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总理与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
石 耘
周恩来总理的一生与水利有着不解之缘,他对新中国的水利事业付出了极大的心血,兴建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就是其中极为重要的一例,自始至终都倾注着周总理的关心和支持。
(一)
早在1953年,即我国国民经济由恢复阶段走向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的第一年,当时,苏联政府援华建设的156个项目的主要部分正在磋商。在水利部和黄河水利委员会的要求下,在周恩来总理的具体负责下,为及早消除黄河水患,经过与苏方商谈,决定将根治黄河列入苏联援助的156个工程项目,这是其中唯一的大型水利建设项目。项目确定后,旋即在周总理的指示下,由国家计委主持,从燃料工业部、水利部、地质部、铁道部、中科院等单位抽调技术干部170余人,于1953年7月16日正式成立黄河研究组负责收集、调查、整理、分析有关黄河规划所需的各种资料。1954年1月2日以苏联电站部列宁格勒水电设计分院副总工程师阿·柯洛略夫为组长的苏联水利专家综合组一行7人来华,到达北京,开始了援华治黄工作。接着组成了以李葆华、刘澜波为正副团长,有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9位苏联专家、中国工程和专家共120余人参加的阵容强大的黄河查勘团。2月23日,查勘团从北京出发,开始对黄河进行全流域考察。查勘团一行历时4个月,行程1.2万多公里,对黄河流域进行了现场实地大勘查。苏联专家在勘查中充分肯定了三门峡坝址(位于河南省西部陕县境内),认为从山西省龙门到河南省邙山所查勘的全部坝址中,三门峡坝址是其中最好的一个。
1954年4月,黄河研究组改为黄河规划委员会,同年10月,黄河规划委员会正式提出《黄河综合利用规划技术经济报告》,报告选定兴建三门峡水利枢纽为实施黄河规划的第一期重点工程,确定三门峡水库的正常高水位为350水高程,总库容360亿立方米,设计允许下泄量8000立方米每秒。1955年2月15日,黄河规划委员会将此报告及苏联专家组对该报告的结论正式报送国务院。5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予以通过。7月,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18日下午1时,周恩来主持国务院第十五次全体会议,专门听取黄河规划委员会负责人李葆华、刘澜波对《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报告》的说明。会议通过了这个报告,并决定由邓子恢副总理代表国务院向大会作报告,提请大会审议批准。18日下午5时,邓子恢在会上作了上述报告。他说:“三门峡工程对于防止黄河下游洪水灾害有决定性的作用”。7月30日,一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决议,批准国务院所提出的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原则和基本内容,同意邓子恢副总理的报告,并要求“国务院应采取措施迅速成立三门峡水库和水电站建筑工程机构,以保证工程的及时施工”。在这个规划的指导下,我国的治黄事业从此进入了一个全面治理和综合开发的历史新阶段。
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后,周恩来总理具体负责三门峡工程机构的组建工作。当时,撤消了燃料工业部,分别成立了煤炭部、技术人员电力部、石油部。成立三门峡工程局,首先遇到一个是由水利部领导还是由电力工业部领导的问题。两部虽然都认为三门峡工程重大,必须通力合作,但由那个部负主要领导责任,则有较大的分歧意见。各部都提出了应以自己部为主要领导的理由,双方几经磋商,意见仍不能统一。周恩来总理于1955年11月2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专门研究两个部的意见。12月1日,周总理就三门峡水电防洪工程的施工领导问题,向毛泽东和中央写了书面报告。周总理指出:“必须集中两个部的技术力量和建设经验,共同负责,通力合作,各有关部门也必须大力支持。”他最后提出,在以邓子恢副总理为主任的黄河规划委员会领导下,由两部共同负责,并吸收地方党委参加,组成三门峡工程局,统一领导三门峡工程的设计施工工作,局长、副局长应为专职干部,并应按企业领导的原则,建立首长负责制;为加强政治领导,工程局还应该受河南省委的领导。1955年12月6日,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提议,经国务院常务会议批准:刘子厚调任黄河三门峡工程局局长,王化云、张铁铮、齐文川任副局长。次年1月3日,工程局在北京正式开始办公。之后,周总理先后同三门峡工程有关部门和地方的同志谈话,并接见苏联水利设计专家。1956年7月27日,黄河三门峡工程局迁驻三门峡工地办公,从而保证了施工的组织领导。在周总理的关心领导下,各项工作进展顺利,1957年4月13日,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如期在“三门天险”的鬼门岛上隆重举行开工典礼。水利部部长傅作义受周恩来总理的委托代表国务院在典礼上作了题为《我国历史上划时代的大事》的重要讲话。指出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的正式开工建设,这是“开始并胜利完成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万里黄河第一坝的开工,揭开了人类治理黄河历史上新的一页。
(二)
在三门峡工程开工前,争论的焦点集中在如何确定正常高水位这个关键问题上。1956年底,苏联电站部列宁格勒水电设计分院完成了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的初步设计任务。初步设计选定的正常高水位,由规划时的350米高程提高到360米,这样对关中地区影响最大,陕西省提出可否将正常高水位降低一些。也有人建议三门峡水库正常高水位335米高程即可满足要求,水库按“拦洪排沙”方式运用。1957年2月9日,国家建委已邀请有关方面的专家、教授工程师140多人,对苏方提出的初步设计进行了审查,正准备报送国务院审批。此时,工地已进行了大量准备工作,工程即将开工。周恩来总理得知上述情况后,仍指示水利部,就这个问题请各方面专家讨论,希望获得更正确的方案。水利部根据 周总理的指示,于1957年6月10日至24日邀请有关方面的专家、教授共 70余人,在北京召开了三门峡水利枢纽讨论会,会上多数意见赞成“蓄水拦沙”方案,否定了“拦洪排沙”方案,并一致同意水库分期运用,水位逐步抬高的原则。水库初期运用水位定在340米高程较合适。水利部于1957年7月将会议讨论情况上报周恩来总理和李富春副总理。先是李富春副总理指示,应同时重视大力开展黄河上、中游的水土保持,兴建三门峡水利枢纽和整治黄河下游河道这三个相关环节,对这相关的三个环节和三门峡水库的各种规划方案应进一步研究。周总理也做出指示,要求根据李富春副总理所提的问题作进一步的综合分析研究,拿出意见。之后,黄河流域规划委员会根据周总理的指示,致电苏联电站部,说明由于某些原则问题尚需进一步研究确定,因此请暂缓进行技术设计。1957年11月,周恩来总理在多次征求中苏双方专家的意见后明确指示:三门峡大坝按正常高水位360米高程施工。在技术允许的条件下,应考虑适当增加泄水量与排沙量,将泄水孔底槛高程尽量降低。但是施工开始后,陕西省却极力反对,认为水土保持能够解决问题,根本无须修建三门峡工程。而当时实际情况是:施工进度很快,开工仅一年时间,已开挖土方500多万立方米,石方74万立方米,浇筑混凝土3万多立方米,工地施工人数达到1万多人。广大职工干劲十足,决心以只争朝夕的精神,奋力拼搏,将工期提前一年。当时的设计赶不上施工,如果再改变设计方案,苏联的设计工作就要推迟,工期要延长,工地有可能暂时停工,那样势必会造成很大的损失。在此情况下,为了统一思想,明确三门峡工程的建设方向,周总理决定必须先到三门峡施工现场实地看一看,了解一下实际情况,再召开会议讨论研究而后定夺。为了便于对陕西省做说服工作,周总理还请对西北局有很大影响的彭德怀、习仲勋同志去参加会议。
1958年4月21日,三门峡谷,柳丝吐翠,山花烂漫。上午10时许,周恩来总理偕同国务院副总理彭德怀、秘书长习仲勋和水电部、河南、陕西、山西等省以及黄委会的负责同志,在工程局局长刘子厚的陪同下,步行进入三门峡工地,看望大坝建设者,深入现场了解情况。周总理身穿银灰色制服,健步走过溢流桥,稳步踏上悬空的钢索吊桥,跨过神门河,走上正在浇筑的大坝与溢流坝之间的隔墩,纵览三门峡工地。他时而举目上眺,时而俯瞰下望,思考着中苏水利专家和陕、晋、豫、鲁各方代表的意见,权衡着黄河上、中、下游人民的利益,决不能顾此失彼,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一定要通盘考虑,想方设法把黄河的事情办好。在返回右岸的途中,要经过一座浮桥。周总理边走边观望工地施工情况,走到桥心时,他驻足凝视着屹立在黄河中流的一个石岛。刘子厚指着石岛说:“这就是象征中华民族坚强不屈的中流砥柱!”周总理问道:“上面不是还有唐太宗的诗吗?”刘子厚告诉总理,上面原有唐太宗题的诗:“仰临砥柱,北望龙门,茫茫禹迹,浩浩长春。”后来由于年久风雨剥蚀,字迹已看不清了。
从工地上返回三门峡新城交际处时,早已过了午饭时间。周总理匆匆吃了一点饭,顾不得视察工地的疲劳,就又马上召开会议,并亲自主持。现场会在工程局办公大楼四楼会议室举行。与会人员畅所欲言,发言热烈,气氛十分活跃。特别是陕西省参加的人员较多,发表了激昂慷慨的讲话,提出水位高了,关中地区的土地会碱化,影响西安的安全等等。周总理聚精会神地听着各种不同的意见,尤其是分歧较大的意见,并认真地-一作了记录。经过4天的视察、学习、讨论和发言,4月25日下午,周总理作了长达两万余言的总结发言。周恩来总理指出三门峡工程现在还有争论,其原因就是因为在规划的时候,对一条最难治的河,各方面研究不够造成的。他首先以历史为事实、科学为依据,满怀豪情地展望了黄河流域的未来。他根据史料记载和历代诗人吟咏的诗句,证明三门峡一带过去就曾经具有江南风光。这里的纬度与欧洲的意大利、法国相当,无论是从我国历史上看,还是从同一纬度的西方国家看,这里都是可以改变面貌的,可以变北方如江南。现在兴建的三门峡工程,就是改变黄河流域面貌的一个重大举措。接着,周总理根据各方面的发言,综合采用各方面的意见,运用马列主义的哲学原理,深刻全面地阐述了上游和下游、一般洪水与特大洪水、防洪与兴利、局部与整体、战略与战术等问题的辩证统一关系。明确指出修建三门峡工程的目标应以“防洪为主,其它为辅”,“先防洪,后综合利用”,“确保西安,确保下游”为原则。其具体原则为:一、三门峡工程修建的目标是以防洪为主,综合利用为辅,先防洪,后综合利用,最基本的目标是在遇到特大洪水时不使下游决口,防止谈灾,免得下游四、五省受大灾害,因此要始终坚持做到防洪第一。二、上下游兼顾,确保西安,确保下游,库容以不损害西安为前提。三、不能孤立地解决三门峡问题,不能一搞三门峡就只依靠三门峡,要综合治理,“要同时加紧进行水土保持、整治河道和修建黄河干支流水库的规划问题”,并亲自布置要尽快搞出这三六规划。周恩来总理支持中国专家多次提出的降低水库泄水孔底槛高程的意见,由于苏联专家认为闸门起闭有困难,泄水孔底槛降到310米高程为宜。最后周总理又提出:“还可以继续争一争,看是不是能降到300米高程,以减少淤积,加大泄沙、排沙能力。”这次现场会,突出了整体利益,适当照顾了局部利益,进一步明确了修建三门峡水库对治理黄河特别是对下游五省防洪的重要作用,回答了陕西省关于三门峡水库有没有必要修建的疑问,基本上统一了各方人士的思想,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周总理要求各有关部门一定要从全局考虑,全面规划,密切配合,依靠群众,改变面貌。最后,他满怀信心地鼓励大家,不久的将来,黄河流域的面貌一定会改变!
1958年6月下旬,在周恩来总理的主持下,又再次召集有关省的负责同志进一步交换意见。6月29日,水电部党组根据这一阶段各方面研究的意见进行了综合,向中共中央写了《关于黄河规划和三门峡工程问题的报告》。根据周恩来总理主持召开的两次会议上确定的几项原则,有关三门峡工程的诸多问题,最后一致明确为:三门峡水利枢纽拦河大坝按正常高水位360米高程设计,第一期工程先按350米高程的蓄水位施工。1967年前最高运用水位不超过340米高程,泄水孔底槛高程由320米降到300米,死水位高程。程由 335米降到325米,第一期工程大坝坝顶先修筑至353米高程。
三门峡工程建设者没有辜负周总理的期望,治黄英雄们在河水超过原设计流量一倍(原设计流量1000m/秒,实际流量2030m/秒)的情况下,他们先后分三次,仅用14天时间于12月13日将黄河全部截流,创造了世界截流史上的奇迹。1959年7月,大坝已浇筑到310米高程,提前一年起到了部分拦洪作用。为解决大坝的拦洪、蓄水、发电等问题,1959年10月12日晚,周恩来总理第二次来到三门峡视察。随同前来的有水电部、石油部、农业部、黄委会、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以及秦、晋、豫、鄂等省的负责同志。周总理一下火车,不顾长途跋涉的疲劳,立即在三门峡交际处召集并主持会议。会上,他认真倾听各方面的汇报。周总理同大家一起讨论了三门峡水利枢纽1960年拦洪蓄水和今后继续根治黄河的问题,并研究了秦、晋、豫三省的水利与运输问题。会议一直开到深夜2点多钟。第二天东方的太阳刚刚升起,周总理就又来到了大坝工地。时隔一年半,三门峡大大变样了。周总理跨上了施工栈桥,观望四周的施工现场,又深入到工人中了解具体的施工情况。战斗在大坝廊道里的灌浆工人,由于廊道潮湿,长期不见阳光,因此不少人都患了关节炎。周总理详细询问了有关情况,并记在随身携带的笔记本上,同时,他指示三门峡工程局的领导要解决这个问题,以加强劳动保护,改善劳动条件。
从工地视察回来,周总理继续主持召开会议。会议研究确定并最终经中共中央批准三门峡水库1960年汛前移民高程为335米,近期水库最高拦洪水位不超过333米高程。周总理还就控制水土流失,根治黄河问题发表了重要意见。
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蓄水拦沙“和“拦洪排沙”等方面的争论,历时一年半,各方意见方基本得到统一。为解决争执问题,有关领导、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1958年4月周恩来总理在三门峡召开的现场会议上提出的“确保西安,确保下游”的指导思想,成为后来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历次改建所遵循的重要原则。根据中方要求,苏联电站部列宁格勒水电设计分院于1959年底全部完成了所承担的技术设计任务。
不久,国务院组织了由卫生部、水电部、全国总工会等8个单位参加的调查组,根据周总理的指示,来到三门峡工地了解灌浆工人的劳动和生活情况。调查团回到北京向周总理汇报后,周总理又派人送来了太阳灯、电疗器等医疗器械和毛衣、毛裤、皮袄、皮裤等保暖防潮用品。同时还在工地上建起了烘干室、取暖室和医疗室,成立了保健食堂,并把患有关节炎的工人轮流送到北戴河、青岛等地疗养,使他们迅速恢复了健康。
周恩来总理的关怀温暖着三门峡工程建设者的心。在每一个岗位,工人们都热血沸腾,干得分外有劲。在工程局全局广大职工的奋力拼搏下,黄河步步退让,大坝节节升高。1960年9月,水库提前蓄水运用,同年底,跨越黄河天堑的三门峡大坝,提前两年基本建成。
1961年10月8日至9日,周恩来总理陪同尼泊尔国王马亨德拉及王后、公主等第三次来到三门峡,国务院副总理陈毅和夫人张茜等随同。周总理一行先视察了三门峡水工机械厂,观看了炼钢情况,旋又参观视察了三门峡水库,了解水库蓄水运用情况。当时,三门峡水库已是一泓碧波荡漾的清水了,周总理登上巍巍大坝,面对这幅潮光山色的美丽图景,脸上露出了喜悦之情。周总理勉励工人们:“为三门峡工程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
(三)
三门峡大坝是万里黄河上修建的第一坝,由于缺乏在多泥沙河流上修建水库的经验,对黄河泥沙问题的严重性估计不足,致使三门峡水库蓄水运用后,短短4年,库容就损失一半,库区淤积的泥沙远远超过了预计速度,并严重威胁西安和关中平原的安全,工程面临着报废的危险。对查自己未能将工程办好;一方面认真谋划如何改建,同时,初步总结了治黄的经验教训。1964年下半年,周总理本想再次到三门峡视察、开会、研究解决办法,但因忙于筹备全国人代会和政协会,脱不开身,因此决定改在北京召开一次专门解决三门峡工程问题的治黄会议,以尽快做出新的治黄决策。
1964年12月5日至18日,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在北京民族饭店召开了治黄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有关部委和有关省的负责人、水利界知名专家学者、长期研究黄河及从事治黄工作的干部、科研人员等共100多人。会上提出报告、论文55篇,各家观点鲜明、有主张拦泥的、有主张炸掉大坝的、有主张大放淤的,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周总理认真听取了大家的发言,他对三门峡工程出现的失误,一点也没有责备下面的同志,而是鼓励大家多说、多发言,尽可能把问题说透,以便于解决问题。他说:只要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能使黄河水土资源为民兴利除弊,各种不同的意见都是允许发表的。旧中国不能治理好黄河,我们总要逐步摸索规律,认识规律,掌握规律,不断地解决矛盾,总有一天可以把黄河治理好。我们要有这样的雄心壮志。周总理又强调指出:“治理黄河规划和三门峡枢纽工程,做得是全对还是全不对,是对的多还是对的少,这个问题有争论,还得经过一段时间的试验、观察才能看清楚,不宜过早下结论”。会上各种不同的意见观点、学术思想展开交锋,争论激烈。大家思想解放,畅所欲言,气氛十分活跃。周总理耐心引导大家互相听取不同见解,辩证地看问题,不能只顾一点,不及其余。12月18日,在广泛听取各种意见的基础上,周总理作了重要的总结讲话。他提出治理黄河总的战略方针是“要把黄河治理好,把水土结合起来解决,使水土资源在黄河上中下游都发挥作用,让黄河成为一条有利于生产的河”。最后,会议决定本着“敞开排抄”和“径流发电”的原则,对三门峡工程进行改建。批准三门峡工程“二洞四管”改建方案,即在大坝左岸增建两条泄洪排沙隧洞,同时将原建的8条引水发电钢管中的4条改建为泄流排沙钢管(简称“两洞四管”),以加大枢纽的泄流排沙能力,使水库在315米水位时,泄洪能力由原来的3080立方米每秒增加到6060立方米每秒,从而解决库区泥沙淤积的燃眉之急。会议明确了治理黄河的战略方针,为三门峡建设者指明了奋斗方向,从而大大推动了治理黄河的伟大事业。
北京治黄会议后,周总理一直关心着三门峡工程的改建,1965年又委托李先念副总理到河南了解改建方案执行情况。1968年8月改建工程竣工,库区的泥沙淤积有所减缓,初步挽救了一个接近失败的工程。尽管如此,但仍有20%的来沙淤积库内,潼关以上库区和渭河仍继续淤积,关中平原的工农业生产仍受到严重威胁。为了彻底解决库区淤积,发挥已建工程的效益,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需进一步改建。这时,文化大革命闹得正凶,周总理力挽狂澜,驱散乌云,作出进一步改建三门峡工程的指示,把大家的注意力引导集中到生产上。根据周总理的指示,1969年6月13日至18日,国务院委托河南省革委会主任刘建勋主持,在三门峡召开了有豫、秦、晋、鲁4省和水电部的领导参加的会议,研究确定了三门峡工程的第二次改建和黄河的近期治理问题。6月19日,向国务院和周总理呈报了会议通过的《关于三门峡水利工程改建及黄河近期治理问题的报告》。1970年3月,周总理在北京接见黄委会主任王化云,详细询问三门峡工程的改建情况,并特别关注工程的改建效果。1973年12月,第二次改建任务完成,基本上解决了库区的泥沙淤积问题,保持了一定的长期有效库容,发挥了防洪、防凌、灌溉、发电的综合效益,为在多泥沙河流上修建水库和治理黄河开辟了新路。1974年12月20日,新华社报道”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改建工程获得初步成功”。周总理在重病中、看到了这一报道后,中央领导同志去医院看望他时,他还多次询问报道是否属实?三门峡工程改建后效果怎么样?水库的泥沙淤积问题是否真正解决了?虽然患重病,仍时刻惦记着治理黄河的伟大事业。周总理临终还嘱托,要把他的部分骨灰撒入黄河,死后也要继续关注黄河的治理。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在北京逝世。遵照他的遗愿,1976年1月15日晚,将他的一部分骨灰撒入山东北镇附近的黄河。
三门峡工程从酝酿建设到改建成功无不凝聚着周总理非凡的智慧和惊人的力量,是他长期关怀和正确指导的结晶。现在可以告慰周总理在天之灵的是:三门峡工程经过几次成功的改建,大坝在防洪、防凌、灌溉、供水、发电和减淤以及河口地区生态平衡等方面,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40多年来,三门峡库区两岸已经建立起了较为完善的社会经济和生态体系,为害数千年的黄河终于为人类造福了。万里黄河第一坝是一座人定胜天的丰碑,更是周恩来总理关心我国水利事业的历史见证,揭开了黄河历史的新篇章!
(注:此文是根据王化云、赵之蔺、顾丰年等人的回忆材料及有关资料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