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气魄惊人。

10月24日，深圳市委金融委员会办公室正式发布《深圳市促进创业投资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2024-2026）（公开征求意见稿）》（简称《行动方案》），首次提出“大胆资本”——力争形成万亿级政府投资基金群。

同样地，当中还有不少是创投圈首次看到的表述：分类研究降低子基金返投认定和要求，对于投资机构困扰已久的返投问题释放了积极信号；支持国资基金大胆试错，再次强调了国资容错和尽职免责机制.....身边投资人坦言，这些是让行业放下沉重包袱轻装上阵的有益尝试。

众所周知，深圳是人民币基金大本营，也是本土创投的风向标之一。以往深圳做法，不少城市也会效仿开来。

深圳带头：

拟分类研究降低返投要求

此次政策分为七个部分21条措施，当中不少颇具开创性。而印象深刻的是明确关于松绑返投的探索——

分类研究降低子基金返投认定和要求，对于种子和天使等初早期基金，探索取消返投时序进度、资金规模等要求。

这是一则重要的积极信号。尽管此前已有零散尝试，但深圳首次提出分类研究子基金返投认定和要求，对种子和天使等早期基金探索取消返投时序进度、资金规模要求等，对于创投行业而言有着标志性意义。

众所周知，眼下政府引导基金成为出资主力军，而其主要目的是为了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因此返投和招商开始摆在所有投资机构面前——不夸张地说，“只要募人民币基金，无论多么头部的机构，都避免不了返投问题”。

这一幕也深刻改变国内创投生态。为了完成返投目标，有的投资机构开始专门组建返投部门，将大部分精力用于研究返投需求；返投招商的压力也从投资机构传导至被投企业，有的极端情况则演变成“不迁注册地就不打款”。

不知不觉间，从投资机构到创业公司，似乎通通困在了返投里；尤其创投机构在返投压力下面临着进退两难的窘境。

如此一来，政府引导基金也是倍感压力——受限于返投要求，这在一定程度上会降低自身吸引力，往往会吸引不来优秀投资机构，最终与培育地方产业的目标背道而驰。

因此，返投松绑开始成了普遍共识。今年以来，我们已经看到有引导基金返投比例从最初的2-3倍逐渐降低到1-1.5倍；同时也制定更宽泛的返投认定口径。现在，深圳带头往前迈进一大步，令创投圈振奋。

整体而言，深圳此次《行动方案》极具系统性——创投行业面临着募投管退的堵点卡点，例如在增加资金来源及供给上，提出加快壮大“20+8”产业集群基金体系；推进金融资产投资公司、保险公司、资管公司参与创业投资；通过前海、河套优势吸引汇集国际资本；鼓励创投机构通过资本市场筹集长期资金等多项可行举措；退出方面，则就畅通境内外上市渠道、丰富并购重组支付和融资工具、开展S基金和创投基金实物分配试点等多项有利举措，是解决行业堵点卡点的系统性思路。

值得一提的是，《行动方案》目前正在征求阶段，现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

支持国资基金大胆试错

《行动方案》也对国资容错问题作了表态——

1、支持国资基金大胆试错，发挥好财政资金的杠杆放大作用；

2、整体构建投资容错和尽职免责机制，实行差异化考核监督制度，区分基金属性，提升投资积极性。

时至今日，国资已成为中国创投市场的主力军。清科研究中心数据显示，2024年上半年，国有控股和国有参股LP的合计披露出资金额占比达81.2%。换言之，一级市场超过8成的资金来自国资。

此前，为避免国有资产流失，传统考核体系中“不可亏损”被视为一条红线，每个项目都必须确保本金安全。一旦发生亏损，相关责任人可能面临问责。因此在面对投资决策时，国资负责人往往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这也就造成国资出手时往往“宁可错过，不担过错”。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原副理事长王忠民曾感叹，“哪怕不是投资失败，而是项目稍微有点财务记录的瑕疵，国资管理机构都需要承担责任。这导致国资管理机构在做股权投资时，容易出现风险厌恶行为。”

由此衍生出的一系列争议传导至VC/PE端。今年以来，一级市场关于“回购”的争论愈演愈烈。虽然回购有着存在的合理性，但某种程度上，以国资LP为代表的退出压力传导至投资机构身上，客观上加剧了回购现象。

因此，国资容错机制迫在眉睫——如果国资LP容错能够落地，那么传导至一级市场的压力将有所缓解。

不久前，《广东省科技创新条例》明确提出：国有天使投资基金、创业投资基金的考核中，不以国有资本保值增值作为主要考核指标。如今，深圳首次提出“大胆资本”，旗帜鲜明支持国资基金大胆试错。

最后，《行动方案》也提出三年目标——

到2026年，力争形成万亿级政府投资基金群、千亿级“20+8”产业基金群，百亿级天使母基金和种子基金群；全面激发社会资本活力，力争经备案的股权投资及创业投资基金超过1万家；全面优化创业投资市场环境，建成香蜜湖、深圳湾、前海湾、光明科学城等创投生态示范集聚区，提供不少于500万平方米产业空间载体和配套设施，创投生态氛围及营商环境国内领先。

一张属于深圳的创投蓝图徐徐铺开。

等待中国创投向上的拐点

此时此刻，中国创投正经历着寒冬。

清科研究中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募集基金数量和规模分别为1817只、6229.39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49.2%、22.6%；投资案例数共3033起，同比下滑37.6%；退出上，共发生746笔退出案例，同比下降63.5%。

正如投资人感叹：“今天的一级市场有四难——募资难、投资难、管理难，退出更是难上加难”。

目之所及，募投管退上的种种挑战让人心情复杂，“出清”正在席卷创投圈。相信每一位从业者都对此深有感触。

而历史无数次证明，科技的崛起离不开创投力量。过去20余年，中国创投市场伴随着经济一同高歌猛进，扶持了一批又一批科技企业发芽、生长，直至上市，进而成为科技龙头。当前全球掀起新一轮科技竞赛，科技企业更是需要风险投资人源源不断地“输血供氧”。

创投行业的生存问题，开始被摆上了台面。

极具标志性一幕是今年6月，国务院办公厅正式印发《促进创业投资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这是一级市场翘首以盼的创投“十七条”，覆盖了创业投资“募投管退”全链条，被寄予厚望。

退出困境迫在眉睫。随后9月1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指出，要尽快疏通“募投管退”各环节存在的堵点卡点，支持符合条件的科技型企业境内外上市，大力发展股权转让、并购市场，推广实物分配股票试点，鼓励社会资本设立市场化并购母基金或创业投资二级市场基金，促进创投行业良性循环。

如是种种，令人期待。

中国创投行业从蛮荒年代走过来，历经了无数个周期。犹记得年初创投大佬警示，这一次寒冬可能会长一点。低谷之下，还是那个朴素的观点：创投兴则产业兴，产业兴则城市强。于是城市之间掀起一场创投竞赛。

所有人都在等待着行业迎来一个向上的拐点。

附：《深圳市促进创业投资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2024—2026）（公开征求意见稿）》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