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清诗坛尊唐思潮占据主流的背景下，一股崇宋之风悄然兴起并逐渐壮大。不同于唐代诗歌的雄浑浪漫，宋代诗歌以其精于理趣、注重学问、长于思辨的特质，为明清诗人开辟了新的创作路径与审美视野。明清时期的崇宋现象，既是对唐诗传统的突破与补充，也是文人在社会变迁、学术转型的时代语境下，对诗歌艺术新范式的探索，深刻影响了当时的诗坛格局与文学发展走向。
 
一、明清崇宋之风的兴起与发展脉络
 
明代中后期，随着尊唐思潮的僵化，诗坛逐渐出现对宋诗的关注。李攀龙、王世贞等“后七子”虽高举尊唐大旗，但王世贞晚年对宋诗态度有所转变，在《艺苑卮言》中承认宋诗“精工”之处，为崇宋思潮埋下伏笔。公安派袁氏兄弟更是公开挑战尊唐传统，袁宏道提出“世人喜唐，仆则曰唐无诗”，推崇宋诗的“变唐”精神与“信口而出，率真无忌”的创作态度，其诗作《满井游记》中“始知郊田之外未始无春，而城居者未之知也”，以清新自然之笔，颇具宋诗理趣。
 
清代是崇宋思潮的鼎盛时期。康熙年间，王士禛虽以“神韵说”标举唐诗，但对苏轼、黄庭坚等宋诗大家亦有赞赏。乾嘉时期，以翁方纲为代表的“肌理派”正式将崇宋理念理论化，翁方纲提出“诗必研诸肌理”，主张以学问为根底、以考据充实诗歌内容，这种观点与宋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的特质高度契合。他的《石洲诗话》中对宋诗的细致评点，成为崇宋理论的重要支撑。同时，厉鹗、查慎行等诗人在创作中大量吸收宋诗技法，厉鹗的咏物诗以“幽新隽妙”著称，查慎行的纪游诗善于以白描手法刻画景物，均体现出对宋诗风格的借鉴。
 
二、崇宋理念的核心诉求与诗学实践
 
明清诗人崇宋，首先在于对宋诗“以理入诗”特质的推崇。宋代诗歌常于写景抒情中融入哲理思考，如朱熹“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苏轼“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将生活感悟升华为普世真理。明清崇宋诗人亦注重在诗歌中表达理性思考，如王夫之的咏史诗以史为鉴，融入对兴亡规律的探讨；赵翼在《论诗》中“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以议论之笔阐述文学发展的规律，体现出鲜明的宋诗理趣风格。
 
其次，崇宋诗人对宋诗“学问化”倾向尤为青睐。宋代诗人如黄庭坚主张“无一字无来处”，强调诗歌创作需博采典故、熔铸经史。明清时期学术考据之风盛行，翁方纲等人倡导“诗中有人，诗外有事”，将考据之学融入诗歌，使作品兼具文学性与学术性。例如，钱大昕的诗作常引经据典，通过对历史事件、名物制度的考证，赋予诗歌深厚的文化底蕴。
 
在艺术技法上，明清崇宋诗人借鉴宋诗的瘦硬奇崛与拗折章法。黄庭坚诗歌的“点铁成金”“夺胎换骨”之法，被厉鹗等诗人运用在咏物诗创作中，通过对意象的精心锤炼，营造出新奇独特的意境。而杨万里“诚斋体”的活泼灵动，也影响了清代性灵派诗人，袁枚在《遣兴》中“爱好由来落笔难，一诗千改始心安”，以口语化表达展现创作心境，颇具宋诗率真之态。
 
三、崇宋思潮兴起的时代动因与文化背景
 
明清崇宋思潮的兴起，与当时的学术文化环境密切相关。清代考据学兴盛，文人学者在经史研究中积累了深厚的学问功底，这种学术风气自然渗透到诗歌领域。翁方纲的“肌理说”正是将考据精神与诗歌创作相结合的产物，他认为诗歌应如肌肤之纹理，既有外在的形式美，又有内在的学问支撑。同时，乾嘉时期文字狱盛行，文人创作转向内敛，宋诗含蓄隐晦、以学问遮掩情志的特点，为他们提供了更为安全的表达方式。
 
此外，崇宋也是对尊唐传统的反思与突破。当明代前后七子的尊唐实践陷入模拟抄袭的困境时，宋诗的创新精神为诗坛注入活力。袁宏道批评唐诗“袭古人语言之迹而冒以为古”，转而推崇宋诗的“变”，认为其打破陈规、独辟蹊径。这种对创新的追求，使崇宋成为诗坛摆脱创作困境的重要选择。
 
四、崇宋思潮的历史影响与价值
 
明清时期的崇宋思潮，丰富了古典诗歌的审美维度，打破了尊唐一统天下的格局，推动诗坛走向多元发展。它促使诗人关注诗歌的思想深度与文化内涵，提升了作品的学术品格，为传统诗歌注入新的生命力。然而，崇宋之风也存在一定局限，部分诗人过度追求学问堆砌，导致诗歌晦涩难懂；过分强调理趣，有时削弱了诗歌的抒情性与感染力。
 
但不可否认的是，明清崇宋思潮为近代诗歌变革奠定了基础。晚清“宋诗派”的崛起，以及黄遵宪“我手写我口”的诗界革命主张，均能在明清崇宋传统中找到思想源头。这种对宋诗的持续关注与创新实践，使中国古典诗歌在传统框架内实现了自我突破，展现出强大的文化适应性与创造力。
 
明清古诗的崇宋现象，是中国诗歌发展史上一次重要的审美转向与诗学探索。它不仅反映了特定时代文人的创作追求与精神诉求，更彰显了传统文化在传承中不断创新的活力。在唐风与宋韵的交织碰撞中，明清诗坛呈现出独特的艺术风貌，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文学遗产与深刻的诗学启示。 #2025为河南发声#  #2025新星计划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