳光下大声诵读，很是神气。我有时也会享受到这般待遇，不过原因是打瞌睡被老师抓到，在走廊里罚站。
这样的时光总不会持续太久。露脸片刻后太阳又缩回了灰蒙蒙的云层后，消失不见。这时候就到了第二节早课，通常是数学课。一般情况下我的瞌睡在早读结束后便打道回府，但数学课例外，对几何函数情有独钟的它抗议要再待一会儿，死活不肯走。教数学的是一个年轻教师，总穿一件宽大的橄榄绿风衣，鼻梁上架着的方框眼镜让人不敢质疑其权威。起初她对我瞌睡不断的状况很是头疼，一经发现就罚我站课，语重心长地告诫说别只顾眼前安逸，要为高考着想。我连忙点头称是，想着一定坚持住可千万别再犯困了，然后便睡着了。
中午，休憩了一早的阵风开始呜咽着醒来，室外温度骤降，空气中能嗅到寒冷的味道。刺耳的广播和凛冽的寒风交织一起，搅得我心烦意乱，匆匆在食堂里扒了几口饭便回了家。所谓家其实是校外的出租房，父母担心我不习惯学校宿舍，在附近租了个不大的公寓供我住宿。回到家中通常已过十二点半，躺在凌乱的床上睡了个不成体统的午觉后，又得抵着寒风赶去学校，一天就这样在两点一线的拉锯中慢慢流失。
时而久之，我那本就不理想的数学成绩开始大打退堂鼓，不时在及格线上打擦边球。高考在即，毫无起色的成绩让我如鲠在喉，更让父母心急如焚，很快便给我安排了补习班。
从小我的数学成绩都算不上理想，小学到初中的毕业考试都没少靠补课才顺利过关，似乎这次也躲不了。补习老师在当地小有名气，且和父亲熟识，这件事便顺利敲定了。走出老师家门，父亲似乎松了口气，满意的神情像是终于把来之不易的积蓄存进了银行保险柜，而我的数学成绩则会扭亏为盈。我也这么认为，似乎一切都有了保障，为此长吁了一口气。
老师家离得不远，步行穿过一条摆满摊位的街道就是。课程安排在周末早晨，七八点钟的光景，街上挤满了赶早市的人。卖豆花的老师傅骑着挂了铃铛的旧三轮，铃铛清脆作响的声音和豆花的香气混在一起，潺潺地流过街道。街上的一切都因这铃声变得熟络，小贩在吆喝，路人在拌嘴，黄鹂在啼叫，我在赶路。凛冽的阳光透过广玉兰的枝叶洒落街头，心情也由此舒展起来。若是碰上阴风怒号的天气，我会在街边小摊吃上一碗羊肉米线暖暖身体，再慢悠悠地踱进小区，带着一身羊膻味敲开老师家虚掩的门。
老师家是一间不大的套房，坐落在小区顶楼，屋子里简单但洁净。我的活动场所仅限于书房，也是临时充当的教室，角落里堆放着成箱的试卷，桌子上摆着几张草稿纸和一只钢笔。钢笔通体釉黑，它的颜色在提醒我：少说话，别乱动。
老师有一套自编的数学教材，依据类别分作几个模块，我每天的任务就是逐个掌握这些模块，因此补习总是从一小时的讲课开始。老师拿出笔记本，介绍起各式重点知识和解题技巧，我坐在一旁仔细听讲，不时点头应声。老师的讲义通常还算简单易懂，讲到难点时会有些模糊，我并非都能吃透，但仍装作了然于心，忙着哼哈作答。课后的习题时间，老师会列出一些配套的作业让我解答，自己去客厅喝茶。半瓶醋的我立刻被摇得叮当响，盯着空白的草稿纸不知所措，只能尴尬的胡写乱填。
随着天气愈发寒冷，补课越加频繁，压力也在与日俱增。我开始整夜失眠，熬到天一亮则努力装出精神抖擞的样子。每逢周末我还是像往常一样早早到老师家，听他耐心地解释反三角函数的解法，眼皮却越发沉重。老师注意到我在打瞌睡，不时出言提醒，简单的责问后又聚精会神的讲起了课，我只能调动全身精力确保眼皮不耷拉下来，大脑空白一片，发出待机的嗡嗡声。老师一走，积压的睡意便如潮水一般压来，冲走所剩无几的清醒。老师回房的脚步声响起，我又条件反射的猛醒过来，继续佯装思考。熬到下课后，拖着胀鼓鼓的脑袋梦游一般回到家中，倒床便睡。
父亲时常提起我的补习情况，询问是否需要帮助。我犹豫不决，脑海里浮现出那天离开老师家时父亲脸上轻松的神情，以及不菲的补课费，心下惘然，便告诉他一切顺利，没什么需要担心的。
那个冬天的早晨就这样在徒劳的煎熬中慢慢过去，这是一天最好的时刻，阳光温柔，空气凛冽，树叶崭新。但这一切都与我无关，我来自相反的方向，睡眼朦胧地走来，疲惫不堪地离开。敲开老师的家门，他和蔼地说，哟，来了。我回答，来了。
次年，冬天很快过去，夏天接踵而至，一同到来的还有高考。
那年夏天格外炎热，烈日下的小城白得耀眼，热气灼人。聒噪的蝉鸣响彻天际，教室里听课的学生却都充耳不闻。知晓成绩那天，我正在学校收拾离校档案，意料之外接到了通知电话：各科成绩可谓良好，唯独数学一落千丈，创了最低记录。
我顿觉脸颊发热，头脑发昏，耳鸣不止。电话那头的声音也戛然而止，随后便是一片沉静，如同全世界的细雨落在全世界的草坪上似的沉默四处蔓延开来。我挂断电话，一步一顿朝门外走去，教室里人声鼎沸，我却什么都听不见，只顾木然前行，一直走到空无一人的操场，才泄气般颓然坐倒在塑胶草皮上，等待脑子里的电流声慢慢消散。不知过了多久，注意力才得以聚拢起来，旁边路沿石上有一个移动的黑点，隔了半晌我才辨认出来是只蚂蚁。蚂蚁小的出奇，针头大小的脑袋上顶着一片大得荒谬的蝴蝶残翅，正费力地爬上路沿石的斜坡，盲目摸索前进的道路。显然它高估了自己的能力，没能撑过最后一段路，从石头边缘跌了下去。
那以后过了很长时间，家里都没人提起高考，仿佛这件曾经轰轰烈烈的大事刹那间便已无人问津，最后竟无影无踪了。补习老师打来电话，旁敲侧击地询问落榜原因，我不敢多嘴，回答不知道后慌忙挂断了电话。
我想我应该知道。
七月流火，八月未央。后来我去了北方上学，特意挑了所远离家乡的学院。第一次坐飞机，登机前就丢了身份证，匆忙办了张临时的顶上后狼狈地钻进了狭小的机舱，冷汗冒个不停。八千米的高空中，轻盈的机体漂浮在无边无际的云层上，目力所及只有天的湛蓝和云的皑白，恍然间让人产生南极行舟的错觉。盯着云海看的久了，眼睛开始酸肿发怵，脑袋胀鼓鼓的。我弯下腰，左手托腮倚靠在座位上，一动不动。昏沉中，我仿佛回到了课堂上，意识漂浮在漫无边际的虚空中，老师的絮碎话语像引擎颤动的嗡嗡声，似有似无。飞机正慢慢越过秦岭，广播在聒噪，乘客们在闲聊，我睡着了。
大学没有人们说的那么轻松，多如牛毛的课程和社团让人眼花缭乱，不过倒也充实自在。忙碌的好处就在于，你可以借此暂时遗忘生活的虚无本质，和香烟、酒精及其他麻醉剂并没什么区别。只有生活的循环与重复是真实的，每天早晨醒来一睁眼你就能看到。
在这样的循环中度过了四个月后，北方的第一场雪悄然而至。鹅毛似的雪花扬扬洒洒地从空中飘落，覆盖了整个校园，圆润了棱角方正的红砖白墙，也模糊了日益严酷的未来。空气冷得像一块铁板，起风时则像海浪一般横冲直撞，夹杂着雪的味道。出门前我忘了带上口罩和围巾，回宿舍的路上感觉像在北冰洋步行，走路摇摇晃晃，呼吸都难以顺畅。家乡小城的冬日寒风与此相比，简直柔和得像是温室沙发上的一只猫咪，人畜无害。
大雪持续了一天，直到深夜才偃旗息鼓。路边的钨丝灯把街上厚厚的积雪涂得一片昏黄，平添一抹奇幻色彩，让我想起高三那年冬天读过的一本瑞典小说，一个发生在斯德哥尔摩的故事。
我试着向朋友推荐这本书，搜肠刮肚地向他描绘故事如何精彩，但他毫不在意。
正经人谁会看那玩意儿？他说。
我哑口无言。
那个时候你在干嘛呢，除了看书？
我在干嘛？那年冬天，我在赶路。七八点钟的光景，街上挤满了赶早市的人，卖豆花的老师傅骑着挂了铃铛的旧三轮，铃铛清脆作响的声音和豆花的香气混在一起，潺潺地流过街道。街上的一切都因这铃铛的声音变得熟络，小贩在吆喝，路人在拌嘴，黄鹂在啼叫，只有我在赶路。
赶着去哪呢？
我回答，不知道。
【作者简介】
刘泽，2000年生，云南昭通鲁甸人，富源县富村镇党政办公室干部，喜好散文、摄影。
编辑：尹春艳
审核：卢志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