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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人才强国的创新之路
21视界
2025-06-19 10:33:08

人才强国是我国应对全球人才竞争、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战略。它以人才资源为第一资源,通过深化教育综合改革、优化人才结构布局、完善人才评价体系,构建“引育用留”全链条机制,旨在将我国的人才规模优势转化为创新驱动优势。这一战略既是破解“卡脖子”技术难题的关键,也是推动产业升级、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支撑,标志着我国从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的战略性跨越。在人才资源总量、研发人员规模稳居全球首位的背景下,我国正面临人才规模优势与质量效能短板并存的深层矛盾。总量跃升的“人口红利”如何转化为支撑高质量发展的“人才红利”?层级断层、类型错配、区域失衡的结构性困境怎样破解?这场从规模扩张到质量革命的战略转型,不仅关乎全球人才竞争格局的重塑,更决定着我国式现代化进程的创新动能与文明高度。

一、总量跃升:从“人口红利”到“人才红利”的跨越

我国人才资源丰富,研发人员规模稳居全球首位,构建起门类齐全、梯次完备的人才体系,形成支撑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能。在人口结构层面,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虽有所下降,但庞大的人口基数为人才培育提供了深厚土壤,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化的潜力巨大。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劳动力成本上升,传统粗放型发展模式受阻,倒逼经济向知识密集型、创新驱动型转变,进一步凸显人才的重要性。

一是人口结构转型助力人才崛起。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虽有所下降,但庞大的人口基数为人才培育提供了深厚土壤,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化的潜力巨大。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劳动力成本上升,传统粗放型发展模式受阻,倒逼经济向知识密集型、创新驱动型转变,进一步凸显人才的重要性。

二是教育水平提升筑牢人才根基。我国教育普及程度大幅提高,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显著增长,文盲率大幅下降。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每年向社会输送大量专业人才。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协同发展,培养出众多适应市场需求的技能型人才,为人才体系补充了坚实力量。

三是人才队伍壮大彰显人才优势。我国人才资源总量庞大,科技人力资源和研发人员规模均居世界第一。涵盖了从基础研究到应用开发,从工程技术到管理运营等各个领域,形成了全面的人才布局。既有站在科研前沿的顶尖科学家,也有大量活跃在生产一线的高技能人才,构建起金字塔式的梯次人才结构。

四是创新能力增强凸显人才效能。持续增长的研发投入,背后是庞大人才队伍的智力支撑。我国在 5G、高铁、新能源等关键技术领域取得重大突破,战略性新兴产业蓬勃发展,人才在其中扮演核心角色。创新成果加速转化,推动产业升级,催生新业态、新模式,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引擎。人才与创新相互促进,形成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良性循环。

二、结构矛盾:总量优势下的“四重失衡”

在人才总量全球领先的表象下,我国正面临高端人才“大而不强”的深层危机。总量优势与质量短板的结构性矛盾日益凸显。这种高端人才“大而不强”的本质是结构性失衡,表现为顶尖人才全球占比与总量规模不匹配、战略领域人才储备不足、年龄梯队断层。这种失衡直接制约原始创新能力,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前沿领域形成“卡脖子”困境,在数字经济、高端制造等赛道引发供需错配,更在区域协调发展中造成人才资源错配,成为高质量发展道路上的重大挑战。

一是顶尖人才占比失衡。在人才金字塔的顶端,我国顶尖人才全球占比与庞大的人才总量规模极不匹配。诺贝尔奖获得者、菲尔兹奖得主等具有世界影响力的顶尖科学家和学者数量相对较少。这使得在一些前沿科学领域,我国的原始创新能力不足,难以在全球科技竞争中占据主导地位,如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关键领域,顶尖人才的匮乏导致我国在基础理论研究和前沿技术创新方面受制于人,形成“卡脖子”困境。

二是战略领域人才短缺。我国在一些关乎国家安全和经济命脉的战略领域,如半导体芯片、高端数控机床、航空航天等,人才储备相对不足。这不仅影响了我国在这些领域的自主可控发展,也使得在国际竞争中面临着技术封锁和产业升级困难等问题,制约了我国在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中的地位提升。

三是年龄梯队断层明显。部分科研团队和创新企业存在年龄梯队断层现象,青年人才的培养和储备难以跟上前辈人才的逐渐退出速度。在一些传统优势学科和行业,如基础医学、材料科学等,老一辈科学家逐渐退休,而年轻一代人才在经验和能力上尚未完全接续,导致科研项目进展受阻、技术传承出现断裂,影响了我国在这些领域的持续创新能力。

四是区域人才分布不均。我国东部沿海地区人才密集,而中西部地区人才相对匮乏。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科研环境、生活条件等因素的影响,高端人才和创新团队大多集中在东部发达地区,造成区域间人才资源错配。这使得中西部地区在吸引和留住人才方面面临巨大挑战,进一步加剧了区域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影响了我国整体经济的协调发展和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三、深层症结:规模优势难以转化为竞争优势的制度性障碍

我国人才规模优势未能有效转化为创新动能,根源在于制度性壁垒的深层掣肘。评价体系“唯论文、唯帽子”的路径依赖,流动机制“玻璃门、旋转门”的隐性障碍,培养体系“产教脱节、供需错配”的结构性矛盾,共同构成人才效能释放的“制度性梗阻”。这些深层次症结不仅制约人才活力,更成为突破关键技术瓶颈、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根本性障碍。

一是人才评价体系的桎梏。评价体系“唯论文、唯帽子”的现象普遍存在,过于依赖单一的量化指标,导致科研人员为了追求论文数量和头衔,忽视了研究的质量和实际应用价值。这种重数量轻质量的评价导向,严重制约了人才创新活力,使得科研成果难以有效转化为实际生产力。

二是人才流动机制的障碍。人才流动机制存在“玻璃门”和“旋转门”等隐性障碍,限制了人才在不同体制和区域间的自由流动。不同所有制单位之间的人才流动受阻,地区之间的人才竞争也存在不公平现象,这不仅影响了人才资源的优化配置,也制约了创新要素的高效整合。

三是人才培养体系的脱节。人才培养体系存在“产教脱节、供需错配”的问题,教育资源与产业需求之间缺乏有效的对接机制,学科专业设置与市场需求不匹配,导致培养出来的人才难以满足产业界的实际需求。这种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的错位,使得人才无法充分发挥其创新效能,影响了产业升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

四是人才竞争与合作机制的失衡。人才竞争机制不够完善,缺乏公平、公正、公开的竞争环境,人才的创新成果得不到应有的认可和激励。同时,人才合作机制也存在不足,不同地区、部门和单位之间的人才合作缺乏有效协调,难以形成创新合力,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我国人才的整体竞争力和创新能力。

四、破局路径:从“规模扩张”到“质量革命”的战略转型

面对高端人才“大而不强”的现实困境,我国正加速从人才规模扩张向质量革命跃迁。这场转型不仅需要突破“唯论文、唯帽子”的窠臼,更要构建教育链、产业链、创新链深度融合的新生态。通过制度创新破除人才流动藩篱,以全周期培养体系夯实人才根基,借全球飞地网络汇聚顶尖智慧,我国正探索一条从人口红利到人才红利、从要素驱动到创新驱动的跨越之路。

一是深化人才体制机制改革。要破除“唯论文、唯帽子”桎梏,建立多元化、科学化的人才评价体系,综合考量科研人员的创新能力、社会服务贡献、人才培养实效等,引导人才将精力聚焦于创新成果的实际价值和应用效果。完善人才流动机制,打破体制内外、区域间的“玻璃门”与“旋转门”,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人才市场,促进人才合理流动与优化配置。同时,优化人才培养机制,根据国家发展需求和科技前沿趋势,动态调整学科专业设置与课程体系,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实践能力与综合素质,为各领域输送高质量、契合度高的人才。

二是加强教育链、产业链、创新链融合。推动教育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建立产学研合作长效机制。鼓励高校、科研机构与企业开展深度合作,共建科研平台、实习实训基地等,实现教育资源与产业需求精准对接。根据产业链需求优化专业设置,加强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建设,培养适应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发展的复合型人才。同时,强化创新链对教育链与产业链的引领作用,以科技创新项目为纽带,促进高校、科研机构与企业协同创新,将科研成果转化为实际生产力,形成教育培养人才、人才推动产业、产业反哺创新的良性循环。

三是构建全周期人才培养体系。从基础教育阶段注重培养学生创新思维与学习能力,激发学生对科学、技术、工程等领域的兴趣。高等教育要优化专业设置,强化前沿学科建设,注重跨学科融合,培养具有创新能力和国际视野的复合型人才。在职业培训与继续教育方面,紧跟产业升级和技术变革步伐,建立终身学习体系,为在职人才提供持续学习与技能提升的机会,使其能够适应快速变化的产业需求,保持竞争力。

四是拓展国际人才合作与交流网络。在全球范围内布局人才飞地,吸引海外顶尖人才与创新团队,建立海外研发中心、联合实验室等平台,就地获取高端人才智力资源。加强国际教育合作与学术交流,选派优秀人才出国留学、进修与访问,吸引海外高层次人才回国创新创业。积极参与国际科技合作项目,提升我国在国际人才市场的影响力与吸引力,使我国成为全球人才汇聚的重要目的地,借助全球智慧助力我国创新发展,推动实现从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跨越升级。

五是发挥智库在人才强国中的作用。高端智库汇聚多领域专家,能为人才战略提供前瞻性、针对性决策咨询,助力政策精准制定。其评估功能可优化人才政策,推动动态完善。国际合作上,与国际智库交流,吸引全球人才资源,提升我国人才竞争力,推动全球人才资源有效配置,为人才强国建设添砖加瓦。

我国人才规模的“大而不强”本质上是发展阶段的阶段性特征。破解这一困局需要构建“质量×效能×制度”的三维提升模型:通过质量革命提升人才个体价值(从“数量堆积”到“质量跃升”),通过效能革命释放人才群体动能(从“简单集聚”到“系统协同”),通过制度革命激活人才生态势能(从“政策驱动”到“市场引领”)。唯有完成这三大跃迁,才能将我国的“人才规模红利”转化为支撑高质量发展的“人才质量红利”,真正实现从“人才大国”到“人才强国”的历史跨越。(国声智库新时代人才强国创新发展课题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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