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作家之三:小说家巨擘-巴别尔+舒尔茨 |(河南)李红军
我在这里要列举外国现代的小说家,但是必须先引用一番我国古代的言论。"小说"一词,最早见于战国时期庄周的《庄子·外物》:"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意思是:靠修饰琐屑的言论以求高名美誉,那和玄妙的大道相比可就差得远了。这里的"小说",并非现代意义上的小说,而是指浅薄的言辞。
东汉班固的《汉书 ·艺文志》在总结春秋战国诸子学派时,将其分为"九流十家"。"九流"指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第十家"小说家"因内容琐碎被认为不入流,故称"九流十家"。此分类源于刘歆《七略》,班固沿用的同时,还将"小说家"定义为"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意思是:小说家这类人,大多源自搜集民间言论的稗官也即小官,其作品是基于街头巷尾的议论和道听途说的传闻而创作的。
班固将庄子笔下的"小说"拿来,移植到他的笔下,赋予其强大的生命力,使得小说成为继《诗经》和《楚辞》开创的诗歌、《老庄》和《孔孟》开创的散文传统之外的第三个文学传统:小说传统。小说历经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八百年的积淀,到唐朝厚积薄发后,才宣告正式形成。到了现代,我国的小说传统虽然还在,但是其发展速度明显滞后,甚至一度被外国的各种小说流派遮蔽。以至于1934年,撰有《中国小说史略》的鲁迅先生,迫不期待地要在《且介亭杂文》一书中,专门写作《拿来主义》这篇杂文,主张对外来文化和传统文化采取主动、批判性的吸收态度。
鲁迅写作《拿来主义》的1934年,刚好正是我即将在此要提到的[苏联]伊萨克·巴别尔(1894年-1941)和[波兰]布鲁诺·舒尔茨(1892-1942)创作活跃的年代,而且距离他们并不长寿的生命只有7、8年的时间。鲁迅当然因为种种原因没有机会读到他们的作品,《拿来主义》更不是专门为他们优秀的小说鼓与呼的,但是,我能听到他们的心跳节奏是同频的。
1920年,波兰领袖毕苏斯基为阻止苏联向欧洲扩张,指挥波军入侵苏联,苏波战争爆发。敖德萨党委会以科利奥 · 柳托夫的名义发给巴别尔战地记者证,将其分配到布琼尼领导的红军第一骑兵军中,他则自称"被高尔基打发到人间",并将这段戎马生涯写进由38篇小说组成的《骑兵军》一书。一般小说家描写战争,大多采用歌功颂德式的,巴别尔不,他在枪林弹雨中选择艺术的真实,把一支笔塞进枪管或者炮筒之中,甚至敢于自揭伤疤,因此遭到布琼尼的猛烈抨击,危难之时,还是高尔基出面斡旋,才使得巴别尔免遭迫害。

小说家描写单一题材比如战争,容易枯燥乏味,巴别尔的小说会让躺着读书的人坐起来,甚至会让坐着读书的人站起来,因为他的笔调坚强、尖锐、刻骨,往往寥寥数笔,就能将死气沉沉的场面写得生龙活虎,并借助赏心悦目的诗意刻画人生命运。巴别尔认为作品的语言应该"像战况公报或者银行支票一样准确无误",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评价巴别尔小说的语言:享有散文难以企及,仿佛只留给诗歌的荣耀。巴别尔的代表作《骑兵军》中的每一篇小说都是经典和传奇,语言更是纯粹而独立,惜墨而瑰丽,我总是翻来覆去地啃读,佩服至极,崇拜之至。
1939年,巴别尔被指控犯有间谍罪,而遭到当局的逮捕。1941年3月17日,死于不明原因。我每次啃读只有15万字的一册薄薄的《骑兵军》,感觉这被铁马和冰河铸造的鲜血一样流淌的梦境,刮削、盘剥着时代的沉疴,使得战争年代的人性摆脱残酷命运的桎梏,昭示我们本应贴合、斩获的福祉。而这正是巴别尔对我们的赏赐,用他无与伦比的语言的罂粟花。
和巴别尔一样同为犹太裔作家的舒尔茨,出生于波兰的德罗戈贝奇小城。父亲作为藏书家,深知紧紧依靠书籍,是难以供养一家人吃喝的,于是就兼顾经营一家衣料铺。舒尔茨在这间铺子里面兜兜转转的生活,后来成为他的小说中窖藏人生幻想曲的堡垒,放飞神话的缮写室。他学过三年建筑,自学绘画,最终有幸成了一名中学美术教师。他掌握着一支万花筒般的彩笔,在时代干涸的河床上漩涡一样席卷单调枯燥的个人生活,硬是荟萃出来千堆雪的旖旎浪花。

舒尔茨的代表作《鳄鱼街》包括29篇小说,主人公是父母亲、女佣、鸟、蟑螂、布娃娃、书等等,无论是有生命、还是无生命的事物,统统被他赋予一种神圣而不可侵犯的使命,那就是奔赴至高无上的虱子附着的华美袍服的梦境世界。舒尔茨仿佛获得了神助,能把一本书作为主人公,写成一万卷书同舟共济的殿堂。让人啧啧称奇的同时,目睹到四维世界的玄机一样咋舌不已。1942年,纳粹占领舒尔茨的故乡,他被盖世太保在街头枪杀,时年50岁。"鳄鱼街是我们这个城市对现代化和大都会腐败现象的一种迁就。显然,我们能提供的东西不会比一张纸的复制品、一张从去年的碎报纸上剪下来的拼贴画片更佳。"(布鲁诺·舒尔茨《鳄鱼街》)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