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学院委托，我为硕博研究生开设了“科学哲学”课程。一次课堂上，在介绍“科学无政府主义”的内容前，我向学生询问道：“大家知道‘无政府主义’是哪个词吗？”有学生举手回答：“是anarchism。”我追问：“那为什么英文是这个词呢？”学生这次未假思索：“是因为拉丁语。”我依然不依不饶：“那拉丁语为什么是这个词呢？”学生显然有些不耐烦了：“这我怎么知道，你得去问西方人！”
我请她坐下，告诉她为什么我认为做一些词源分析不是没有意义的。维特根斯坦说：“Die Grenzen meiner Sprache bedeuten die Grenzen meiner Welt.（我语言的界限就是我世界的界限。）”语言深刻影响了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和表达。要使用好语言，尤其是在学术研究中用好语言，避免歧义，避免在符号相同但所指根本不同的世界中相互讨论，就要首先对词语的概念进行明确的规定和理解；而一个词的形式本身，是我们对它进行理解的最初的、最直观的方式。换句话说，没有详细的术语探源和概念拆解，那么人们对一个词的理解就只能来源于构成一个词的字本身和日常生活体验的一些模糊结合。就拿“无政府主义”一词来说，由于这里含有“政府”二字，很自然地就会被理解为“没有政府的状态”。在政治学领域，这样的理解虽说十分初步，但还不致产生大的偏差；而当这个词用于科学哲学领域的时候，我们是否还能借助表面的字义进行直观理解？“科学无政府主义”是否单纯表示排除政府在科学研究中的位置或反对政府干预科学研究？其实，“无政府主义”这个词来源于希腊语，由否定前缀“没有”和“执政官”构成，意为“没有权威，没有统治者”。“科学无政府主义”认为，在各种科学方法乃至人类的各种知识之间，不存在也不应存在某种普遍的、非历史的、支配性的方法，反对迷信或独尊某种方法，倡导科学乃至知识领域中的方法论自由，和“政府”本身并没有直接关系。
近代以降，随着西学的涌入，各式各样在中文语境中原本不存在的西方用语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国人的视野中。对于如何翻译这些词汇，也自然可以分成两派意见。一派认为，应去古代典籍中寻找或拼凑出和外来词意义相近的汉字词（实际上日本最初也是这样做的），例如将science译为“格致”或“科学”，将democracy译为“民主”。此种译法的问题在于，一语言文化中某词所涵盖的意义范围边界可能与另一语言文化中的任何已有词汇无法完全重叠，因此必定会造成或大或小的信息损失，造成明显的翻译者“再创作”和理解者“再再创作”。因此，另一派认为，应使用音译方式，使得在符号转化的过程中不产生信息损失，例如将science直接音译为“赛因斯”，将democracy直接音译为“德谟克拉西”。此种译法的问题在于，新造词中的字往往并无实际意义，无法根据字义直观判断词义，因此必须进行详尽的考据和翻译注解，由此便增加了术语使用和推广的门槛。当然，现实中这两种译法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如果二者得兼，自然就是绝妙的翻译。
然而，无论是哪种译法，都有可能面临这样一个问题：由于所选用字词的画面感和褒贬义而使价值判断悄悄渗入翻译之中。“蝌蚪啃蜡”和“可口可乐”的翻译差别早已成为传播学的经典案例；如果将chocolate译为“憔克戾”而非“巧克力”，我想，喜爱它的人或许会有所减少，因为“巧”和“力”中暗含了某种积极的价值判断，而“憔”和“戾”则反之。我常举一个社会科学的例子——将utilitarianism译为“功利主义”。utility（效用）一词本来并不包含价值判断，但“功利”二字在汉语语境中却含明显贬义（我们会评价一个人“很功利”“急功近利”），这使得大众对于utilitarianism哲学直观上就怀揣一种负面印象。问题在于，绝大多数人不会去深究这个词的真正含义，更枉谈弄清这个哲学派别的真正观点，但并不会因此而不在日常生活甚至在非哲学的学术研究中凭借直观感受去使用这个词，这就常常造成巨大的误解。因此，这个翻译是极差的。徐大建老师在翻译J. S. Mill（顺便一提，不知道政治经济学领域的“穆勒”和政治哲学领域的“密尔”其实是同一个人的，恐怕并不在少数，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咎于翻译的不统一）的Utilitarianism一书时，也认为译为《效用主义》更好；不过，长期以来的约定俗成已积重难返，最终还是不得不采用《功利主义》的译法。
无论如何，一个好的翻译要求翻译者通熟各种文化及相关学科知识，有突破词典定式，根据文化和语义去创设、注解乃至推广新词的勇气、能力以及号召力。这是翻译者的“科学革命”，也是翻译工具人可以被机器迅速替代，而翻译家则一时间难以被取代的缘由。如果说进取不易，那么守成总是不难。然而，在很多翻译的“常规科学”情况中，在存在明显更好的可供使用词句的情况下，由于翻译者理解的不深入、疏忽以及多译者之间沟通的不畅，往往产生很多不必要的翻译问题。不幸的是，这是翻译中的常态。
就经济学来说，尽管中国有着悠久的经济思想传统，但作为系统学科的经济学本身仍然是近现代以来的舶来品。我们有大量的经济术语译自西方（甚至包括“经济”一词本身），其中绝不乏巧妙、成功的翻译，但也有一些值得考量和商榷。辨明经济术语的翻译，一方面是外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另一方面也是语言经济学最初的一大研究方向。西方经济学在几个世纪当中产生了大量经典著作，对这些著作的阅读是深刻理解经济学乃至经济本身的重要依据。不过，阅读原语言的原著原文仍然显得成本较高。因此，一个可靠的翻译系列就显得尤为重要。然而，在阅读一些权威翻译系列的过程中，我仍然发现很多翻译问题，抛去拗口不流畅的问题不讲，还有许多会造成较大误解的翻译。以马歇尔的著作Principles of Economics的某权威中译本为例：第二篇若干基本概念中，马歇尔称能用于任何目的的对于具有一定货币价值的货物的支配权为floating capital，这里中译为“流动资本”；而当讨论资本是经过一次使用就完成生产任务还是以耐久形态存在时，产生了circulating capital和fixed capital的区别，然后前者又被译为“流动资本”。另一处，在翻译rent时使用了“租金”一词，然而就在紧接着的几句话中，又将quasi-rent一词译为“准地租”，丧失了前后的一致性。如果说当时是由于仓促为之造成质量的难免受损，那么现在或许应该投入一些资源和工夫认真重译，对这些问题进行矫正。
对术语的探源和翻译可以引出很多基本问题。例如，在学术研究中应当以何种方式对外来术语进行翻译；是鼓励译者添加价值判断和再创作，还是应尽量避免这种情况；同一学科内部和不同学科之间是否应统一术语；应该由谁来统一；等等。一个好的翻译可以极大地降低知识领域的“transaction costs”，反之，一个差的翻译则可能极大地增加它。如果说作为翻译产品的消费者和接受者，我们对此无能为力，那么，至少在相关重要概念出现时，一定要去查阅原文！
（作者系华中农业大学现代农业产业经济研究院特聘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