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要评这两天的最快反转，头戴多顶“帽子”的赵子健定会当选。
4个博士学位、2段博士后经历、22项社会兼职……近日，某研究院“95后”研究员赵子健的简历引发舆论关注。“学术荣誉”层层叠加下，被查出不少“帽子”水分很大，各种质疑声随之而来。当事研究院随即回应，暂停与该研究员的聘任关系。民政部也介入核查其20多个协会会员身份。
从当事研究院发布其个人简历信息，到该院决定暂停与赵子健的聘任关系，仅两天时间，命运的天平就发生逆转。如今，这场“舆论地震”的后劲并未消散，有关学术“帽子”“头衔崇拜”的讨论，在这场舆论风波中日渐增多。现实中，“赵研究员”的经历并非个例，在一些领域，“帽子”之风愈刮愈烈。
“帽子”并非原罪，也不应被全盘否定。我们要问的是，热衷给冒牌货戴“帽子”的根源在哪儿？又该如何纠正这股歪风？
▲内蒙古民族文化艺术研究院发布的相关说明。/重庆瞭望截图
学术“帽子”自古既有，并不是啥新鲜物，其本身并无褒贬之意，亦无贵贱之分。
纵观历史，有许多杰出的历史名人和学术大家，头顶众多的“帽子”。但真正让他们名垂青史的，并非这些外在的荣誉和头衔，而是其深厚的学术造诣、卓越的贡献以及独特的思想。
陈寅恪先生，作为中国现代历史学的奠基人之一，他以其深厚的史学功底和独到的见解，为中国历史学研究开辟了新的路径。他的学术成果不仅在中国学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在国际学术界赢得了高度赞誉。
作为中国航天科技奠基人之一的钱学森先生，在航天科技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为中国的科技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的学术思想和科技成果，不仅推动了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也为世界航天科技的进步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帽子”本无罪，仅是身份与成就的象征。倘若含金量十足，那便是对个人努力与才华的公正加冕。
然而，当下社会盛行的“帽子”与“头衔”之风，正逐渐偏离其本真，悄然变味。这些原本应代表荣誉与成就的符号，却在某些情境下，演变成名与利之间赤裸裸的交换，甚至沦为一种庸俗的交易、一门扭曲的生意。这种风气不仅侵蚀了学术与职业的纯洁性，更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真正人才的涌现与发展。
比方说，赵子健简历所涉众多学会，其普通会员的入会门槛并不高。有人进行了测试，仅用3分钟就注册成为中国化工学会的普通会员。而他加入的北京民艺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院，其研究员的权益中，就有这样一条：加入研究院不收取任何形式的会费、研究费、服务费等。如需办理研究员证，须自愿缴纳证件工本费50元。
▲“荣誉头衔”骗局。勾建山 作/新华社
近年来，高教科研领域“帽子”持有者的竞逐现象显著加剧，特别是一些普通本科院校、高职高专院校，为应对各类考核评价，不惜重金挖“大帽子”“洋帽子”，由此衍生出的各种“学历造假”“水硕水博”“野鸡职务”不乏其例。上个月，山西一高校批量引进泰国、菲律宾体育艺术博士就曾引发争议。
实际上，有关部门出台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为“帽子热”降温。早在2020年，教育部印发《关于正确认识和规范使用高校人才称号的若干意见》，提出教学评估和学科评估要坚持对师资队伍质量进行综合评价，不将人才称号和数量作为评价的直接依据，减少评价结果与学术资源配置直接挂钩。
问题年年说，还是年年有。“帽子”风气为何总是依然存在？
政策“指挥棒”出现偏差。近两年，国家以及各省市层面，还有高校等机构，纷纷推出各级各类人才政策，这些政策往往与科研资源、职称晋升、评奖待遇紧密挂钩。政策的初衷本是好的，但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帽子”成为衡量教育科研人员价值的重要标准。
政策在执行过程中也出现一些偏差。中央和相关部门多次发文强调破除“唯帽子”倾向，但个别地方还是把教育科研机构的“含博量”、论文数量等指标当作评价标尺，将“帽子”作为招聘、评价人才的重要依据。
利益“驱动器”无形助推。很多时候，“帽子”的多少与资源、职称、评奖、收入等紧密相关。许多教育科研人员不得不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去申请、评选各类人才项目，以求多戴“帽子”，甚至通过造假、“掺水”等方式为自己镀金。
而“帽子”的集聚效应也较为明显，一旦获得一顶“帽子”，就容易申请到更多“帽子”。
一位业内人士曾表示，“年轻人，如果拿不到‘帽子’，各方面发展都受影响。有了‘帽子’，职称、待遇、资源分配，都会向他倾斜”。
评价“风向标”过于单一。当下，高教科研等学术领域的评价体系中，普遍存在过度依赖量化指标的现象，过分强调“帽子”头衔、论文发表数量、影响因子高低、专利获取数量等硬性量化指标。更有甚者，这种倾向已经到了“无帽子不认可，无头衔难立足”的地步。
还有，不少评价体系还缺乏长期性。高教科研工作需要长期积累和创新，但当前的评价体系过分强调短期成果，迫使一些教师学者追求快速发表和短期效益。
▲回归本质。勾建山 作/新华社
“帽子”风气盛行之下，有人沽名钓誉、捞取资本，也有机构推波助澜、滥发荣誉。学术之风若如此，何谈求真务实？何谈学术创新？
学术领域，要的是真刀真枪、真材实料的真本事，而非华而不实、沽名钓誉的“高帽子”。号准“帽子”之风盛行的脉，还要开好摘下“帽子”之法的方。纠正这股歪风，不妨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定好调子，“摘帽之路”才能走对方向。政策层面应当发挥引领作用，从源头上进行调整和规范。在国家现有的政策框架内，进一步制定完善相关细则，让“帽子”与利益脱钩，着重强调学术的荣誉性和象征性，避免将其与物质利益、职称晋升等直接挂钩。
在导向上，鼓励建立更加多元、全面的学术评价体系，完善自律机制，制定行业规范和标准，推动学术界自我管理和自我监督。
多元评价，“唯帽子论”才不会一家独大。当前，完善学术评价机制是关键。相关领域应引入更加多元、全面的评价指标，如学术影响力、科研成果的实际应用价值、学术道德等，不能单由“帽子”说了算。还要注重长期评价和过程评价，鼓励学者从事长期、原创性的研究工作。
学术评价不能“一花独放”，应增加评价渠道和方式。同时，适当增加非“帽子”人才评审专家的比例，让更多具有实际贡献和创新能力的学者参与到项目评审中来。
公平公正，学术研究方能回归本真。机构还需洁身自好，远离蹭名牟利的“是非地”，严把进人用人关。加强对学者的管理以及学术诚信教育，让其自觉遵守学术规范，维护学术界的纯洁性。
在资源的管理和分配上，还要恪守公平原则，为学者提供更加公平、合理的竞争环境，使其能够凭借自身实力获得应有的资源和支持。
讲好故事，歪风邪气便无立足之地。媒体和社会公众应加强对学术界的监督，对于学术不端行为、热衷“帽子”之风等负面现象进行曝光和批评。加强正面引导，树立优秀学者的典型，弘扬求真务实、勇于创新的学术精神。
关注“帽子”问题，是因为大家都怀揣着对学术界更纯净、更公正的热切期望。希望今后像“赵研究员”这样热衷“戴帽子”的案例能少点，学术界能扬起鼓励真挚贡献、崇尚原创创新、洋溢无限活力的清风正气。
责编丨郑钰潇
责校丨周宝琴 程正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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