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为庆祝姜伯勤先生八十华诞，朱雷老师应邀撰写了《我所认识的姜伯勤先生》。从朱老师的文章中，我们知道早在1977年春节后，姜伯勤就从广州到北京，参加了唐长孺主持的吐鲁番文书整理工作。姜先生和朱老师在北京文书整理组相识。朱老师说：“见面交谈后，才知年龄、学历、兴趣、爱好均与我相仿。”他们在一起整理吐鲁番文书，朝夕相处，相互之间有了更多的了解。朱老师尤其推崇姜先生的学术功底：“老姜投入文书整理工作，唐长孺师和整理组的同志都表示欢迎。老姜是科班出身，又得到陈寅恪、岑仲勉、刘节等先生的亲炙，加上个人的努力，早已着手敦煌‘寺户’的研究，对文书的识文及研究，都有基础，故参加吐鲁番文书的整理，很快就能熟知规律进入角色，也就成为唐长孺师的整理工作得力助手之一。”
正是由于姜先生在文书整理方面的成绩得到了领导的肯定，所以1980年10月由朱雷老师带领整理组部分成员赴吐鲁番、敦煌等地参观考察时，姜先生也一同前往。这次的西北之行，他们一起讨论共同关心的问题，而且相互取长补短，不仅加深了两位老师的友谊，也是姜先生第一次到敦煌并结识了千佛洞的精英们——段文杰，史苇湘、欧阳琳夫妇，贺世哲、施娉婷夫妇，樊锦诗等，从而使姜先生与敦煌文物研究所的诸位先生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姜先生不止一次说过敦煌研究院诸位先生对他的帮助。在2011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唐五代敦煌寺户制度》“重印后记”中，姜先生专门写道：“本书撰写正式开始于1972年，其时我刚从五七干校回到中山大学历史系。1977年年底在国家文物局吐鲁番文书组忝陪末座，得到唐长孺先生指导，并承马雍先生、朱雷先生、王尧先生、黄振华先生多有指教。1980年在整理组资助下，得以去敦煌请益，并得到段文杰、史苇湘诸先生教导。在敦煌，有幸读到宿白先生《敦煌七讲》，深受教益。”吐鲁番文书整理组的工作和1980年的敦煌之行，对姜先生的敦煌学研究有着重要意义，也使姜先生成为同时代著名的敦煌学专家。
朱雷和姜伯勤从1977年在吐鲁番文书整理组共事相熟后，一直保持着较多的往来并成为挚友，他们的友谊延续近半个世纪。
2015年底，为编辑朱雷老师八十华诞祝寿文集，我与孙继民专门去广州。12月11日，我们和程存洁一起到姜伯勤家汇报编辑工作的进展，并希望姜先生提供大作。姜先生听后非常高兴，签名赠送我们《饶学十论》。当时姜先生年事已高，身体不好，我们没有奢望姜先生能提供文章。但姜先生说朱老师是他的“师父”，你们为我的师父编祝寿文集，我一定要贡献一篇新作，并报了几个题目。之后不久，姜先生就提交了《唐开元间吐鲁番文书所见的“作人”——与麹氏高昌时期与部曲相似的“作人”的比较》。收到姜先生的大作后，我一看题目，就很感动，因为《论麹氏高昌时期的“作人”》是朱老师的成名作之一。1983年朱老师携此文参加了在日本东京和京都召开的第31届亚洲北非研究国际学术会议，后来收入唐长孺主编的《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朱老师的论文第一次系统研究了初次发现的六世纪麹氏高昌的私属“作人”，姜伯勤当时就给予高度评价：“朱雷在这里提出了一个有启发性的创见，即指出高昌私属作人与南朝宋齐的‘十夫客’相似。我认为这个推断十分正确”。“由于作者找出了上述两种身份的相似性，将会促进今后对此一类型中古依附身份奥秘的进一步揭示。”再看姜先生文章后面的时间，1977年3月25—29日初稿、2007年7月3日改写。原来姜先生早在1977年就关注并撰写了“作人”研究的论文，这可能与朱老师研究“作人”是同时甚至更早。只不过朱老师研究的是麹氏高昌时期的“作人”，姜先生研究的是唐开元间的“作人”。
姜先生1977年完成的初稿，30年后的2007年改写后，一直没有发表。这次为给老友贺寿，专门挑选了这篇有纪念意义的论文，还在前面加了一段“前言”：
朱雷先生在《论麹氏高昌时期的“作人”》一文中，指出了麹氏高昌时期的“作人”可分为三类……第三类作人是一种特殊的封建隶属者……可以如同房屋、土地等财产，分配给后人。……本文则讨论唐开元年间吐鲁番文书所见一些“作人”的身份，经过考察，他们应与朱雷先生所论的麹氏高昌时期之第三类的“作人”，在身份上完全不同。
由此可知，姜先生与朱老师确为多年的知己。他们相互欣赏、相互帮助，这也是现代学术史的一段佳话吧。
姜伯勤是一位非常重感情的学者，哪怕别人对他有一点点帮助，他都会牢记在心。在北京整理文书时，姜先生正在重写《唐五代敦煌寺户制度》，朱雷老师知道后就将在上海抄录的敦煌写本《索铁子牒》给了姜先生。
1976年唐山发生地震后，正在北京整理吐鲁番文书的朱雷老师，根据安排转到上海继续工作。朱雷自述：“暇时至上海市博物馆‘寻宝’，见到该馆藏有若干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且多数较为完整、清晰。其中编号为上博8958/2号文书，即此《索铁子牒》。时馆方尚未定名、断代。询及该牒来源，亦无记载。承馆方支持，不仅得以抄录全文。并得反复揣摩纸质、笔迹、墨色。因有整理吐鲁番出土文书之经验，故判断非是近代以来之伪作。”当时世界各地的敦煌文书都没有公布，各国学者都是以“搜宝式”的方式获取材料，得到材料后大都视为“至宝”而秘不示人。朱老师获得这件珍贵的文书后，知道好友姜伯勤正在研究唐五代的敦煌寺户，就将抄到的这件文书给了姜伯勤。姜先生在1981年完成的《唐五代敦煌寺户制度》中引用这件文书时特别说明“承友人朱雷抄示”。姜先生利用这件文书提出自己的看法后又说：“如友人朱雷所教示，沙州归义军使衙此处以罪人收充‘观子户’，与前此以俘囚收充寺户相似。”由此可知，朱老师不仅将文书抄件给了姜先生，而且还将自己的看法也毫无保留地告知。
姜先生的《唐五代敦煌寺户制度》于1987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后，朱老师看到姜先生对《索铁子牒》所记“观子户”仅仅是简单提及，未做全面研究，同年8月又到上海博物馆重新阅读、释录、研究这件文书，于1993年才发表了《敦煌所出〈索铁子牒〉中所见归义军曹氏时期的“观子户”》一文。
正是由于在吐鲁番文书整理组的工作，朱老师对姜先生有了更加全面的了解和认识。朱老师说：“在交谈中，感到老姜最可贵之处，在于他经历虽和我们同样，但他……不仅俄语没丢，而英语、法语、日语多少也会一些。1983年我去日本参加国际学术会议，他知我日语水平差得太远，临时抱佛脚也无补救，所以特别为我设计了简单对话的一问一答，好似当年流行的英语九百句，颇有应用价值。”作为同辈学人，姜先生为朱老师设计日语“简单对话的一问一答”，就能看出双方真挚的感情。
1983年，由于中山大学历史系的工作需要，姜先生提前离开吐鲁番文书整理组，返校投入教学工作。朱老师回忆说：“还记得他回广州后发现《魏书》中有一条史料，是记前凉张骏治‘石田’的，遂工整抄录寄赠于我。虽早在1974年在乌鲁木齐做文书整理时，已将正史诸书有关史料搜集，已有此条，但我仍然从内心感谢老姜的关心。”朱雷1980年发表的《吐鲁番出土北凉赀簿考释》是一篇优秀的学术论文，姜伯勤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它“正在改变着国内外籍帐研究的面貌”。正是因为在《吐鲁番出土北凉赀簿考释》中，朱老师专门探讨了其中的“石田”，所以姜先生看到《魏书》中有关“石田”的资料时，就抄录寄给还在北京整理文书的朱雷老师。这与当年朱老师将在上海抄录的《索铁子牒》给姜先生是一样的。
朱雷和姜伯勤的年龄只相差一岁，都是隋唐史和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方面的大家。两位老师都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科评议组成员、唐研究基金会学术委员。朱雷曾任中国唐史学会会长，姜伯勤曾任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朱雷侧重于吐鲁番文书的整理与研究，姜伯勤侧重于敦煌学研究。虽然一位在武汉，一位在广州，但由于共同的事业，见面的机会比较多。他们志趣相投，相互欣赏，共同演绎了一段现代学林佳话。
（作者系浙江大学历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