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御史对苏轼的弹劾词来看，显然是杀气腾腾的，似乎必欲置苏轼于死地，比如何正臣说，周成王时，“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终不可不杀”；李定说，“昔者尧不诛四凶，而至舜则流放窜殛之，盖其恶始见于天下”，暗示苏轼可流放。舒亶亦检控苏轼“指斥乘舆，盖可谓大不恭矣”，这是非常严重的指控：“指斥乘舆，臣民之大禁，至死者斩，而旁知不告者，犹得徒一年半，所以申天子之尊于海内” 。

不过，危言耸听、杀气腾腾也算是宋代台谏官的常见文风了，不独对苏轼如此，王陶攻击韩琦，吕诲攻击王安石，还不是这个画风？我们去找宋朝台谏官弹劾政府官员的奏疏来看，就会发现里面充斥着大量上纲上线、喊打喊杀的激切之词，这是宋朝政治弹劾的特点，是宋代台谏官说话的毛病，不可等同于司法起诉书的控罪。

令人不齿的是李宜之对苏轼的抨击。此人非任言职，却抢着攻击朝臣，而且一出手就是政治构陷，指斥苏轼“教天下之人无尊君之义”。

相传宰相王珪亦构陷苏轼有不臣之心：苏轼入御史台狱，“神宗本无意深罪”，一日，宰相王珪告诉神宗：“苏轼于陛下有不臣意。” 

神宗愕然说：“轼固有罪，然于朕不应至是，卿何以知之？”

王珪举苏轼《双桧》诗“根到九泉无曲处，岁寒惟有蛰龙知”之句为例，说：“陛下飞龙在天，轼以为不知己，而求知地下之蛰龙，非不臣而何？”

王珪这个解诗手法，可与李宜之相媲美。幸亏宋神宗并不糊涂，说道：“诗人之词，安可如此论？彼自咏桧，何预朕事？”王珪一时语塞。

这个故事还有另一个版本：“乌台诗案”过后，苏轼贬谪黄州，神宗怜之，欲起用，王珪阻挠：“轼尝有‘此心惟有蛰龙知’之句，陛下龙飞在天而不敬，乃反欲求蛰龙乎？” 

章惇时任副宰相，反驳王珪：“龙者，非独人君，人臣皆可以言龙也。”

神宗也说：“自古称龙者多矣，如荀氏八龙，孔明卧龙，岂人君也。”

退朝后，章惇诘问王珪：“相公乃欲覆人之家族耶？”

王珪将责任推到舒亶身上：“此舒亶言尔。”

章惇骂道：“亶之唾，亦可食乎”舒亶吐出来的唾沫，你也要吞下去吗？

一个故事有不同版本，说明那很可能是文人之间的讹传，不可尽信。

文人笔记还称，御史台在推治“乌台诗案”时，准备办成“指斥乘舆”罪：“李定、舒亶、何王臣杂治之，侵之甚急，欲加以指斥之罪” ；“李定、何正臣劾其事，以指斥论，谓苏曰：‘学士素有名节，何不与他招了？’苏曰：‘轼为人臣，不敢萌此心，却未知何人造此意？’” 但这类记载同样缺乏可信度。

从宋人朋九万收集的“乌台诗案”卷宗材料来看，御史台推勘官对苏轼的审问并未涉及“指斥乘舆”，也没有纠缠于李宜之的指控，而是采信了苏轼的自辩：“撰《宿州灵壁镇张氏兰皋园记》即无讥讽。” 

御史台推勘官的鞫问重点，是查清苏轼究竟写了哪些“讥讽朝廷及谤讪中外臣僚”的诗歌，并寄给了哪些人，“意图众人传看”。也就是说，“乌台诗案”进入制勘程序后，御史台诏狱对苏轼的司法控罪，跟杀气腾腾的政治弹劾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八月十八日苏轼到狱；两日后（八月二十日）开始接受讯问，对于写诗“讥讽朝廷及谤讪中外臣僚”的控罪，苏轼并不承认，只供称“除《山村》诗外，其余文字并无干涉时事”；随后，在八月廿二日、廿四日的讯问中，苏轼都称“别无讥讽嘲咏诗赋”、“不曾与（亲友）文字往还”。

但八月三十日，苏轼却改变态度，供认“自来与人有诗赋往还人数姓名”，并承认“其后供析语言因依等不同去处，委是忘记，误有供通，即非讳避。轼有此罪愆，甘伏朝典”。

为什么苏轼会突然供认不讳？一些研究者认为，是因为忍受不了刑讯逼供 。但这只是猜测，其实没有任何证据显示苏轼受了刑讯。关押在苏轼隔壁间的苏颂也只是说苏轼受到“诟辱”、“镌诘”，并没有提及“拷打”之类。苏轼事后追述狱中经历：“到狱，即欲不食求死。而先帝遣使就狱，有所约敕，故狱吏不敢别加非横。” 狱吏既然“不敢别加非横”，就不可能对苏轼动刑。

苏轼的招供，更大的可能是因为推勘官向他申明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原则，并出示了有力的证据，包括镂版发行的《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

在苏轼通供后，神宗批示：“见勘治苏轼公事，应内外文武官，曾与苏轼交往，以文字讥讽政事，该取会验问看若干人闻奏。” 于是御史台开始逮捕、讯问那些被卷入“乌台诗案”的人，共有三十多人受牵连，其中包括王诜、王巩、苏辙、李清臣、张方平、黄庭坚、范镇、司马光、孙觉、李常、刘挚、钱公辅、王安上等，他们都接收过苏轼的讥讽诗文。苏轼供认说：“其人等与轼意相同，即是与朝廷新法时事不合，及多是朝廷不甚进用之人，轼所以将讥讽文字寄与。”

这些收到苏轼讥讽文字的人，除了李清臣与王安上之外，基本上都是旧党中人。李清臣之所以被卷进来，是因为熙宁十年李清臣任国史院编修官，苏轼送了李氏几幅名画，希望李氏将他早年进呈仁宗皇帝的二十五篇策论载入国史。此外，苏轼还送了几首讽刺朝政的诗歌给李清臣。

王安上是王安石的胞弟，元丰元年，他在知滕县任上，收下苏轼撰写的一篇《滕县公堂记》，因而受牵连，因为苏轼“此记大率讥讽朝廷，新法已来，减削公使钱裁，损当直公人，不许修造屋宇，故所在官舍，例皆坏陋也”。

另一个姓王的涉案人员——王诜，则是御史台诏狱的重点审查对象，因为王诜身份特殊，他是驸马都尉，神宗的妹夫，而宋王朝对宗室、外戚的交游是有严格限制的。苏轼与王诜往来密切，不但诗酒唱和，且往来文字中不乏有讥讽朝廷的诗文，所以推勘官重点调查了苏轼、王诜的交往。结果发现，王诜与苏轼之间可能存在着不正当的利益输送，比如苏轼赠王诜名画；王诜送苏轼茶药、纸笔、墨砚、官酒；苏轼向王诜借钱三百贯，“自后未曾归还”；王诜又应苏轼之请，替苏轼的僧人朋友求得师号、紫衣。而王巩则充当了苏轼、王诜钱物往来的中间人。

御史台将查得的苏王钱物往情况详细记入供状，很有可能，推勘官对苏轼追加了一项新的罪状：入己赃罪。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本文节选自吴钩《宋神宗与王安石：变法时代》一书。有兴趣的朋友可点下面链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