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的建立，李世民居功至伟。他统帅军队，击败了薛举、刘武周、王世充、窦建德等几乎所有主要对手，统一了天下。他的功劳远远超过了太子李建成和其他皇子。
李渊封李世民为“天策上将”，位在王公之上，并允许他开府（天策府）。李世民借此招揽了当时最顶尖的文臣武将（房玄龄、杜如晦、尉迟恭、秦琼、程知节等），形成了强大的政治军事集团，被称为“秦王府集团”。
他还开设文学馆，笼络天下名士，为自己制造舆论声势。这个集团的势力几乎可以与朝廷分庭抗礼。
李建成是嫡长子，按照宗法制度被立为太子，是皇位的合法继承人。他坐镇后方，协助李渊处理政务，也积累了自己的政治势力（东宫集团）。
李世民的功勋盖世、威望崇高、实力雄厚，对太子李建成的地位构成了致命威胁。李建成为巩固地位，必然要打压甚至除掉李世民。同样，李世民不甘于臣服于能力、功绩逊于自己的兄长，巨大的政治军事资本也必然驱使他追求最高权力。
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联合，不断在李渊面前诋毁李世民，试图削弱他的权力，甚至策划过毒杀等行动；李世民也在积极准备，双方都欲置对方于死地。
李渊作为父亲和皇帝，处于两难境地。他认可李世民的才能和功劳，但更倾向于维护嫡长子继承制的稳定。他深知两个儿子及其背后集团的矛盾已不可调和。
李渊采取了摇摆和试图平衡的策略。一方面保留李世民的权力和地位，利用其能力；另一方面又支持太子，甚至一度产生过废黜李世民的念头（如因洛阳张亮事件等）。但这种平衡无法持久，反而加剧了双方的紧张和不安全感。
李渊未能采取果断措施彻底解决矛盾，无论是明确支持太子强力压制秦王，还是下定决心改立李世民为太子（这需要巨大的魄力打破宗法制并有充分理由），他都没有做到。他的犹豫给了双方继续争斗的空间和时间，最终导致冲突总爆发。
公元626年7月2日（武德九年六月初四），在得知李建成、李元吉计划进一步削弱甚至加害自己的情报后，李世民发动了玄武门之变。他率亲信伏兵于长安皇宫北门（玄武门），成功袭杀了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
玄武门事变发生后，李世民迅速控制了皇宫和长安城。他派心腹将领尉迟恭“全副武装”地向正在宫中海池泛舟的李渊“报告”情况（实际上是武装胁迫）。史载尉迟恭声称是太子、齐王作乱，秦王已诛之，并“请降手敕，令诸军并受秦王处分”。此时的李渊，面对李世民兵变既成事实和武力威胁，已完全失去对局面的控制权。
李渊在政变成功的现实面前，李渊除了接受，别无选择。两个最有实力的儿子已死（建成、元吉），剩下的儿子无人能抗衡掌握禁军和朝廷的李世民。自身安全也完全在李世民掌控之中。
李世民 为了让权力交接显得合法和体面，避免背上“弑父篡位”的恶名，选择了“禅让”的形式。
武德九年六月（事变后数日），李渊立李世民为皇太子，并下诏：“自今军国庶事，无大小悉委太子处决，然后闻奏。”两个月后（武德九年八月初九），李渊正式下诏传位于太子李世民，自己退位为太上皇。李世民即位，是为唐太宗。
整个“禅让”过程是在李世民及其集团严密控制下进行的。李渊的诏书更多是程序性和象征性的，是对既成事实的追认和被迫接受。这绝非李渊心甘情愿的交权，而是在政变成功、失去所有反抗能力后，为保全自身和家族利益做出的唯一选择。
李渊“禅让”皇位给李世民，其核心原因是李世民凭借其无人能及的军功和实力，在残酷的储位斗争中，通过发动玄武门之变，用武力消灭了竞争对手，“禅让”皇位，表面上是和平的权力交接，但实质上是李世民通过血腥政变玄武门之变掌控绝对权力后，对父亲李渊实施的强制性权力剥夺和政治妥协的结果。这并非真正自愿的禅让，而是政治斗争的最终结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