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迁驻延安。面对荒凉闭塞的陕北高原，党中央意识到必须组建自己的宣传体系，将党的声音传递出去，以打破国民党顽固派和日伪势力的封锁，改变人们因反动势力的抹黑宣传而形成的对党和党领导下的军队的消极看法，最大限度地争取各方面各阶层力量的支持，特别是争取中间进步力量的拥护和认同。

1月22日，党中央在进驻延安后的第9天，即重建中央党报委员会，旨在专门负责并加强中国共产党人的书籍报刊的出版发行工作。这个委员会的规格很高，由张闻天（时任党的总书记，党的最高领导人）、博古（中央宣传部长）、凯丰（中央组织部长）、周恩来、王明组成。张闻天、博古先后任主任，廖承志任秘书。当时，该委员会设有资料科：订阅和搜集国内外重要出版物，为《新中华报》（后来的《解放日报》）、新华社提供消息来源；出版科：主要担负发稿、校对任务；发行科：负责书报杂志的发行部门“新华书店”，为党中央提供书籍、报刊阅读服务。

延安清凉山新华书店旧址

1937年三、四月，中央党报委员会从延安北门外迁到凤凰山麓下城隍庙附近的一处院落里。

1937年4月24日，《解放》周刊正式出刊，由新华书店（局）承担发行任务。这一天，是新华书店承担发行任务以来具有确切纪时的一天。从这一天开始，新华书店的影响力日益扩大。因此，业界的主流观点认为这一天就是新华书店的诞生日。

但是，如果从党中央成立中央党报委员会酝酿编辑出版发行《解放》周刊的时间来看，提出用“新华书店（局）”名义来发行《解放》周刊的时间应该与中央党报委员会的成立是同步的。

事实上，《解放》创刊号在3月份就已经编排好了内容和版面，但由于没有铸字炉，铅字欠缺很多，无法印刷，一直拖到祝志澄从上海买来了印刷器材，请来了印刷技术工人，才得以于4月24日印刷发行。也就是说，如果当时印刷条件具备，《解放》周刊在3月份就能问世。考虑到从中央党报委员会成立到3月份，中间只有一个多月时间，在当时条件极端简陋的情况下，要完成组稿、编辑、排版等一系列流程，时间极度紧凑，所以在成立中央党报委员会的同时，就得商定《解放》周刊由谁来发行的问题，不可能等到发行时再临时组织发行队伍。

另一个事实是，在中央党报委员会成立前，党中央就组织人员从外地购买需要的书刊转到延安，到延安后再由通信员或报卷员分送给相关领导人和机关团体。后来随着延安自身出版和从外地购买书刊的增加，这支通信员队伍逐步得以稳定。

所以说，1937年1月22日中央党报委员会成立，除了决定出版《解放》周刊外，大概同时决定了出刊后的《解放》周刊由负责向领导人分送书刊的通信员来发行，并由这支通信员队伍组成中央党报委员会发行科，取名叫新华书店（局）。发行科成立后，负责送书、邮寄书刊的仍然叫通信员，这些通信员就是新华书店最早的一线力量。只不过，刚一开始新华书店没有挂牌，主要是为党中央搜集书刊，发行对象仅限于特定人群，鲜有对外活动，对外也没有什么影响力。

1938年7月1日出版的《解放》周刊

涂国林于1937年1月调入中央党报委员会，历任材料科科长、出版发行科科长和发行科科长，1938年秋调入中央宣传部。他的一席话很能说明问题，他说：“要历史地看问题，不能以现在的条件要求当年，一切事物总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1937年上半年，新华社只有陈克寒、李柱南两个人，《新中华报》是油印的，只有向仲华一个人。他们都属于党报委员会，工作、生活同我们在一起，编在一个支部，今天总不能认为他们那时不是独立建制，就不承认新华社、《新中华报》 的存在。新华书店的情况也是如此。”他在《党中央进驻延安初期的书刊发行工作》一文中又说：“周刊社的社址开始设在延安北门，有三孔砖窑和几间平房，后迁到城内天主堂对面的一个院子里。”“我们那时同《新中华报》、新华社住在一个院内。”依涂国林的意思，来到凤凰山之前，即在1937年4月24日以前，新华书店就已经与新华社、《新中华报》一样存在了。

然而对于新华书店的成立日期，有不少当时的亲历者说是1939年9月1日，如周保昌（时任职于中央发行部发行科、中央出版发行部，一直工作到1941年9月）、刘思让（时为中央出版发行部成员）、宋玉麟（原名张良，1940年后曾任关中新华书店经理、陕甘宁边区新华书店经理）等。

说新华书店是1939年9月成立的，与事实存着明显的差距：

首先，“新华书店”四个字作为机构名称最早使用于1937年4月到6月间发行科对外的业务：以“新华书店”的名义与外界联系，并在对外邮寄书刊的邮件上写上“新华书店”名称作为标识，同时启用“新华书店”印章。

其次，新华书店以“延安新华书店”六个字的形式最早出现在1937年10月2日《解放》周刊第18期的刊末马列丛书宣传的落款。

再次，1939年9月前，就有以“新华书店”名义经销的图书了，如1937年12月解放社出版的《列宁主义概论》，总销售：新华书店；1938年1月11日第28期《解放》周刊中列宁丛书推介的落款就是“新华书店总经销”。

以上充分说明，在1939年9月1日以前，新华书店就的确存在了。

作为事情的亲历者，没有必要误导新华书店的成立日期。既然他们这么说，肯定有这么说的理由。很多文献，如《七十春秋铸辉煌——新华书店纪实》和纪录片《新华书店》第一集《延安岁月》，都讲述了1939年9月1日新华书店延安北门外门市部开业现场的一个细节：庆祝仪式现场亮出了毛泽东为新华书店题写的店名“新华书店”四个大字。这应该理解为新华书店的正式挂牌。此前新华书店处于未挂牌的运行状态，可用涂国林的一段话来印证。

1939年9月、1948年12月，毛泽东曾两次为新华书店题写店名

涂国林在回忆录里说：“由于向区外发行的书刊越来越多，我们研究了一下，决定采用‘新华书店’的名称，刻了一个木质长戳，用以对外。”“但‘新华书店’四个字还只是写在邮件上，没有挂牌子。”这些至少可以表明当时新华书店没有挂牌，却又处于运行状态，就是现在所说的试运行。

在试运行（未挂牌）阶段，新华书店及其发行的《解放》周刊和马列丛书的影响迅速扩大到了陕西、山西、河北、山东、甘肃、四川、湖北、江苏、上海等十几个省域，在敌占区和国统区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取得了巨大而又意想不到的成绩，显示出了新华书店具有能胜任党的重托的强大战斗力。

正因为成绩显著，影响巨大，不负党的重托，党中央决定新华书店独立挂牌，单独建制。当毛泽东得知新华书店在1939年9月1日搬迁新址的时候，掩不住内心的喜悦，兴奋地说：“这好啊！这是人民群众政治生活的一件大事，是党的大事，国家的大事。”并即兴题写了“新华书店”四个大字。毛泽东一生中主动题词的事情并不多见。时为党的最高负责人（任总书记）的张闻天、红军总司令朱德亲临现场祝贺，足见当时的党中央对新华书店的肯定与期待程度！

1939年9月，新华书店延安北门外门市部开业（纪录片剧照）

所以将1939年9月1日定位为新华书店挂牌暨延安新华书店搬迁日更为妥当，也符合当天的现场安排，现场不仅亮出了毛泽东题写的店名，还挂出了“热烈庆祝新华书店延安北门外门市部开业”的横幅。这样就可以解释当时亲历者说新华书店成立于1939年9月的事了。自此以后，所有的新华书店，不论地区，不论店面大小，都挂上了毛泽东题写的“新华书店”四字招牌。当然，之前未挂牌的试运行阶段应当且必须纳入新华书店的历史范畴。

综上，将新华书店的历史追溯到中央党报委员成立的1937年1月22日更能体现党创建新华书店的初衷。1937年1月22日，随着中央党报委员会的成立，新华书店破茧而出，自1937年4月24日起随着《解放》周刊的发行而公开活跃于党的宣传领域，成为党在宣传领域的一支强大的生力军。1939年9月1日的挂牌，对新华书店来说，标志着新华书店单独建制，且已经能够独立扛起宣传党的思想的旗帜。如果没有这一次的单独建制，我党历史上可能不会有一个统一的出版发行机构，我党思想宣传发展史上也会缺少一块统一而又强大的宣传阵地。

来源：“文史博览”（wsbl1960）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