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文学批评的几点看法

陈涛

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后入职中国作家协会，一晃近20年。由于工作关系与个人兴趣，陆续写了一些现当代作家作品的研究性文字，有些为有感所发，有些实为各种原因下的硬写。工作后也曾立志投身学术，但在考取博士，并完成博士论文后，反倒离学术之路越来越远。基层的挂职生活，让我的文学观念产生了比较大的变化，于是决定随心而写，结果评论文章数量愈发见少。一方面是惰性使然，另一方面则是经常陷入无话可说的境地。

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都非易事。文分三品，上品最难，多数人停留且徘徊于中下。文学批评不应只是书斋之事，其透映着对文学的认知。文学首要特点在于“大”，它面向一切，在无限敞开中与所书写之物相融相汇。所以，深入生活，不只是对作家的要求，这同样适合于文学批评者。多年来，文学在欣欣向荣的景致背后，存在着愈发固化、僵化、窄化的倾向，作者、编者、评论者、推介者构建的文学生态中读者一环的长期缺席，进而将文学推向“自娱自乐”的境地，如何看待今日之文学，如何破解文学发展之困境，文学批评要做的事还很多。

当下，“破圈”是热词，其背后是不得不“破”的无奈与重塑文学尊严的期待。文学的“破圈”，首先在于文学思维的“破圈”，而“破圈”之首要在于真正重建文学与时代之血肉般的关联。我们究竟有多了解身处的时代，我们是否有能力、意愿与勇气去找到个体与时代的路径并进而描摹?对文学批评者而言，当我们将上述话语讲给作家听，甚至批评他们与时代脱节，其作品读者不爱读、读不懂时，我们是否也在既努力投身生活，对生活有见地，又能跳出生活，甚至站在文学之外，看待我们所从事的文学。

文学批评从来都不是文学批评者的专利。近些年我所听及关于文学和作家作品的精辟论点，竟然更多来自文学圈之外。这让我抗拒、沮丧的同时，更多是警醒。对文学生活，而非生活的沉迷，在文学内部自赏般就文学谈文学，以及在现实与时代的大潮中过度关注文学“为人生”的向度，而将“为艺术”有意无意地遮蔽，这些都是警醒。

文学批评与创作的互相关联与彼此独立同样重要，无高低之分，无依附之论。大多数文学经典的产生，有作家的心血，也离不开批评家的参与，二者不可缺一，这是不争的事实。在一次次的解读、重读以及“误读”的过程中，文学作品得以不断地生发出新的光芒。文学批评者如何更有效参与其中，则离不开对生活的体悟、阅读的广泛、敏锐的共情、精准的判断，以及自由的表达。

文学批评，有批有评，评中有批，批中带善。批评的前提是真诚，“批评必须坏处说坏，好处说好”。鲁迅先生讲出批评的本质;批评的方式要有效，文章少一些炫技，少一些看似颇具才华，但读来弯弯绕绕毫无营养的语言，即多讲大家听得懂的话;批评的目的是交流中共同提升，而不是通篇下来只留下一个大大的“好”字。当然，文学批评者还必须有一份雄心，于时代迷雾中，引领、推动着文学的走向与奔涌。或许现在相似的人生成长、学术经历，以及学术规范下，不可避免令文学批评趋于一定的同质化，但若都拥有着真诚与敬畏之心、严谨与深刻之态、理论与现场之融，对文学而言就是好事。怕就怕在不自知的圈子化、人情化，甚至自我矮化。

这些只是自己多年来文学创作与批评的点滴感受。深刻是谈不上的。虽说的是文学批评，但对文学创作而言亦如是。批评观与创作谈一样，写起来容易，但是真正落到实处总归不易，除了尽力而向，似乎也别无他法。

本文原刊于《南方文坛》2024年第5期

作者简介：

陈涛，文学博士，供职于《人民文学》杂志社，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与散文写作，评论文章见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当代作家评论》等报刊，著有《山中岁月》《在群山之间》。作品入选中宣部重点主题出版物，获冰心散文奖、华语青年作家奖、三毛散文奖、“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称号等。编选有《中国青春文学典藏书系》《灯盏》《中国短篇小说精选》《四十年，四十人——“茅奖”作家作品观澜(1982—2022)》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