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深度·真实度
——东西《回响》的现实维度
薄思达
本文提要：东西在小说《回响》中首次融入了“推理”与“心理”因素，借罪案小说来展开对广阔的社会生活、复杂人性的书写。人物矛盾的内心活动是《回响》的一大特点，其产生的原因不仅在于人物之间所生发的“疚爱”，亦在于作家对笔下人物怀有的同情之心，由此体现了现实主义的温度；小说中对生命“有价化”的批判，显露了现实主义的深度；作家东西还注重挖掘现实社会中的热点问题，描绘乡村人物生存及现代婚姻家庭信任问题，体现了现实主义的真实度。现实主义的温度、深度、真实度有机统摄于《回响》之中，使小说具有了人文主义关怀。
东西的写作紧贴地面，与现实紧密相连，努力用五官以及脊背感知世界。东西似乎始终在寻找一种极有力的言说方式，将自己内心微弱的声音用文字传播出去，将自己近距离观察到的当代生活横切面展现给读者，使读者获得陌生化的理解与思考。作为一名真正的写作者，东西并不满足于只讲述日常生活中的故事，而是选择直面现实，敏锐捕捉时代变化，不断挖掘地表之下的秘密，展露人物内心的复杂。审视自我，逼视人性，正是东西写作的深层精神内核，也是其能够达到时代感与现实性并存的根本原因。
作为东西的第四部长篇小说，《回响》延续了其在其他三部长篇（《耳光响亮》《后悔录》《篡改的命》）中已显露的“先锋精神”，并在挖掘人物内心方面有了更加深入的探索，不失为一次成功的创作实验。《回响》借侦探小说之形，以主人公冉咚咚的女性视角讲述了一起刑事案件。小说艺术性地采用了双线缠绕的方式展开故事情节：奇数章以案件为线索，偶数章以冉咚咚感情为线索，最后一章双线汇合。东西的高明之处正在于，通过情节的拼接与对位，深入探寻了形成人物幽暗内心的原因，并表达了对人物遭遇的同情；对凶手将人的生命层层转包并且用金钱衡量的荒诞行为进行批判；对诸多社会问题深度展现，表现出了一个作品应有的温度、深度与真实度。
《回响》
东西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1
一、温度：发现内心“风景”
对人物内心的深刻开掘，是东西一贯的书写方式。《后悔录》中对“后悔者”曾广贤“悔心里”的悲凉书写，至今仍有“回响”。东西《回响》也有意更加彻底地开掘人物内心，其表现首先是小说中移植并运用了大量的心理学名词。例如“简幻症”“晨昏线伤感”“被爱妄想症”等，这得益于东西曾在担任新加坡理工大学驻校作家期间专门学习了专业心理知识的经历。这些心理学名词在小说中并没有成为冰冷堆砌的术语，也没有成为作家故意炫技的手段，而是他塑造复杂人物内心的方式。小说里最具吸引力的人物当属主人公冉咚咚，作家不留余力地细腻描绘着其内心活动。例如，当冉咚咚在办案过程中发现自己的丈夫慕达夫有两次开房的经历后开始对其产生怀疑，而后慕达夫的一系列举动加深了她的怀疑，致使夫妻陷入离婚冷战中。而当慕达夫安排好孩子，准备好外出用品，冉咚咚在“歇斯底里”之后，哭着反问自己，为什么活成了自己的反义词。东西以反向塑造人物的方法，细腻地刻画出主人公深陷于理性与感性的“迷宫”之中的挣扎与痛苦。
柄谷行人提出一个重要的美学概念，即“风景的发现”。他以中日山水画对松林的描写为例，认为松树并非实物，而是一个概念。想要发现风景，描绘风景，画家需要与现实保持距离，这样才能产生“陌生化”的效果。如前所述，对于人物内心的描写，东西并不陌生，那如何写出新意，吸引读者的眼球，发现人物内心的崇高性，进而使读者产生陌生之感，是东西所努力的方向。东西因此采用了双线交织的方式，奇数章写案件，偶数章写感情，两线之间相互缠绕，在案件与情感的双重内核中描绘出人物的内心风景。从冉咚咚对邵天伟、对慕达夫内心活动的变化中可以得知，作家传递给我们的观点并非“两性之间是否还有爱”，而是“谁爱得比较多”的问题。就此角度理解，冉咚咚的一系列反常的内心行为似乎有了合理的解释。冉咚咚对慕达夫的不断怀疑，是因为缺乏对自我的认识，所以她需要在比对中，不断寻找答案。由此观之，东西对笔下人物的内心世界并不仅仅停留在客观描绘的层面，而是隐含着同情，努力为其夸张的行为找到恰当的理由。
“所有的铺垫就是为了这道光，因此，这道光才显得明亮。”东西在采访中如是道。无论是冉咚咚，还是夏冰清，这些处于大时代中形形色色的小人物，东西透过他们的内心幽暗之处，折射出了现代人因缺失爱，而寻找爱，不惜伪造爱的尴尬处境。这正说明，东西怀有悲悯之心，所以他笔下人物内心“爱”的火苗从未熄灭，在寻找爱的道路上从未停歇，这让读者可以深刻感受到作品所传达出的温度。
二、深度：批判生命“有价性”
学者王春林敏锐地察觉到在近年来的中篇小说中，作家对罪案题材关注颇多，并形成“‘罪案小说’的文学现象”。这说明作家们在力图寻找一种恰当的方式为当下复杂多变的现实赋形。这一方面体现了批评家“直觉”的准确性，另一方面表露了历史本身对小说文体的要求。房伟《血色莫扎特》以多视角揭露当年“麓城钢琴王子杀妻案”的真相，展现了社会转型背景下小人物的“浮萍”命运；双雪涛、班宇、郑执三人以“子一代”的视角诉说记忆中的陈年旧案，充分展现了“在场者”的可靠性；弋舟《刘晓东》在小说“内里”层面也吸收了罪案小说中潜在的推理因素。上述作品都是以罪案为“外壳”，构成故事话语展开的叙事背景，而在内在的叙事空间中，作家实则叩问人性，或思考历史。从题材的角度来说，《回响》也可以被看作是一篇罪案小说。东西借助罪案小说的形式，在案件逐步侦破的过程中，表露出对道德与正义的探究、对人性阴暗面的批判以及反讽生命“有价性”的荒诞行为，小说在现实关照这个层面具有相当的人文深度。
《血色莫扎特》
房伟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20
小说以一起刑事案件为起始，女警冉咚咚凭借多年办案的直觉，首先将嫌疑锁定在与夏冰清有着亲密关系的徐山川身上，然而徐山川提供了充分的不在场证明。冉咚咚继而将嫌疑人锁定为吴文超，受到母爱的感化，再加上冉咚咚一系列的“质问”后，吴文超吐露了他委托大学同学刘青进行“策划”的隐情。这便勾连出案件发展的隐藏线索——徐山川希望摆脱与夏冰清的关系，以买房之名，借给徐海涛200万元；因吴文超善于出谋划策，且与夏冰清关系亲密，徐海涛就找到吴文超，支付给他50万承诺金；于是吴文超与刘青合伙，制造骗局，并先后两次支付给刘青10万元；但实际上，刘青将罪行的实施以1万元的价钱转给了易春阳，而易春阳运用自己的“方法”，结束了夏冰清的生命。案件至此，已经找到真正的凶手。但小说最后，易春阳戏剧性地被确诊为间歇性精神错乱者，律师为其争取了无罪释放。由此看来，冉咚咚所做的一切都是徒劳的，西西弗斯寓言在此得到“回响”。当冉咚咚面临法律与正义相悖的矛盾处境时，她不甘心，于是努力找到了案件的始作俑者。冉咚咚通过沈小迎车上的 U 盘，揭示了徐山川的犯罪动机，至此案件真相大白。正如米兰·昆德拉所说：“小说恒常的艺术在于，小说事件远比想象的更复杂。”东西在小说故事一次次陷入僵局之时，通过巧妙的细节推动情节发展，其不紧不慢的叙事节奏，并没有使读者陷入叙事的“迷宫”中，而是带给了读者饶有兴致的阅读感受。
在此论述的基础上，对于生命“有价性”的问题亟待讨论。常言道“生命无价”，而小说案件中对人生命的明码标价的行为，实则是一种讽刺。案件起源于徐山川；中间人物徐海涛、吴文超、刘青出于私欲，禁不住金钱的诱惑，成为助纣为虐者；最后，经过一系列的“转包”，易春阳成为犯罪行为的最终执行者。这些行为与现实形成“回响”，又对应着现实——工程领域承包项目的行为被照搬到对待他人生命的层面上，罪行实施者们将年轻的生命当作冰冷的工程项目，进而运用看似理性的思维，层层对接，最终成功实施了罪行。这一荒谬行为，产生了巨大的反讽意味——生命的价值被置于金钱的天平之上，进行明码标价的交换，这是对生命崇高性的践踏。
［作者单位：辽宁对外经贸学院通识教育学院］
（本文未完，全文见《中原文学》2024年9月刊）
美 编：隽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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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审：海焰
终 审：李纲
签 发：李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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