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为我们指出了未来文化建设的核心任务。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与之相对，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可被视为“中华民族传统文明”。归纳“中华民族传统文明”基本内涵，探索从中华民族传统文明走向现代文明的基本路径，理解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历史基础是当代史学工作者应尽的职责。
中华民族传统文明基本内涵
中国是世界农业起源中心之一。早在距今一万年前，中国的南方地区就培植出了水稻，北方地区产生了粟、黍，长江和黄河流域的生业经济开始了以采集业为主向以农业为主的转变，南稻北粟的农业经济格局逐渐形成。到了距今五六千年的仰韶文化庙底沟时代，农业已经取代采集业，成为先民们最为倚重的经济门类。农业的进步，为文明和国家的形成奠定了物质基础，中国早期国家的产生，与南方发达的稻作农业和北方发达的粟作农业密不可分。此后，古代中国每一次进步，都与农业的发展息息相关。
当然，农耕文明是中华文明的根基，并不意味着中华文明的物质基础仅仅建立在农业之上。随着文明的发展，各地区需要互通有无，商贸活动随即产生，商业文明也逐渐兴起，甚至一度影响着中华文明的进程。春秋战国时期繁荣的商业造就出许多巨商大贾，明代江南地区一度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商业文明也为中华文明的发展提供了动力。除了农耕文明和商业文明外，由于中华文明所具备的巨大包容性，在历史的某些阶段，还包容了游牧的文明形态。至迟在封建时代晚期，中华文明逐渐形成了多元一体的文明格局。
在国家产生以后，古代中国的国家向着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不断发展的。农业的发展和农业人口的扩大，离不开大一统的国家形态和中央集权的管理模式。首先，农业的发展要有一定的水利条件。中国地域辽阔，各地的地貌特征不同，需要由政府主导的大型水利工程。历史上的治理黄河水患、修建大运河，无不以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为背景。其次，古代中国旱涝灾害时有发生，这就需要政府调配丰收地区的粮食加以救济。这种“损有余而补不足”的救济行动自然也离不开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再次，列国纷争，相互攻伐，常常破坏敌对方的农业生产活动，这种现象在大一统时期基本不会出现。可见，古代中国是农业国家，农业塑造了以大一统中央集权为核心的政治文明观。
此外，农耕文明还塑造了一系列古代中国的文化基因。中华文明的首要精神特征，就是民本思想。民本思想既是政治思想，也是精神文明重要特征之一。所谓“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就是这一思想的集中体现。“一农不耕，民有饥者”，农业的发展要靠人力，老百姓必须靠双手获取丰收。由此发展出勤俭自强的第一美德。
中华民族的另一个重要精神特质，就是热爱和平，反对不义之战。从历史的角度看，自秦汉统一国家形成后，除了特定的抵御外族侵略的战争，中原王朝基本不会主动向北方的游牧区、南方的海洋区发起战争，反映出中华民族是一个热爱和平、追求和平的民族。中原王朝之所以把经营的核心区域放在长城以南、海洋之北，归根结底，是因为这一区域是农耕区，中原王朝施政理念主要围绕着农耕文明进行设计。
古代中国有一个极为重要的社会文明观，就是爱国和守礼，这一观念也植根于农耕文明传统之上。先秦之后，宗法组织解体，国家直接控制下的小农家庭成为社会的基本组织单元，但在乡村，由于互助生产的需要，亲族血缘关系依旧有着极大的影响，族居族葬现象依旧普遍存在。宗族组织具有相对的封闭性，宗族内的事务多由族长依据习俗、习惯来决断，这些习俗和习惯就是古代的“礼”。老百姓春耕秋收，“仓廪实则知礼节”，自然就会遵守统治阶层所定下的礼法。这也塑造了中华民族讲规矩、守礼法的文化传统。正是基于农耕文明的稳定性，古代中国才能产生“明德慎刑”的礼法观念，这种思想直到今天依旧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古代中国“家国同构”，“国”是“家”的扩大，爱家就是爱国。在夏商周时期，许多小国就是一家一国，一个国家往往立足于一个大的宗族，宗族内的成员既是族人，也是国人，家与国往往是一体的。因此，对家族、宗族的重视，很容易发展为爱国的传统。汉代移孝作忠，举孝廉为官，就是家国一体传统的体现。当然，在封建王朝“朕即国家”的思想下，士大夫忠君与爱国并不矛盾。对于普通老百姓而言，他们对于自身农耕文明的自豪，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们对代表农耕文明的汉民族的高度认同，体现了民族情结和爱国精神。
古人极为重视人与自然、人与环境的关系，这集中体现为“天人合一”的生态文明观。所谓“天人合一”思想，是指人与自然和谐相处，遵循自然规律，不违逆天道。古人之所以能提出“不违天时”的理念，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一理念是数千年农业生产实践所得。《孟子·梁惠王上》有言：“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只有不违背农时，老百姓才能有饭吃。
关于农时，中国古人有一个伟大的发明，就是二十四节气。二十四节气是先民们在长期的观象授时活动中总结出的智慧结晶，其目的是指导农业生产。比如，惊蛰后，天气回暖，土地解冻，可以春耕，所以才有“惊蛰一犁土，春分地气通”的农谚。每逢农事活动的时间节点，“毋作大事，以妨农事”，就要以农事为重，不能有违农时。正是基于对农时规律的深刻把握，并将这种经验应用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古人才能总结出不违天时的理念，为“天人合一”思想的提出奠定基础。
可见，早在先秦秦汉时期，中华文明就已经形成了五大文明相互影响、相互依存的文明模式，其物质文明主要表现为以农耕文明传统为根基，并能包容商业文明、游牧文明等多种文明形态，体现了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其政治文明主要表现为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体现了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其精神文明主要表现为以民为本，老百姓勤俭自强、安土重迁、热爱和平，体现了中华文明突出的“和平性”；其社会文明主要表现为邻里相助、爱国守礼，强调集体主义；其生态文明主要表现为“天人合一”思想。这五大文明体系，根基在于农耕传统。正是农耕传统塑造了中华文明一系列的文明基因和文明传统，使得中华民族一方面保持文明主线的不断裂，另一方面又能革故鼎新，不断吸收周边地区和民族的先进文化因素，展现出勃勃生机。这体现了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和“创新性”。
从中华民族传统文明走向现代文明
从中华民族传统文明角度出发，我们对“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理解，可以从当代中国相较于传统中国的“变”与“不变”两个方面进行。
在变的方面，当代中国在经历了70多年的社会主义伟大建设后，无论是在经济基础上，还是在上层建筑上，都与古代中国有着巨大的差异。在不变的方面，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核心价值观传承自传统文明。其一，中华传统文明中的大一统和中央集权思想，在今天也有它得以延续之处，成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政治文明的重要依托。其二，农业依旧是当代中国的第一产业，农耕文明中重视宗族、邻里互助的精神依旧在中国广大农村地区存在，乡土中国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精神文明的重要依托。其三，中华传统文明向来有天下大同的理念。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2035年目标和2050年目标，提出了实现共同富裕的要求，这既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中国传统文化观的延续。其四，“天人合一”思想要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这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完全契合，可以成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生态文明的重要依托。
相对于中华民族传统文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既有连续之处，也有创新之处。其连续的地方，主要体现在对传统文明中精华部分的创造性吸收，体现了五千多年的文明史的连贯性。其创新的地方，主要体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创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从而使中华文明得以新生，焕发新的生机和活力，也为世界提供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