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飞雁《汴京听风录》叙事研究

作者：刘宏志

历史悬疑小说无意去解说所谓正史，或对历史的本事进行评析，亦无意去围绕历史中的某一个具体人物展开书写，从而给这个历史人物树碑立传，而只是借助一个历史背景，借助历史中的人物，讲述一个作家创造出来的悬疑故事。就小说和历史的关系来说，这类小说的做法其实是选择了历史中的一个时间节点，想象在这个时间节点上可能会发生的影响历史进程的事件，详细展开，从而把这个时间节点膨胀开来。但是，小说的结尾，在演绎了一番丰富的、精彩纷呈的钩心斗角的斗争之后，又会让历史回到小说故事发生之前的原点。换言之，即小说某个时间节点膨胀开来的历史细节并不会影响既定的历史进程。这似乎有些后现代主义的色彩，即作者建构的丰富的情节，最终指向的是一个精巧的“空”。当然也可以说，小说其实是演绎了被史书忽略掉的，隐藏在史书平静表面之下的各种历史细节，它是在呈现历史的可能性，是在给冰冷、平淡的历史增加温度。南飞雁的新作《汴京听风录》可谓是此类小说的代表作，其扎实的历史史料的使用，波诡云谲的情节构建，都让这部小说具有了独特的艺术魅力。

一、历史韵味的呈现方式：

语言、知识与人物

历史悬疑小说，究其本质，其实是挂着历史外衣的悬疑类型小说。小说悬疑情节的建构，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小说的可读性。不过，历史悬疑小说的兴起，显然也和历史本身的魅力有关。特定的历史时段，耳熟能详的历史人物，都会在很大程度上吸引读者的兴趣，从而在悬疑情节之外，给读者提供另外一个兴趣点。不过，毋庸置疑的是，历史小说虽然可以引起历史爱好者的兴趣，但是，历史小说的书写，从来都不是简单的事情。简言之，相对于现实题材的小说，历史题材小说除了要注意故事情节的书写，还要注意小说语言的雕琢、历史空间的建构，要让小说故事在合乎历史逻辑和审美特征的空间中展开。

对于历史小说来说，小说语言的建构是最基础，但也是最困难的事情。让古人说纯粹的现代语言，就很难让读者进入小说营构的叙事空间中，很容易让读者出戏，自然也就无法打动读者。如果小说文言程度过高，有可能会影响阅读效果。所以，如何让小说既有古典的韵味，又符合现代人的阅读习惯，是历史小说作者首先需要处理的问题。这个问题，没有明确的标准，但是读者的确在阅读的时候，可以清晰感受到作者在这方面的功力。即使很多知名的历史小说，在小说语言上其实都存在相关问题。历史悬疑小说，虽然叙事中心在悬疑的建构上，但是既然披了历史的外衣，且非架空文，那么，对小说语言也是有同样的要求的。《汴京听风录》这个小说，可以明显看到，作家在叙事语言上下了很大功夫，譬如，小说开始部分的一段话：“有宋一代，东京汴梁开封府诸多勾栏瓦舍间，红栀子灯是青楼妓馆的招牌，最是缱绻风流、销魂蚀金之所。于是此言一出，登时满座皆笑。原来董齐庵丧妻数年，膝下无子，铁打汉子也熬不过的，何况熙熙楼的潘念念正值熟透的年纪，跟他正好比是蜜里调油，须臾分开不得。董齐庵听了这话，只有赧颜一笑，嚷了声‘惭愧惭愧’，忙不迭慌慌张张出了门去，留下背后一阵哄笑不绝。”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到，作家很明显是模仿了古代白话小说的话语模式。一方面，作家在现代语言中有意融入了带有古典语言色彩的词语，譬如“有宋一代”，“须臾分开不得”，另外如小说中常见的“拊掌一笑”，都是这类词汇。另一方面，小说部分地方还采用现代人能理解的文言句法，譬如“最是缱绻风流、销魂蚀金之所”。这些古典词语、古汉语句法的使用，让小说语言带有了明显的古典白话小说的韵味，强化了小说的历史色彩。当然，从小说文本来看，作家在创作这部小说时，对北宋时期日常语言的使用，对于特定时空的建构，显然也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作家对北宋时期日常生活语言做了深入的调研，并在小说中呈现出来，如上文提到的“红栀子灯”是青楼妓馆的招牌。又如，小说稍后，写到董齐庵在饭馆吃饭，吃完之后，说“麻烦打个荷罢”，显然，在北宋时期，在饭馆吃饭，把没吃完的东西打包，是叫作“打荷”的。诸如此类的小说细节，都说明作家是下了很大功夫去了解北宋时期的日常生活细节和日常生活语言，并将之呈现在小说中，这些都明显增加了小说的历史感。

在《汴京听风录》历史空间的建构过程中，作家关于北宋的扎实的历史知识被巧妙融入小说中，这对于建构特定历史空间的现场感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对于历史小说书写来说，历史知识的融入往往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把历史知识作为一种装置，成为小说背景，构成小说故事情节发生的环境的话，小说就可以明显具有特定的历史年代感。《汴京听风录》中关于北宋时期扎实的历史知识显然极大地丰富了小说的细节，给人极强的历史代入感。透过小说可以看到，作家对北宋时期的官制、北宋宋仁宗时期的外部形势、西夏李元昊登基之前的困境，以及宋朝的消防制度、宋辽边关榷场商贸规则、宋仁宗时期祆教在开封的居住情况，等等，都非常熟悉，并将其融入小说中，给读者建构了一个带有明显时代特征的历史文化空间，也让作家创造的以北宋为背景的一段故事情节自然运行在这个带有明显北宋时代特征的开封城内。《汴京听风录》在历史文化空间的建构方面尤为精巧的是，作家所掌握的这些北宋历史文化知识并不仅仅作为一种知识的陈列，仅仅用来建构特定时代感，而是被用来有机地和小说情节勾连在一起，从而让小说具有了明显的时代感、真实感。譬如，小说一开始写到辽国间谍董齐庵要逃回辽国，这就涉及一个路线的选择问题。小说由董齐庵逃亡的路线选择，从他们走水路，谈到了北宋时期东京周边的水路码头，以及通往的方向；从他们走陆路，从董齐庵设计的逃亡方式，又谈到了北宋时期北宋与辽国之间的通行路线，以及此时宋辽两国皇商的运行规则。在利用历史知识建构推进小说情节发展方面，尤为精彩的是作者借助祆教刺客逼走李元昊的情节书写。小说中，宋崇等人为了掌握间谍斗争中的主动权，主动和生活在开封的祆教样磨部联系，利用他们和西夏的矛盾，放手让这些人把李元昊从开封城逼走。在这一部分情节的书写中，涉及北宋、辽与西夏三国之间复杂的外交关系、西夏内部复杂的斗争形势、北宋时期东京漕运的特点和路线，以及北宋时期域外人士在开封的生活情况。让历史知识细节成为小说情节的有机组成部分和推动小说情节发展的力量，显然是这部小说非常成功的地方。

谈及《汴京听风录》中独特的历史韵味，不能不谈到小说中的人物。小说主人公是宋崇、沈追、孙从吾等虚构的人物，不过，小说也写了宋仁宗、晏殊、钱惟演、柳永、包拯等一系列历史真实人物。《汴京听风录》的主要故事是间谍斗争，晏殊、包拯、柳永等人都是历史中的名人，相关史书记载中没有参与间谍斗争，所以，他们自然不可能是小说的主角，而只能是小说故事中的旁观者或者有限度的参与者。从小说来看，个别人物，因为前期铺垫太少，导致最后显得有些过于高明，让人难以相信之外，其他人物，都颇有特点，可以说是作家根据历史人物的身份特点、性格特点而有意建构出来的。譬如小说中的钱惟演，历史中此人为吴越王后裔，善攀附权势，又常常有郁郁不得志之感。于是，小说中的钱惟演便成了被意图推翻大宋，刺杀宋仁宗的广运营、辽国间谍所利用的人物，如此人物设定，与历史真实人物性格、追求，颇为接近。小说中塑造得更为精彩的历史人物是柳永。关于柳永，我们知道他是宋朝著名的文学家，且命运多舛，才华横溢而不得入朝为官。但是此人却颇为洒脱地自称“奉旨填词柳三变”，且写出了“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的名句。从历史中柳永的行为来看，此人是多少有些侠气的。这部小说中，柳永较为深入地融入剧情中。小说中的柳永，一方面是一个游历天下，且给宋崇等人提供了关于西夏、辽国很多信息的人，另一方面，又是洒脱不羁，心系黎民的人物。小说中，西夏李元昊的心腹谋士张元本是北宋文人，因为科举落第，对北宋心怀不满，流亡西夏，意图凭自己的才华辅佐西夏，进攻宋朝。对于张元的怀才不遇，进而想借助西夏对北宋发动战争的想法，柳永有一番义正词严的批驳：“你我三人皆殿试落榜，自然心气郁结，但若是真有胸襟，看看那录取的天子门生们，有几个不是靠真才实学？……官宦簪缨之家，或许出不了进士，寒门子弟或许真就高中榜首。这叫什么？这便是公平，这便是大宋之法。”“西夏建了国便万事大吉了么？依附大宋，联合治辽，党项一族或许还能延绵不绝，一旦贪人主之位，自立于宋辽两国之间，经营得好，也免不了龌龊战乱，经营不好，或许便是亡国灭族之祸……俗礼岂为你我所设？所谓叛宋投夏，所谓华夏夷狄，都是虚妄，能将一腔抱负一身本事用到正途，能有利于一方风水一地百姓，平生所愿足矣，不枉一番寒窗彻骨，也不枉受了几多屈辱，几多悲凉。至于誉你谤你，功你过你，又能奈你何？”这段话酣畅淋漓，元气十足，既显现出北宋文化繁盛之际文人的胸襟气魄，又颇符合柳永的历史人物形象特点。郭绍虞给《金瓯缺》这部小说写的序中说到历史小说写作的特点——“所谓创作，乃是‘自无而成有’之意，西人的术语称为making out of nothing，这就说明创作与著作不同，由艺术言著作还低一级，创作要高得多。这却是写历史小说最困难之点，而姚氏还以他自己独特的丰富的想象力写得有骨有肉，栩栩如生。因此我现在还想补充一句，不仅‘自无而成有’，还要‘自静而到动’。所谓‘到动’即一般人所说‘写得活’的意思”——强调了历史小说写作，既要符合历史事实，也要有能力写得活。在我看来，小说关于柳永的书写，就给这部小说增色不少，这段元气淋漓的表述，也让柳永这个人物“活”了起来，超越了读者所熟知的仅仅一个“奉旨填词”的柳三变，同时，也让小说明显带有了大宋盛朝气象。这些人物与小说中虚构人物的互动，也成功地让小说具有了历史韵味。

一般而言，就历史小说创作来说，对于特定历史时期历史细节的把握是颇为困难的一件事情，作家也很容易在历史细节方面出现问题，这其实也是很多网络历史小说写成架空文的原因——出现了历史知识的知识性错误。《汴京听风录》某种意义上在这方面可谓是历史小说的典范。它不但呈现了很多颇为偏僻的历史知识，而且还把这些历史知识组合进小说情节中，用来推动小说的发展。甚至可以说，作家南飞雁在这部小说中呈现出一个北宋时期关于开封的历史专家的形态。或许在创作这个小说的时候，他已经在脑海中创造了一座北宋时期的开封城，城中的历史文化细节纤毫毕现，这才成就了这部小说扎实的历史文化知识呈现，以及富有北宋时代特色的叙事空间的建构。历史悬疑小说，某种程度上，就像是作家引领着读者在历史细节中穿行。客观而言，如上文所述，这类小说不会改变历史的原有的轨道，只是在历史的某一个时间点，让历史停下来，结合历史背景，把这个时间点膨胀开来，呈现出无数的细节，呈现出历史在这个时间节点的某种可能性。看上去，似乎对作家的历史知识要求不高，因为它似乎并没有规定要去谈历史的某些细节。不过，从《汴京听风录》可以看出，这类小说，如果要写好的话，其实对小说作家的历史文化知识有极高的要求。小说虽然不是正史解说，似乎可以抛开历史本身，但是，却需要在历史真实本事的基础上，找出合乎逻辑的情节发展细节，并以此为基础开展情节。小说虽然不涉及真实的历史本事，却需要在真实的历史事实细节中穿行，即小说的情节、小说中的人物，虽然和历史本事无关，却不能违反真实的历史本身，甚至，还需要借助历史的细节来展开故事。《汴京听风录》在这几个方面做得极为到位，作者凭借扎实的历史文化知识的呈现，以及巧妙的情节构思将故事和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结合起来，在小说中建构了一个富有说服力的北宋东京。

（图片来源：开封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图片来源：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二、悬疑的制造方式：

视角、结构与反转

《汴京听风录》整体情节颇为紧凑，悬念不断，这自然是和小说设计的多重矛盾冲突并行的情节建构方式密切相关。小说中写了多个矛盾冲突，就组织之间矛盾而言就包括了大宋皇城司与辽国刺机局的矛盾、皇城司与西夏翊卫司的矛盾、翊卫司与刺机局的矛盾、皇城司与在京房的矛盾、样磨部刺客与西夏的矛盾、广运营与皇城司的矛盾，另外，里面还有很多个人之间的矛盾、恩怨，譬如皇帝与刘太后之间的矛盾、晏殊与钱惟演之间的矛盾、钱惟演与孙从吾之间的矛盾，等等。这么多的矛盾，自然就会涉及很多的故事线索，那么，如何结构一个故事，能够从容地把这些矛盾容纳进来，并且把故事的前因后果交代清楚，然后张弛有度地把故事演绎下去，就成为考验作家的一个环节。从小说来看，《汴京听风录》采用以人物为中心的复数射线时间叙事的结构模式，从而容纳了这么多的矛盾，同时也讲出了一个多重悬念交织的故事。

“所谓复数射线时间叙事，指的是小说叙事在总体上存在一个核心的叙事轴，但是小说又不是如经典现实主义小说的叙事模式一样，紧密围绕这一个叙事时间轴，层层推进，严谨地推进故事的发展，而是让这个核心叙事轴上的人物、事件如同从这个轴上射出去的箭一样，以这个核心叙事轴为核心，自由向外延伸，获得更大的叙事自由。这些核心叙事轴上的射线的叙事虽然也在围绕核心叙事轴进行叙事，但是与此同时，这些射线叙事因为获得相对较大的自由度——不必在情节上十分紧凑地围绕核心叙事轴推进——从而可以相对自由地展现更为宽泛的空间和时间，可以呈现出更为复杂的社会场景。”《汴京听风录》虽然存在一系列矛盾设置，但毋庸置疑，这里面最核心的矛盾还是皇城司与刺机局、广运营之间的矛盾。围绕这个矛盾，小说在向前推进的过程中，取消了全知叙述者，而是分别以沈追、宋崇为主的小说主要人物的视角，一节一节地推进故事。比如小说进入正文之后，第一部分小标题是“董齐庵”，第二部分小标题是“陈宓”，第三部分小标题又是“董齐庵”，小说各个部分的叙事的展开，基本是以小标题题目人物的视角为基础的，小说整体的故事就在不同人物的视角下向前推进。这种写法，相比较围绕一个事件紧密展开情节的小说，会带来一定程度的情节的松散。但是，这种叙事结构带来的优势也是明显的，相比以事件为中心的单线叙事小说，这个结构模式让叙事有了更大的自由空间，可以从主线叙事延展开来，交代故事以及相关人物的背景细节，从而让小说呈现出更为丰富、立体的层次。比如小说中关于开封漕运的介绍、各种矛盾的细节的介绍，都是利用这种视角自然地呈现出来的。换言之，这种小说结构方式，其实是让作家比较便利地把历史背景，以及各个矛盾的前因后果呈现出来。《汴京听风录》之所以能在不太长的篇幅内容纳那么多的矛盾关系，并且有条不紊地展开，构成一个复杂的矛盾关系网络，和对这个结构方式的采用是密不可分的。

当然，作为一个历史悬疑小说，这个叙事模式的采用，更有价值的地方在于，在以人物为中心叙事的同时，自然而然地采用了对应人物的内视角，这种叙事视角，在叙事学上称为不定内视角。内视角是一种限制视角，对于悬疑类小说来说，限制视角几乎是天然的最合适的视角。这个视角可以让读者随同叙述者一起疑惑，然后一点一点地发现真相。《汴京听风录》采用了不定内视角，则是同时展开了多个人视野中的疑问，从而让小说形成了多重悬念并进的叙事效果。从小说来看，在部分地方，需要给读者做解释的时候，作者会采用全知视角来做简单讲解。譬如沈追跟随董齐庵逃亡之时，为了拖延时间，悄悄杀死了自己乘坐的马匹，但是读者不知道沈追的马为什么死了，所以，虽然这一节是以董齐庵的视角来展开，作者还是在此处设置了一个全知叙述者，给读者交代清楚沈追的马是怎么死的。但是总体上，作者基本严格执行了限制视角，这个限制视角是严格遵照叙事视角的身份来的。譬如小说一开始，沈追化名陈宓，救出董齐庵，并随董齐庵逃亡。此时在标题为“陈宓”的小节中，就是以沈追所装扮的这个陈宓的视角来展开，所涉及的内容严格规范在“陈宓”这个身份所对应的知识，而不涉及沈追这个身份所了解的内容。这种叙事方式，就导致小说叙事不断出现悬念，不断解密，不断反转。比如，小说正文部分第一小节标题是“董齐庵”，基本以董齐庵的视角展开，从这个视角读者确定，董齐庵是辽国的间谍，并且看到一个大宋的基层官员给他示警，并且要随他去辽国。第二小节的标题是“陈宓”，读者就可以看到，原来陈宓向董齐庵示警其实是皇城司提举孙从吾给董齐庵设置的圈套。但此时，读者也仅仅知道，陈宓是皇城司的密探而已，陈宓与董齐庵二者尚处于斗智斗勇阶段。此后，多个小标题为“陈宓”的情节中，小说视角也都严格限制在“陈宓”这个身份所对应的消息。可是后来，当董齐庵突然喊出了“陈宓”的真名“沈追”之后，小说中以“沈追”为标题的叙事内容，其叙事视角立刻转换成了沈追的视角，叙事内容的信息量明显就比“陈宓”视角大了很多。此时，随着视角的变化，小说也产生了新的悬念：小说中，“陈宓”一出场，带给读者的悬念是，他能否取得董齐庵的信任并获取相关情报，后来则是，他能否成功离开。当董齐庵喊出“陈宓”的真名“沈追”的时候，之前的悬念消失，似乎沈追必死无疑；但是，董齐庵却没有杀沈追，而且小说在此处又设置了新的悬念——董齐庵告诉沈追，皇城司之前做的全都错了，而且，他不杀沈追的原因是，沈追还有用。沈追自然知道自己不是辽国奸细，所以，他对辽国有什么用呢？而且，为什么说皇城司之前做的都是错的呢？从沈追视角出发，他是疑惑的。读者的视线是跟随沈追的限制视角的，所以，读者也是疑惑的。

如果说悬疑小说中，一般的限制视角只是通过一个人的视角来呈现出小说悬念的话，那么，不定内视角则是同时呈现出几个人的视角，从而带给读者多重小说悬念。《汴京听风录》是借助不定内视角来展开的，而小说中几个主要人物各自负责的主要事情既有联系，又有不同，于是，借助不同人物的被限制的视角，小说就不断产生新的悬念。譬如，董齐庵对沈追说的一句“你还有用”，让悬念贯穿了整部小说；沈追又发现陪着妻子嫁过来的郭婆有问题，那么，郭婆属于哪一方面的人，又构成一个悬念；之后，他又收到孙从吾的密令，暗查许沂，那么，许沂到底是哪一方面的人，还是一个悬念。从宋崇这个视角来说，他负责探查西夏使团，结果在祆教铁屑楼就遭遇到了刺杀，刺杀者是谁，首先就构成了一个悬念。从孙从吾这个视角，虽然他作为皇城司的提点，掌握信息情报比较多，但是对他来说，钱惟演身边的胡垚究竟是哪方面的人，也是一个悬念。小说利用不定内视角涉及的不同的人，一层一层推进小说，一点一点设置悬念，去解密，同时又不断去设置新的悬念，直至最终真相大白。这个不定内视角以及对应的叙事结构就让小说中不同的悬念并行，构成了一个复杂的多重悬念网络，也使小说不断进行在设置悬念和解密的过程中，从而带来一步一景的叙事效果。而且，在解开悬疑的过程中，小说还不断制造反转。譬如上文提到的，在董齐庵发现了沈追的真实身份之后，沈追自以为必死无疑，读者也以为沈追凶多吉少，结果董齐庵却放了他，这就构成一个反转。小说中关于胡垚这个人物，也着墨甚多，初看此人，以为是钱惟演的文胆，虽然之后关于此人身份，也有颇多疑问，但是最后亮出底牌，此人却是广运营的间谍，意图刺王杀驾，这也构成了一个反转。小说中的孙从吾，作为皇城司的提点，殚精竭虑，艰难维持大宋江山，最后却也有一个反转，之前他居然是辽国的间谍。小说中的宋仁宗，看上去着墨不多，小说前半部分也似乎没有什么个性，没有什么表现，但是在小说最后，却显示出他其实对晏殊、钱惟演等人的行为、心思洞若观火。这个反转看上去颇令人震惊，似乎超出了小说的叙事逻辑，但是细细想来，却又合乎逻辑，作为一代明主，宋仁宗自然必有其过人之处，自然不会如他表面上呈现出的宽大仁厚那么简单。

毋庸置疑，对于历史悬疑小说来说，悬念的设置、解密是小说非常重要的环节，可以说关系到小说的成败。《汴京听风录》通过多重矛盾关系的设置和不定内视角为主的叙事视角的使用，设置了一系列的悬念，且形成了解密和新的悬念设置同步进行的情节模式，从而让小说始终保持着情节的张力，吸引着读者的阅读兴趣。当然，其悬念情节的设置，也并非为了悬念而悬念，而是带有了历史、人性的思考。譬如小说中最大的悬念之一，即一开始就设置的，关于沈追有什么用的问题，最后的解密是，藏匿了几十年的广运营要利用沈追知晓通往皇宫的地道密口，从而刺王杀驾。小说开始不久，就利用沈追视角留下这个悬念，在小说中确实起到了草蛇灰线，伏笔千里的效果。不过，这个悬念却是和一段沉重的历史事实有关。广运营成员都是北汉遗孤，和北宋有血海深仇。他们祖辈三万多人，被宋太宗赵炅派去的人屠杀得只剩百人。这百余人就成立了广运营，并教育他们的后代，要颠覆大宋，为北汉复仇。但因为自己势单力孤，所以，广运营就投靠了辽国刺机局，成为刺机局安排在大宋的间谍集团，也成了宋辽两国争斗的棋子。从运营的形成，似乎可以窥见历史的某些真相——历史的进程往往伴随着深刻的阵痛。另一方面，也可以引发读者对历史人物命运的思考。从道义而言，广运营立志颠覆大宋，似乎是有其合理性因素的，但是另一方面，他们的努力让他们成为辽国的棋子，不禁让人感叹历史洪流中个体的渺小和无奈。小说这个情节悬念的设置，已经超越了简单的悬念，不仅推动情节的发展，还带给读者关于历史、人性、命运的思考。

结语

读《汴京听风录》，如行山阴道中，其情节一波三折，引人入胜，往往于似乎无路可走之际又柳暗花明；又如行走在一千年前的东京城内，其市井之繁华，人物之音容笑貌，似乎历历在目，栩栩如生。作为一部历史悬疑小说，《汴京听风录》游刃有余地穿行在历史的缝隙之中，不仅有对北宋历史知识纤毫毕现的呈现，而且还能利用历史细节设置悬念，巧妙地把历史真实人物安排在小说中，从而让小说散发出历史的魅力，让读者读到的不仅是一个带有历史色彩的悬疑故事，还有关于北宋的历史，以及湮没在盛世王朝之下的历史的喟叹。

［作者介绍：郑州大学文学院教授］

 （来源：《中原文学》2025年6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