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伦卡·布什蒂科娃（Lenka Buštíková），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政治与全球研究学院助理教授，主要研究兴趣为政党政治、选举行为、庇护主义、法治与东欧问题；帕沃尔·巴博什（Pavol Baboš），布拉迪斯拉发夸美纽斯大学文学院政治学系助理教授，研究兴趣有中东欧的选举行为，疑欧主义和政治经济学。

摘要：民粹主义者在危机中应如何进行治理？本文通过分析第一波新冠疫情危机中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技术官僚民粹主义者的治理行为回答了这一问题。本文确定了民粹主义对于新冠疫情的三个反映特征。首先，民粹主义者绕开了既有的、制度化的危机应对渠道。其次，民粹主义者参与制定了不稳定但反应迅速的政策。这两个特征在民粹主义中普遍存在。再次，民粹主义者为了获得合法性，会将专门知识政治化，技术官僚民粹主义者尤为如此。例如，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的技术专家民粹主义者就是出于政治目的将医疗专业知识武器化。

要词：新冠病毒；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技术官僚民粹主义

文源：Lenka Buštíková, Pavol Baboš, “Best in Covid: Populists in the Time of Pandemic” Politicas and Governance,  Vol. 8 2020, pp.496-508.

收录：《大译编参》2021年第59期，总第59期，大外交智库外文编译评论组创办。

编译：李九阳，大外交智库外文编译评论员助理研究员，现就读于大连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审校：石博华，大外交智库外文编译评论员助理研究员，现就读于外交学院外交学与外事管理系；梅思源，大外交智库外文编译评论员助理研究员，现就读于湖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再审：闫艺林，大外交智库外文编译评论员助理研究员，现就读于北京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张童沿，大外交智库外文编译评论员助理研究员，现就读于上海理工大学中英国际学院。

编译精选

一、引言

本文探讨了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的技术专家民粹主义的内部机制。本文通过分析确定了民粹主义应对新冠疫情的三个特征。首先，民粹主义者绕开了建制化、制度化的渠道来应对危机。其次，民粹主义者参与了不稳定而又反应迅速的政策制定。这两个特征是民粹主义中普遍存在的。第三个特征是知识的工具化，尤其针对技术官僚主义和技术官僚民粹主义者。技术官僚的民粹主义者将专门知识政治化，以便获得合法性，并利用专家驱动治理的叙事与选民建立直接联系。因此，科学和专业知识合法化的响应式危机管理特别有助于他们号召选民。

技术官僚的民粹主义（Technocratic populism）是一种以结果为导向的民粹主义，通过专业知识将选民与领导人直接联系起来。当治理不足的州的选民拒绝左翼和右翼政党时，他们会选择那些在审议功能失调的政治领域之外提供专业知识的领导人。

本文首先概述了技术官僚的民粹主义与其他形式的民粹主义的区别。其次，本文证明了捷克共和国的“不满公民行动”党（Action of Dissatisfied Citizens，以下简称ANO）和斯洛伐克的“普通民众和独立人士”党（Ordinary People and Independent Personalities， 以下简称OĽaNO）均属于民粹主义政党。由安德烈·巴比什（Andrej Babiš）领导的ANO主持了捷克共和国与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新冠疫情对策。由伊戈尔·马托维奇（Igor Matovič）领导的OĽaNO在反腐败平台上赢得了2020年2月在斯洛伐克的选举后，与其他三个政党组成了执政联盟。但是，他们的执政议程随即遇到了新冠疫情的阴霾。本文首先讨论捷克案例，然后将其与斯洛伐克案例进行比较，最后讨论了对技术官僚民粹主义研究的更广泛意义。

二、技术官僚民粹主义

民粹主义是一种薄弱的意识形态，也是一种获得权力的战略，可以强化行政人员的权力。民粹主义意识形态强调并结合了身份政治和技术专家知识。民粹主义类型是由“人民”的核心定义所划分的。民粹主义回应了三种不同的问题：经济不平等、基于身份的排斥和对“普通百姓”产生负面影响的治理。

技术官僚的民粹主义使专门知识政治化以获得合法性，并使治理工具化。但是，这是民粹主义的变种，而不是专家的统治。技术官僚民粹主义者以专业知识为基础，以“人民”的名义统治。他们“从策略上利用技术专长的吸引力，并通过武器化手段传达民粹主义信息”。此外，民粹主义者利用技术专长来绕过代议制民主制度。

技术官僚的民粹主义政党回应了“普通民众”的不满，他们对主流政客的治理不满意，并提供了治理方面的专门知识，直接联系选民。排他性民粹主义对与种族多样性有关的不满作出回应，而包容性民粹主义试图纠正经济排斥。当民粹主义者选择分裂性的身份政治时，他们会捏造一些所谓“人民的敌人”，并将其应用于对政治对手的描述。民粹主义者保持灵活性，可以根据许多身份标志（例如种族、文化、语言或性别）来定义“他者”。意识形态的工具性是民粹主义政策不一致性和灵活性的基石。

大多数政府必须在选民想要的东西与可行的东西之间取得平衡。技术官僚的民粹主义是民粹主义的子类型，通过最初在政治领域之外提供专业知识以及领导者与“普通”支持者之间的直接、个性化和即时的责任联系来应对危机；通过最初在政治领域之外提供专业知识以及领导者与“普通”支持者之间的直接、个性化和即时的责任联系来应对危机。

三、ANO和OĽaNO

自从1993年捷克斯洛伐克分裂以来，施政质量不高一直是两国长期的劣势。二十年后，不满的选民转向了以兑现反政治腐败承诺为基础的反建制政党。最突出的两个例子是ANO和OĽaNO。

ANO和OĽaNO都具有灵活和机会丰富的政策平台，可以应对公众情绪的变化、社交媒体的更新和广泛的内部民意调查，使他们得以灵活调整政策、立场。ANO最初是一个财政保守的政党，承诺在2011年进行有效、精准的治理。但是，ANO在2020年的核心选民主要是该国的退休人员。

在经济政策方面，ANO和OĽaNO都吸引了左倾的工人阶级阶层。两种“响应式”设计均以经济政策为目标，以在没有预算约束的“责任”的情况下吸引选民。自上台执政以来，ANO加快了针对性福利计划的支出，但同时降低了税收。

四、捷克应对新冠疫情的措施

2019年，捷克政府的目标是2020年的预算赤字不超过400亿捷克克朗（15亿欧元）。但是，新冠危机迫使人们增加了支出。2020年4月，政府将预期目标扩大至有史以来最高的5000亿克朗（188亿欧元）赤字估计。尽管ANO在一个精简、类似于企业的高效状态的平台上运行，但即使在疫情之前，在其统治下该国的财政运行机制也变得过于臃肿。

2020年春季的新冠疫情检验了该国的效率。政府迅速做出反应，并于3月11日采取了严格的紧急措施。学校、非必要的企业和办公室被关闭。政府还限制了不必要的旅行，并关闭了与邻国的边界。根据卫生部的数据，截至2020年9月4日，捷克这个拥有1060万人的国家共记录了26452例病例和426例死亡病例。从公共卫生的角度来看，人们成功控制了第一波疫情。

ANO采取了包括关闭边界在内的非常措施来保护公共健康。紧急行动小组首长罗曼·普里米拉（Roman Prymula）提出了关闭边境两年的想法。作为紧急措施的一部分，政府禁止捷克公民离开该国，这让许多人想起“铁幕”。反对派政客称该措施违宪，参议院开始向宪法法院提出申诉。由于预计到可能会败诉，政府于4月下旬开放了边境，但这仅仅针对本国公民，对于外国人来说，边境仍然是关闭的。

第一波疫情的成功很大一部分原因归功于民间社会激进主义、志愿服务、人力资本动员以及公民遵守社会公共安全措施的良好行为。政党领导人安德烈·巴比什（Andrej Babiš）提出了国内生产自制口罩，首相也利用疫情来将自己打造成真正的“人民子弟”。

疫情中的技术官僚民粹主义是一把双刃剑。惊慌失措的公民认识到了口罩和社交距离的重要性，使得政府在第一轮中就可以制服这种病毒。灵敏反应与不需要微调的“生硬”措施兼容，例如关闭边界或封锁城市。这些措施立即满足了公众对安全性的要求，并且从公共卫生的角度来看是有效的。但是，为了长期对抗这种病毒，政府需要执行负责任的政策，这些政策需要更高水平的政府能力、协调措施和细致的计划。

巴比什与选民建立了直接联系，选择性地交流专业知识。他曾向卫生专家咨询过这种新型冠状病毒的反应，但没有经过专家的审议。专门知识被用来绕过制度化的渠道以应对危机。这使得ANO的领导合法化，并增强了民粹主义回应模式。在第一轮疫情中，ANO赢得了更多支持。

五、斯洛伐克对于新冠疫情的应对

马托维奇作为斯洛伐克OĽaNO的领袖，是“人民的子弟”，他更喜欢直接与选民联系。但与此同时，像巴比什一样，他也坚定地控制着自己的党派。像ANO一样，OĽaNO几乎没有党的组织和基础。在2012年至2016年期间，该党只有四名成员。在2019年底，政府修订了《政党法》，该法引入了最低限度的政党标准，例如政党成员的最低人数。为了遵守规则，OĽaNO将其成员人数增加到45。

2020年2月29日，OĽaNO赢得选举，马托维奇组建了一个执政联盟。他于2020年3月21日上台执政，并迅速做出反应。马托维奇在行政事务中的民粹主义倾向体现在其应对第一波疫情的三种方式之中。首先，他创建了与国家机构平行的非正式结构来应对冠状病毒大流行。其次，在缺乏意识形态的情况下，他依靠专业知识作为替代的合法化机制。第三，像巴比什一样，马托维奇非常关注公众的反应，很快适应了公众的不满。

在第一波疫情中，马托维奇和巴比什将技术专长与民粹主义相结合。公共卫生流行病学家在缓解公共卫生危机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且在斯洛伐克的第一波疫情中表现特别出色。在第二轮疫情袭击该国之前，斯洛伐克的欧洲人均死亡人数最少。然而，马托维奇政府也依靠医疗专业人员的需要为其他决定提供合法支持。

马托维奇任期开始时就结合了技术官僚主义和民粹主义。作为一名前反建制政治家，他不信任正规机构，因此建立了法律地位可疑的平行机构来应对此次疫情。作为技术专家，他依靠流行病学家的专业知识来做判断。但是，作为民粹主义者，当受到舆论的压迫时，他毫不犹豫地推翻了专家的决定。赢得选举后，他进一步展现了亲民的沟通风格。满足紧急选民需求是其领导能力的关键。在疫情期间，他运用专业知识进一步提高了民粹主义的吸引力。

六、结论

危机加强了民粹主义者的实力，也加剧了疫情的爆发。在斯洛伐克，新当选的民粹主义总理用专业知识来削弱正式机构和合法化响应，经常在决策上飘忽不定。在捷克共和国，疫情影响根植于技术官僚民粹主义之中。在这两个国家，民粹主义者都使用紧急权力来破坏机构责任制，并使民间社会瘫痪。巴比什和马托维奇加强了与选民之间的个性化联系，并奉行既有响应又有技术官僚主义色彩的非常边界管控政策。然而，由于封锁而被削弱的经济将在未来给所有政府带来麻烦。春季时的聚集规模激增，快速且直接的措施以及医疗专业知识推动的响应能力在第一轮疫情中创造了奇迹。不幸的是，这可能为第二轮疫情防控的失败奠定了基础，并且为去政治化的、朝令夕改的治理负责任。

译者评述

民粹主义者如何在危机中治理？这项研究比较了捷克和斯洛伐克对新冠疫情威胁的反应。伊戈尔·马托维奇和安德烈·巴比什遵循了卫生专家的建议。从流行病学的角度来看，两国在第一波疫情期间表现良好。但是，他们并未让官方认可的卫生专业知识服从其他观点。此外，在第一波浪潮中，他们没有投资抗击第二波浪潮所需的国家能力，例如没有有效的跟踪，定位和隔离热点的系统。

特别是斯洛伐克，很好地应对了新型冠状病毒的爆发。安德烈·巴比什和伊戈尔·马托维奇利用政治化的专业知识，响应能力和群众动员，赢得了第一波流行病流行竞赛。斯洛伐克的成功可以归因于政府的回应能力，也归因于其他问题。首先，斯洛伐克人的国际流动性低，这在区域上限制了该病毒的传播。

问题互动

问题1、民粹主义政党是否真的可以利用技术官僚民粹主义来应对疫情接下来的发展？

问题2、传统政党如何在新冠疫情中避免失去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