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家涌现的数位专家学者，都无一例外地"学而优不仕"，这显然是受其父社会责任感和对祖国文化事业的热爱的影响。
梁启超以博爱教子，崇尚科学文化，以科学文化大局为重。1926年2月， 他因为尿血症住进北京协和医院。医生认为他的一个肾脏因为结核已经坏死，必须拿掉。可手术后，病情并没怎么好转。从现在的观点看，这是一起医疗事故(据后来专家考证，那是医生拿错了一个肾)。当时他的学生徐志摩很愤怒，徐志摩和陈西滢在《现代评论》、《晨报副镌》里发表文章，抨击协和医院。当时报界、社会上议论纷纷。梁启超作为受害者，却阻止着这些为他鸣不平的人，他语重心长地说："西医在中国处萌芽状态，国人对西医大多是不信的。可西医却无疑是一项先进科学，不能因为我一个人，将西医的名誉毁掉。如果再扩大事态，谁还敢看西医呢？"在他的阻止下，事态才没有扩大。后来，他再次住院，还是住协和医院，最后在那里逝世。他就是这样以科学文化为重，将国家的兴旺寄托于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他的政治热望与人文取向也潜移默化地影响子女。
他提倡个性发展，以培养孩子追求知识的兴趣为先导，注重精神引导、毅力培养，培养他们好学深思的习惯。他用自己的 治学心得启发儿女。强调学习的专心致志，他教导儿女："不骄不馁，方能成就事业。"他告诉孩子，他的三步读书法是：鸟瞰，解剖，会通。鸟瞰即粗略了解大概，了解重点。解剖即对各部分仔细钻研，重要处细细解剖，疑难处仔细研究，使自己有深刻记忆。会通即上下左右融会贯通，将全书全面彻底了解。在治学方法上，梁启超要求每个儿女既要专精又要广博，体现了与时并趋的精神。他在对子女的谈话及通信中指出：“思成所学太专门了，我愿意你趁毕业后一两年，分出点光阴多学些常识，尤其是文学或人文科学之某部门，稍多用点功夫。我怕你因所学太专门之故，把生活也弄成近于单调；太单调的生活容易厌倦，厌倦即为苦恼，乃至堕落之根源。”他以自己为例说：“我生平趣味极多，而对于自己所作的事，总是作的津津有味，而且兴趣淋漓，什么悲观咧，厌世咧，这种字句，我所用的字典里头可以说完全没有。”他要求次女梁思庄“在专门学科之外，还要选一两种关于自己娱乐的学问，如音乐、文学、美术等”。他对梁思成说：“我国古来先哲叫人做学问最重优游涵饮使自得之......做学问总要‘猛火熬’和‘慢火炖’两种工作，循环交互着用去，在慢火炖时才能令所熬的起消化作用，融洽而实有诸己。”
梁启超是孩子的良师益友慈爱长辈。他放下家长架子，像朋友一样平等对待儿女，非常细致地掌握每个孩子的特点，尊重他们个性和对生活、专业的志趣选择，因材施教，对每个孩子的发展方向和前途进行周到的考虑和安排，同时又不强求他们一定要按照自己替他们筹划的办，而是用感情充沛且易于接受的语言，平等商量的态度，将人生种种道理娓娓道来人。梁思庄进入大学选专业时，他以自己的远见卓识看到将来生物学及信息对社会发展的重要，建议思庄学当时在中国几乎是空白的现代生物学。但思庄当时就读的迈基尔大学生物教授教得不好，她也没兴趣，非常苦恼，便与她的姐姐哥哥们诉苦。梁启超听说后，忙写信给思庄："庄庄，听你的哥姐们说你不喜欢生物学，既如此，为何早不与我说？学问最好是因自己性之所近，往往事半功倍。你离开我很久，你的发展方向我不知道。或者我推荐的学科未必适合你，你应自己体察做主，把哥哥姐姐当顾问，不必拘泥爹爹的话。我很怕因为我的话扰乱了你的治学，因此急急给你写信。"后来思庄考入了美国著名的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系，成为中国著名的图书馆专家。梁思成对中国古建筑的研究与艺术造诣，是与父亲分不开的。1925年，梁启超将新出版的"陶本"《营造法式》寄往远在美国学建筑的思成，这是北宋官订的建筑设计并施工的书，是古籍中很少的建筑专业书。思成接到此书犹如看"天书"，但他明白父亲的苦心，以坚韧的意志终于看懂了它，这不啻为他打开了中国古建筑的艺术宝藏，从此中国古代建筑的精粹也渗透进了他的血液。梁启超要求思成："非得到各处经历不可！"他写信给思成："……我替你们打算，到英国后折往瑞典、挪威一行，因北欧的建筑极有特色，严整有思想……到法国后在马赛上船，腾出时间金钱到土耳其一行，看看回教的建筑与艺术……"其实，思成学成与林徽因的蜜月旅行，是父亲为其安排的一次西方建筑的见习。信中标出的具体线路说明梁启超对于建筑决不外行，另一方面，那种细致周到，又饱含了一个父亲怎样周到的拳拳之心！
梁启超不断鼓励孩子们战胜学业上的困难，继续前进，要效法古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治学精神，同时也要培养和提高自己的实践能力。当学建筑的梁思成在美国完成学业之后，梁启超要他到欧洲考察一二年，再结合对中国古建筑的考察研究以形成自己的学问。当学考古的梁思永完成了在美国的学业之后，梁启超立即安排他回国实习并收集中国的有关史料。
在他的教育影响下，孩子们个个都有一个艰苦奋斗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