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研究丨谭其骧论西汉以前的黄河下游河道（六）
《水经注·河水注》里的“大河故渎”
明朝万历年间的吴琯进行校刊的本子
这条河道是在啥时候形成的？古今的学者有三种不同的说法：
（一）汉河就是禹河这种说法，是在二汉六朝那个时期比较普遍的说法。
汉武帝元光三年（前 132 年）的时候，河在濮阳瓠子那儿决口，过了二十多年到元封二年（前 109 年），武帝亲自跑到瓠子那地方，让随从官员督促士兵好几万人去修筑堵塞决口的工程，弄好之后，《史记·封禅书》说这是“恢复了大禹原来的遗迹”，《河渠书》也说“恢复了大禹的旧迹”，《汉书·沟洫志》跟它们一样。你看，元光三年之前和元封二年之后的黄河，走的都是《汉志》河，这就表明司马迁和班固都觉得《汉志》河（西汉大河）就是大禹的河，是从大禹那会儿就有的旧迹。再从《汉书·沟洫志》里记载的从成帝时的冯逡一直到王莽时的韩牧等人的议论来看，他们也都认为当时的大河基本上就是大禹的河，只是因为下游的九河已经被填埋了，失去了原来的河道，所以经常决口泛滥。后来孟康给《汉书·沟洫志》作注，把王莽河当作大禹的河，郦道元给《水经·河水篇》作注，既引用了孟康的话，又说大河原来流经的元城县（治所在今大名县东）北的沙丘堰，是《禹贡》“播为九河”开始的地方，这就说明他也认为西汉河就是大禹的河。《河水注》篇的末尾说“河入海的地方，以前在碣石，现在河水所流的河道，不是大禹的河道”，这是说郦道元那个时候看到的河水也就是东汉以后的河水不是大禹的河道。下面又提到“周定王五年河改道了原来的河道”和“汉武帝元光三年河又从东郡改道，改注入渤海”，但都没说改道到哪儿去了。
（二）起始于周定王五年（也就是前 602 年）这种说法，是近二百七八十年以来大家都普遍认可的说法。
《汉书·沟洫志》有记载，王莽时期大司空掾王横讲：“禹治理河水，原本是顺着西山往下向东北流去的。《周谱》说：‘定王五年河发生迁徙’，那么现在河水所流经的，不是禹所开凿的河道。”这是最早提出否认汉河就是禹河这种说法的。从这几句话来看，虽然不能肯定王横认为西汉河（现在所流经的）始于周定王五年，但至少很有可能是这样，因为“现在所流经的不是禹所开凿的河道”这句话紧接在“定王五年河发生迁徙”之后。然而，王横的这句话历经了千百年，都没有引起学者们的重视。是胡渭对王横的说法进行了阐发，明确认定“从黎阳以下，水经中所称的大河故道，又叫做北渎，俗称王莽河的，就是周定王时期迁徙的河道，西汉时期还在流经，到王莽时期就干涸了”（《禹贡锥指》卷十三中之下），并且确定这次河的迁徙是历史上黄河第一次大改道（同书卷十三下），这件事是在清康熙中叶的时候。从那以后，大多数清代学者和近代学者都采用了这种说法。
（三）从汉武帝元光三年（前 132 年）开始说起。从宋朝到现在，那些学者当中，主张这种说法的人也有不少。
《史记·河渠书》讲“同为逆河，进入渤海”，《集解》引瓒的话道：“《禹贡》说，在右边夹着碣石进入大海[9]，这样的话黄河入海，是在碣石那里。汉武帝元光二年，黄河改道到东郡，改注入渤海，禹的时候不注入渤海。”按，《禹贡》“鸟（岛）夷穿着皮服，在右边夹着碣石进入黄河”，本意仅仅是说鸟（岛）夷从海外来进贡，航道右边经过碣石，接着进入河口，并不等于说黄河在碣石入海。即便把它理解为黄河在碣石入海，禹治理的黄河穿过河北平原向东北流，所流入的海当然也是渤海，怎么能说禹的时候不注入渤海？由此可见臣瓒对地理一窍不通，他的话本来就不值得重视。但后人常常把元光河徙当作黄河的一大变化，实际上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汉书·武帝纪》里头讲，“元光三年的春天，河水改道从顿丘那儿，往东南方向流入渤海”。臣瓒所说的元光二年河改道到东郡就是根据这个来的。其实“二年”是“三年”的错误，“东郡”是举顿丘县所属的那个郡的名字。臣瓒只是把这次河改道当作禹之后改变禹河旧道的一件大事，没明说《汉志》里的河水就是从这次改道开始的。到了南宋，程大昌写了《禹贡论》和《禹贡山川地理图》，就断言汉朝的河是从元光顿丘的改流开始的。宋末的王应麟说“禹那会儿河入海，大概在碣石。……而河流入渤海，大概是汉朝元光三年河又改道到东郡所改注的”（《困学纪闻》卷十），这还是臣瓒的老说法。清朝嘉庆年间，洪颐煊写了《汉志水道疏证》，采用了程大昌的说法。稍微往后一点，焦循写了《禹贡郑注释》，就大力为程大昌的说法撑腰，极力反对胡渭说汉朝的河始于周定王五年的说法。胡渭“举出十五个证据来表明邺东原来的大河是禹河的旧道”，焦循却认为“邺东的河不是在定王五年改道的，他的证据也有九个”。他的结论是：“从春秋到战国，大河都从邺东流过，到汉武帝元光三年河才开始改道到顿丘东南，史书上写得很清楚。……王莽河就是汉武帝时顿丘改道的河。……一定要说定王的改道就在顿丘，确实没有文献依据”。在当代学者当中，已故的岑仲勉先生（《黄河变迁史》第八节）和史念海同志也采用了这个说法。程大昌、焦循、岑仲勉、史念海这四个人对春秋战国甚至汉初的河道的看法虽然各不相同，但都一致认为元光三年顿丘河决是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汉志》里的河水是从这一年才开始形成的。
《通志堂经解》里的《禹贡山川地理图》
宋朝的程大昌撰写的。
康熙时期的那种刊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