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千年一鉴，照见古今智慧。在“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到来之际，《资治通鉴》成书亦将近千年。作为中国首部编年体通史巨著，它记录了横跨十六朝1362年的历史，蕴藏着治国理政的千年智慧。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提出关于河南工作的“两高四着力”重大要求，其中之一就是“推动文化繁荣兴盛”。为全面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大河网学术中原推出“千年一‘鉴’”特别策划，系统解读该书中蕴含的经济、改革、廉政、人才等治国理政智慧。通过专家约稿、海报等呈现方式，让闪耀千年的思想智慧变得更加可感可及。
今天推出第四期《〈资治通鉴〉中的四大治理智慧》——
黄帝故里拜祖大典的庄严仪轨传承礼乐文明，推动“礼”从典籍中走入日常生活。为政以德实践中，汝阳县以乡里中心为枢纽构建网格化治理体系，新乡东彰仪村通过党建引领化解乡里矛盾……古籍中的治国智慧在当代依然焕发光彩，治国思想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核心指导，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处于关键时期。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治理智慧，将传统文化精髓融入现代治理实践，不断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资治通鉴》以历代政权治乱兴衰为主线，深入探讨了国家兴衰的原因，深刻总结了历朝治国的得失经验，蕴含着丰富的治国思想。
一、立政以礼
司马光以“孝友忠信，恭俭正直，居处有法，动作有礼”著称，对礼的含义和重要性有着深刻的认识。在《资治通鉴》开篇中，他便借周威烈王始命晋大夫魏斯、韩虔、赵籍为诸侯一事，明确阐述了礼的含义及其重要性，即：“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何谓礼？纪纲是也；何谓分？君臣是也；何谓名？公、侯、卿、大夫是也。”显而易见，这里的“礼”便是指儒家学说中的纲常伦纪，其特点主要表现为等级性、尊卑性、和谐性和恒久性，核心是维护传统意义上的君臣等级秩序。至于“礼”的重要性，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以汉初大儒叔孙通定朝仪一事，从个人、家族、地方、国家乃至天下这五个层面对其进行了阐述，即：
“礼之为物大矣！用之于身，则动静有法而百行备焉；用之于家，则内外有别而九族睦焉；用之于乡，则长幼有伦而俗化美焉；用之于国，则君臣有序而政治成焉；用之于天下，则诸侯顺服而纪纲正焉。”
“夫礼，辨贵贱，序亲疏，裁群物，制庶事”，关乎国家政权治乱兴衰。所谓立政以礼，便是以礼治作为施政之基本手段。而立政以礼之关键，则主要在于兴教励俗、兼顾礼之本末以及复先王之礼三个方面。
其一，兴教化、励风俗。由于“国家之治乱本于礼，而风俗之善恶系于习”，教化和风俗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礼分纲纪的发挥作用，进而影响着家风、政风和国风，对国家兴衰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故而不得不重视。兴教化和励风俗其实是有机统一的。一方面，教化的最终目的在于移风易俗；另一方面，移风易俗推动教化完善提升。
其二，兼顾礼之本末。在《资治通鉴》中，司马光借助唐太宗君臣论乐一事阐述了他的礼乐本末观。贞观二年（628年），唐太宗与杜淹、魏征围绕礼乐与政权兴衰的关系问题有过一段讨论。唐太宗认为国家兴衰并非系于礼乐，而杜淹则认为礼乐与国之兴衰密不可分，魏征则指出乐的真正精髓在人和而不在声音。对此，司马光明确指出礼乐的两个层面，即“中和”为本、“容声”为末，并强调本末需要兼顾而不能偏废。所谓“中和”，其实就是指纲常伦纪；而所谓“容声”，则是指礼的具体表现形式。礼乐之本乃是纲常伦纪，礼乐之末则是具体外在形式。
其三，复先王之礼。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极力推崇之礼，其实是先王之礼即夏商周三代之礼，而非秦汉以后之礼，这在其评价叔孙通定朝仪一事上可见端倪。叔孙通所定汉朝之礼仪，其实是在删减先王之礼的基础上，根据汉初形势变化所制定的，主要侧重于宴会、户庭间礼仪秩序的规范等方面。其最大特点是只重外在仪式，忽视礼之内涵。司马光对此进行了严厉的抨击，他说：“惜夫，叔孙生之器小也！徒窃礼之糠粃，以依世、谐俗、取宠而已，遂使先王之礼沦没而不振，以迄于今，岂不痛甚矣哉！”在司马光看来，叔孙通此举致使先王之礼至今仍沉沦不振，造成了严重的历史后果。由此可见，司马光极力主张通过复先王之礼来重振纪纲、重塑风气，其最终目的则是希望宋朝统治者能够真正重振先王之礼，并将其应用于国家社会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资治通鉴》中立政以礼的治国思想有着时代和阶级局限性，但对当今社会仍有一定的借鉴价值。具体而言，在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过程中，要注重精神文明内容和形式的有机统一，通过运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多重方式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内容的宣传引导，从而营造出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的良好社会风气。
二、任人唯贤
用人问题是中国古代政治中十分重要的问题，与国家兴衰密不可分。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高度重视用人问题，极力主张“举贤才以任百官”。在司马光的评价体系中，所谓贤，并非单指才能或品德，而应是正直中和之品德和聪察强毅之才能的结合。他将天下之人按才德不同分为德才兼备的圣人、无德无才的愚人、德胜于才的君子和才胜于德的小人。而其所说的贤才便是专指德才兼备之圣人。“夫贤者，其德足以敦化正俗，其才足以顿纲振纪，其明足以烛微虑远，其强足以结仁固义；大则利天下，小则利一国。”贤才本身所具有的德、才、明、强，对于国家政权的发展和建设都是极为有益的。故而，为招引贤才，司马光主张“王者当尽礼以致之，屈体以下之，虚心以访之，克己以从之”，从而收“利泽施于四表，功烈格于上下”之效，彰显出任人唯贤具有极强的时代价值和现实意义。
“为治之要，莫先于用人，而知人之道，圣贤所难也。”任人唯贤其实是一个历史性难题，其难点主要在于如何识别发现贤才、如何充分发挥贤才之于国家政治生活的作用。针对这一历史难题，司马光在《历年图序》中提出了任人唯贤的重要方法论，即：“凡用人之道，采之欲博，辨之欲精，使之欲适，任之欲专。”概括而言，主要集中在识别贤才、信任贤才和考核贤才这三方面。
其一，识别贤才是任人唯贤之前提。为更好地识别贤才，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主张采用“举之以众，取之以公”的所谓众人推举型的选贤方法。在主张众人举贤法的同时，司马光也认识到此法或存在一些弊端，故而强调先将众人所举之贤才广泛识别任用后，再察其成效的做法，从而在最大程度上避免遗漏贤才，以达到最佳识才用贤之效。
其二，信任贤才是任人唯贤之关键。唯有真正信任贤才，贤才的作用才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对于推动政权发展才能起到最佳效果。反之，如若对贤才仅授其官而不给予充分信任，那任人唯贤之效果无疑会大打折扣，甚至会不利于自身政权发展。在充分信任贤才方面，司马光以蜀汉开国之君刘备为例，指出刘备于困厄之际以三顾茅庐之诚意成功招揽贤才诸葛亮，树立了君臣相知相信的典范。刘备对诸葛亮这位贤才的充分信任，极大助推了自身政权的建立和发展。任人唯贤之良效在此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发挥。
其三，考核贤才是任人唯贤之依据。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借魏明帝君臣朝议《都官考课法》一事，提出了考核贤才应该采取的方法，其关键在于考核者要秉持公正严明、不偏不倚的态度来进行考核。在具体方法上，一是要实事求是、贴近现实，不能简单以众人的毁誉和先前的功状来作为考核标准，而应以具体实效作为主要考核标准；二是对贤才不能过于求全责备，而应考核其主要方面，不要纠缠于细枝末节；三是要采用从上到下层递式考核之顺序，即以天子考核三公、以三公考核九卿、以九卿考核州刺史、以州刺史考核郡太守，这样才能规范考核秩序、提高考核效率；四是要以长远眼光考核贤才，不能急于求成，更不能在功利之心的驱使下“校其米盐之课，责其旦夕之效”。
于当今社会而言，《资治通鉴》中任人唯贤的治国思想仍有重要价值。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征程中，积极构建并不断完善科学合理、公平有效的选人用人机制尤为重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用人问题，对任人唯贤的重要性有着敏锐的认识，要求“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五湖四海、任人唯贤，把新时代好干部标准落到实处”。由此可见，任人唯贤实际上具有贯穿历史和现实的重大意义，在新时代人才队伍建设方面仍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三、为政以德
为政以德是传统儒家学说中重要的治国理念，亦是《资治通鉴》中蕴含的重要治国思想。在中国古代社会，由于“国之治乱,尽在人君”，以君主为代表的施政者能否为政以德、推行德治，实则关乎政权的治乱兴衰。正因如此，《资治通鉴》中所极力宣扬的为政以德之治国思想，实则侧重强调君德。所谓君德，其实并非指一般意义上的君王德行，而是指君道，即君王的政治智慧。就其具体内容来看，主要包括君王的才识、器度、信义等方面，涉及修政养民、克己节用、崇信守义、选贤任能、明辨是非、赏罚分明等多个方面。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认为，为政以德之关键，在于兴仁义、明赏罚和立威信。一是兴仁义。司马光从两个方面提出了兴仁义的具体方法：一方面，君王要有仁者之心，善察民间疾苦，注重与民休息，减轻民众负担；另一方面，君王要从自身做起，崇俭抑奢，营造节俭治国的政治风气。二是明赏罚。“政之大本，在于刑赏，刑赏不明，政何以成！”赏罚分明是区分君主贤愚之重要标准。正如司马光所说：“人君者，察美恶，辨是非，赏以劝善，罚以惩奸，所以为治也。”可见明赏罚既是君德的重要内容，又是君主的重要职责所在，“赏有功，诛有罪，此人君之任也”。三是立威信。“治国家者固不可无信”，特别是对于君主而言，“夫信者，人君之大宝也”，且“王者所以服四夷，威信而已”。可见威信是君德的重要内容，能否树立威信既是政令能否畅通的关键性因素，又是能否妥善处理对外关系的重要条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为政以德的实效。
《资治通鉴》中为政以德之治国思想，其核心要义在于德治，这对于推进当前社会治理仍有重要价值。广大党政干部要不断加强自身品德修养，树立廉洁意识、自律意识、为民意识，努力铸就优良的政治品德。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中，积极运用德治与法治相结合的方式，既要坚持“法安天下”之原则，又要注重“德润人心”之实效。
四、以民为本
“夫民者，国之堂基也。”民众是构成和支撑政权发展的重要力量。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对民众之于国家的重要性有着深刻认识，其阐述的以民为本之内涵主要包括重民、爱民、安民、利民和取信于民等。所谓重民，是指重视民众在国家政权中的重要作用，重视民心向背之于国家治乱兴衰的影响；爱民是指爱护民众、爱惜民力，不滥杀无辜，不劳民伤财；安民是指宽简待民、与民休息，使民众生产和生活趋于安定有序；利民是指要重视民生，在社会财富的分配上不与民争利甚至让利于民；取信于民是指要重视兑现对民众的承诺，在民众中真正树立为民执政之威信。
上述以民为本的主要内涵，其实是司马光在继承儒家传统民本思想的基础上，总结历代政权治乱兴衰经验，并结合北宋现实情况而归纳概括出来的，不仅在当时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价值和现实意义，而且对当前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亦有所裨益。在当代社会，广大党政干部在施政中要积极践行以民为本的思想，具体做到怀民以仁、重视民生和顺应民心三个方面。
其一，怀民以仁是以民为本的内在要求。党政干部对人民群众要始终秉持宽仁之心，积极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由于仁有小仁与大仁之分，而“小仁无补于大治，恩施于众，方为大德”。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提出了怀民以大仁的具体做法，那便是通过诛杀贪污之奸臣、废除虐民之苛政、营造正直互助之风气以及推行轻徭薄赋之仁政等举措来兼爱亿万兆民。尽管司马光这种怀民以大仁的政治主张颇具理想化色彩，但对当今社会仍有一定价值。在民生建设中，唯有始终秉持怀民以大仁，通过推行制度性、长期性、普惠性的举措，才能真正在施政中做到以民为本。
其二，重视民生是以民为本的必然要求。在如何重视民生的问题上，司马光借助相关史实提出了诸多具体方法。如：针对萧何在汉初凋敝之际营建恢宏壮丽的未央宫一事，指出了“天下未定，当克己节用以趋民之急”的节俭治国以保民生之方法；高度评价北周武帝消灭北齐后拆毁宫殿以赐贫民一事，表明节俭抑奢以趋民急之安民方法；盛赞后周世宗毁佛像铸钱以利国用一事，凸显务实利民之方法。由此可见，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所提出的重视民生之方法，大体包括节俭抑奢、轻徭薄赋、选任廉官、务实摈虚等。此外，重视民生还需注意不与民争利甚至让利于民的问题，妥善处理好社会财富的分配。上述方法，对于当前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和收入分配制度等，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其三，顺应民心是以民为本的本质要求。唯有顺应民心，以百姓之心为心，“修政事以利百姓”，才能真正在施政中践行以民为本之治国思想。司马光在继承孟子“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这一思想的基础上，对于君主应当如何顺应民心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即“民之所欲者与之，所恶者去之”。因此，在当前推进民生建设、保障民生福祉方面，各级党政干部一定要广泛听取人民群众的心声，以务实有效的举措多解民生之忧，不断增强民生政策举措的针对性、兜底性、可及性，从而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作者：高昂 单位：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考古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