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读者评刊”栏目是《牡丹》为建立与读者对话而开设，读者可以对《牡丹》2025年发表的任何作品，也可针对专题栏目进行点评。我们将根据读者来信的内容不断创新“读者评刊”栏目的开展形式，以期更好地传递读者声音。

窗棂之外：

论《侧窗》中的情感流放与都市精神救赎

文|潘正伟

苑楠发表于《牡丹》2025年第6期的短篇小说《侧窗》中，一扇隐喻丰富的“侧窗”成为观察当代都市情感困境的独特视角。这扇窗既隔离又连接，既保护又暴露，恰如现代人在亲密关系中的矛盾姿态。小说通过叙述者“我”与叶小桃之间若即若离的友谊，以及那个始终未能完整讲述的“她”的故事，构建了一个关于都市孤独、情感创伤与自我救赎的现代寓言。当北京后海的夜色成为故事展开的背景，当咖啡的苦涩与酒精的迷醉交替出现，苑楠实际上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窥见当代都市精神世界的窗——透过这扇窗，我们看到的是被数字化时代异化的情感交流，被消费主义裹挟的亲密关系，以及在钢筋水泥森林中艰难求生的灵魂自救。

后海作为情感地理学的标本在小说中具有双重象征意义。这片水域既承载着老北京的历史记忆——“先有什刹海，后有北京城”的古老谚语暗示着它作为城市文明摇篮的地位，又在当代都市文化重构中成为“时尚中心”和“艳遇之都”。苑楠敏锐地捕捉到后海这种传统与现代交织的特质，使其成为叙述者情感历程的完美隐喻。当“我”与叶小桃在后海的浮桥上邂逅，当她们在酒吧里听流浪歌手演唱《后海》——这首“正在逐步成为北京后海的一个文化符号”的歌曲时，地理空间与情感体验完成了诗意的融合。后海的夜色既有“荡漾着妩媚的妖娆”，也有“飘浮了悲伤的寂静”，这种矛盾美学恰恰对应了都市人复杂的情感状态——在渴望连接与恐惧受伤之间的永恒摇摆。

小说中反复出现的“窗”意象值得深入解读。从物理意义上的“侧窗”到心理层面的“心窗”，苑楠构建了一套完整的窗户诗学。古人在建筑智慧中赋予窗户“既‘通’又‘隔’”的双重功能，这一理念在小说中被转化为现代人的情感防御机制。叙述者“我”用七年时间“竖起一堵围墙”，正是这种“窗”式生存策略的体现——允许有限的交流，但杜绝彻底的敞开。颇具反讽意味的是，当“我”通过那扇“侧窗”观察叶小桃时，实际上也在不自觉地暴露自己的内心世界。这种看与被看的辩证关系，令人联想到古代窗纸的材质演变——从东汉发明的早期窗纸到唐代“涂以冰油”的桃花纸，人类一直在寻求透光性与私密性之间的平衡。小说中的“我”如同那些经过油处理的窗纸，既渴望情感的透明度，又需要自我保护的距离感。

叶小桃这一角色构成了叙述者“我”的镜像与救赎。她表面上是“穿着得体，步调轻盈”的普通女孩，实际上却承载着叙述者未能实现的生活可能性。叶小桃对婚姻的投入与“我”对情感的疏离形成鲜明对比，但苑楠并未将这种对比简单处理为二元对立。随着故事发展，我们看到叶小桃的婚姻理想主义逐渐出现裂痕——怀孕带来的身体变化与心理恐惧，暗示着即使是最“纯净”的关系也无法避免现实的侵蚀。而“我”对叶小桃既亲近又保留的矛盾态度，恰恰反映了当代女性友谊的复杂性。当叶小桃说“我想拥有和这世界更扎实的联系”时，她不仅道出了自己的渴望，也揭示了叙述者内心深处被压抑的需求。这种通过他者认识自我的过程，与古代“瓮牖”的意象不谋而合——贫家用破缸口作窗，既是一种物质匮乏的应对，也是一种将废弃物转化为生活智慧的哲学。

苑楠在小说中对北京城市空间的运用展现了高超的叙事技巧。从后海的浮桥到杂志社的办公室，从咖啡屋到狭小的公寓，这些场景不仅是情节发生的容器，更是人物心理的外化呈现。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侧窗”这一空间元素——它既不像正窗那样直面外界，也不像无窗的封闭空间那样与世隔绝，而是一种暧昧的、偏移的存在状态。这种空间政治学令人联想到北京四合院的建筑智慧：正规四合院“大门辟于宅院东南角”，既保证了私密性，又维持了与外部世界的适度连接。小说中的“我”如同一个精神上的四合院居住者，精心设计着自己的情感出入口，却在叶小桃这个意外访客面前暴露了防御体系的脆弱性。

小说嵌套的叙事结构——“我”讲述“她”的故事给叶小桃听——创造了一种精妙的镜像效应。这种结构令人联想到古代窗户的“直棂”与“菱花”样式，通过重复与变奏产生视觉与心灵的丰富层次。当“我”的故事逐渐与叶小桃的经历产生共鸣，当听故事的人最终成为故事的一部分，苑楠实际上探讨了叙事本身的治愈功能。正如古代文人会在窗纸上题诗作画，将日常物件转化为艺术载体，小说中的“我”通过讲述行为，将自己的创伤经验转化为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学表达。这一过程不仅实现了某种程度的情感宣泄，更重要的是，它打破了现代人常见的“原子化”生存状态——那种“用坚硬竖起一堵围墙”的自我封闭。

苑楠对婚姻与爱情的解构既犀利又充满悲悯。通过叶小桃从新婚喜悦到孕期焦虑的情感变化，以及“我”讲述的那个涉及年龄差距与婚外恋的复杂故事，小说呈现了当代亲密关系的种种困境。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苑楠并未落入简单道德评判的陷阱，而是展现了每个角色在其处境中的合理性与局限性。这种叙事伦理与古代“州县治政”理念中强调的“廉”与“公心”有异曲同工之妙——正如好的公务员需要在公私之间划清界限，现代人也需要在爱情与责任、激情与承诺之间寻找平衡点。小说最终并未提供廉价的解决方案，而是通过叶小桃那句“说不定是她帮他们找回了婚姻的真实”暗示了创伤可能带来的意外救赎。

《侧窗》最打动人心之处在于它对都市孤独与连接渴望的深刻描绘。在数字化时代，人们理论上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容易建立联系，但实际上却陷入了更深刻的存在孤独。小说中的“我”代表了这种现代悖论的典型受害者——她能够在出版社工作中熟练处理成千上万的词语，却在真实的情感交流面前失语；她可以天昏地暗地赶稿，却在最简单的自我表达上踌躇不前。这种分裂状态令人联想到古代文人“就窗裁故纸，连缀用之”的创作方式——将碎片重新组合成有意义的整体。苑楠通过“我”最终选择向叶小桃讲述完整故事这一情节，暗示了叙事作为连接碎片化自我与修复人际裂痕的可能性。

在文学传统上，《侧窗》继承了自鲁迅《伤逝》以来的都市孤独叙事，同时又注入了鲜明的时代特质。与徐珊歌曲《后海》中“许多漂泊的魂”的意象相呼应，苑楠笔下的角色都是在现代化浪潮中失去锚点的灵魂，她们在后海的夜色中寻找暂时的慰藉，却又惧怕真正的归属。这种情感状态与北京作为超级大都市的快速变迁密不可分——当“高楼大厦遮住胡同儿里面儿的蓝天”，当四合院“墙上多了两个大字：拆迁”，人们的情感家园也面临着类似的拆解与重建。

《侧窗》最终向我们展示的是：在窗棂之外，在围墙之后，每个人都渴望被看见、被理解，却又恐惧这种暴露带来的风险。苑楠的叙事智慧在于，她不仅揭示了这一普遍的人类困境，还通过文学想象为我们指明了一条可能的出路——正如古代窗户从“囱”到“牖”再到现代玻璃窗的演变，人类一直在探索如何更好地连接内外世界。而小说中那个未能完全讲述的故事，那个始终未能看清的噩梦，恰恰成为最有力的留白——它提醒我们，有些创伤或许无法完全言说，但通过分享与倾听，我们至少可以不再独自承担全部的重量。

作为文学期刊的《牡丹》一直致力于发掘那些能够在形式与内容、艺术性与思想性之间达成平衡的作品。《侧窗》的刊发再次证明了编辑团队的前瞻眼光——在一个短视频蚕食阅读时间的时代，这样需要读者反复咀嚼、参与意义构建的复杂文本显得尤为珍贵。小说中我“对叶小桃说的那句话"写作有时是为了纪念还是忘却？又或者是为了和解”或许正是理解整个文本的钥匙：叙事不仅是讲述，更是治疗；不仅是再现，更是创造。

在这个意义上，《侧窗》不仅是一篇关于个人情感救赎的小说，更是一面映照当代都市精神状况的镜子。它告诉我们，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我们都需要一扇恰到好处的“侧窗”——既能引入足够的光线与空气，又能保持必要的隐私与尊严；既能观察世界的丰富多彩，又能守护内心的安宁角落。苑楠通过精致的叙事艺术，将这扇窗的开关权交到了每个读者手中，邀请我们在阅读的过程中，重新思考自己与世界连接的方式。

作者简介

潘正伟，笔名无花果，安徽合肥人，现居马鞍山市，安徽省作家协会会员。有小说发表在《脊梁》《安徽文学》《广东作家》《短篇小说》《民间传奇故事》等国内刊物。作品多次被《传奇·传记文学选刊》《长江文艺·好小说》《微型小说选刊》《民间故事选刊》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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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读 | 苑楠：《侧窗》（短篇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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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      审 | 王小朋

二      审 | 李知展

微信轮值编辑 | 高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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