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杰佛瑞·丁（Jeffrey Ding），牛津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系博士候选人，牛津大学人类未来研究所人工智能治理中心研究员，现任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与合作中心准博士研究员。主要关注国家间的技术竞争以及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艾伦·达福（Allan Dafoe），牛津大学助理教授，牛津大学人类未来研究所人工智能治理中心主任。主要关注人工治能的全球治理。

摘要：什么样的资源和技术具有战略意义？鉴于“战略”一词往往意味着宝贵的资源与更高的关注度，因而不论是政策制定还是理论辩论都对这一问题给予了关注。然而，“战略”这一概念的模糊性阻碍了对这一问题的讨论。本文针对决策者应在何时将资产确定为战略资产提出了一种理论。在这一理论中，重要的竞争外部性是决策者做出决定的基础。这种外部性意味着，如果让公司或军事组织自行决策的话，不会产生社会最优行为（socially optimal behavior）。本文提炼出这些外部性的三种形式：累积性战略逻辑、基础设施战略逻辑和依赖性战略逻辑。本文的框架无法解决有关战略资产的争论，但它提供了一个以理论为基础的概念词汇，进而使这些争论更为有成效。为了阐明这一战略技术思考框架的分析价值，本文考察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美日技术竞争和当前关于人工智能的政策讨论。

要词：战略资产；外部性；人工智能

文源：Jeffrey Ding, and Allan Dafoe, "The Logic of Strategic Assets: From Oil to AI." Security Studies, Vol. 30, No. 2, 2021, pp.1-31.

收录：《大译编参》2021年第101期，总第101期，大外交智库外文编译评论组创办。

编译：张鸿儒，大外交智库外文编译评论员助理研究员，现就读于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

审校：蒋绍澄，大外交智库外文编译评论员助理研究员，现就读于北京化工大学文法学院；

再审：陈诗婷，大外交智库外文编译评论项目组《大译编参》执行副主编，现就读于香港城市大学亚洲与国际研究部。

编译精选

近年来，针对“战略”商品或技术的竞争已经成为中美对抗的一个焦点。但是，人们却常常忽视“是什么使得一种资产具有战略意义”这一重要问题。针对这一问题，本文以资产和重要的竞争外部性之间的联系为基础，提出了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这一框架可被大致简化如下：

资产的战略层次=重要性×外部性×民族性

如公式所示，资产的战略层次是重要性（importance）、外部性（externality）和民族性（nationalization）三种因素叠加的结果。其中，重要性是指资产的经济和（或）军事效用（utility），例如货物运输要比高端时尚业更能促进经济增长。外部性是指一种资产的经济和（或）安全外部性，未经协调的公司及单个军事组织无法发挥资产的最优价值。例如，私营企业无法获得基础技术研发的所有溢出效应（即正外部性），因而在此方面投资不足。民族性则关注资产的外部性在各国之间的竞争程度。一些战略资产，如医药行业的基础性研发，其外部性很容易扩散至其他竞争的国家，进而限制了其战略层次。

在上述三种因素中，本文关注的重点是资产的外部性。外部性有三种形式：累积性战略逻辑（cumulative-strategic logic）、基础设施战略逻辑（infrastructure-strategic logic）和依赖性战略逻辑（dependency-strategic logic）。累积性战略逻辑强调与资产累积过程相联系的高进入门槛，例如先行者优势、规模经济等。航空发动机便是很好的一个例子。基础设施战略逻辑则强调资产对国民经济或军事体系的正溢出效应，而次国家行为体则往往因为无法获得所有收益，进而投资不足。铁路则属于这一类战略资产。适用于依赖性战略逻辑的资产往往无法在开放和竞争性的市场中获得，因而面对供给的中断时具有脆弱性。这一逻辑源于供应链的集中。1914年至1918年英国阻止智利对德国的硝酸盐供应就是很好的一个例子。

上述逻辑表明，一种资产的战略层次并非内在于商品或技术本身，而是会受到国际环境特征、某国追求的特定策略等的影响。鉴于当前中美对抗的环境背景，本文将重点关注大国与竞争者竞争增强自身经济和军事实力的战略。

通过将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战略商品及技术与安全研究相结合，本文有助于推进国家安全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此外，通过聚焦特定资产的外部性，本文也有助于政策制定者制定更为多元和实用的技术策略。

一、 观念的演进

对战略资产的现有理论化研究可以分为三种流派：军事重要性流派、替代性流派和战略贸易流派。

（一）军事重要性流派

军事重要性流派强调特定资产的军事重要性，认为军事效用决定商品技术的战略质量。这一类观点在世界各国（尤其是美国）的出口管控与国防产业政策中最为流行。例如1989至1992年，美国国防部每年都会列出对维持美国武器系统长期质量优势至关重要的20项技术。

从本文的分析框架来看，军事资产之所以具有战略意义，是因为其具备重要性，并且展现出了一种外部性的战略逻辑。但是，许多军事资产可以通过全球市场或国内生产所获得，并不存在竞争外部性，因此不应被视为战略资产。

（二）替代性流派

替代性流派主要关注一种资产对经济或军事进程的重要程度（重要性），以及存在的可替代选择（外部性）。此观点一定程度上与本文提出的依赖性战略逻辑相对应。

不过，此类研究主要关注依赖性，没有考虑到其他外部性（如累积性、基础设施的外溢效应）也可能会赋予一种资产以战略意义。此外，外部性在什么情况下处于国家间竞争状态也不明确。

（三）战略贸易派

战略贸易派经常将累积性战略逻辑和基础设施战略逻辑混为一谈。此类观点多关注特定产业的先行者优势、高进入门槛和（或）溢出效应。

战略贸易派想要确保国民经济在高进入门槛产业中具有竞争力的同时，还能从特定资产生产的溢出效应中获益。但其分析大多局限于经济领域，且很少对基础设施战略逻辑和累积性战略逻辑进行区分。

二、 概念框架

根据本文的分析框架，战略资产需要具备至少一种外部性，且外部性既重要又具有竞争性。某一资产的战略层次由重要性、外部性和民族性（竞争性）三种因素所共同确定，每一因素都是必要的，三者具备方能将一种资产确定为战略资产。例如，一种新的酿酒技术可能会产生高进入门槛，但酿酒产业的规模并不会对国家的经济或军事力量有实质性影响，进而也不具备战略意义。M240机枪很重要，但其制造的准入门槛很低，因而也不具备战略意义。下文将进一步探讨这三种战略逻辑。

（一）累积性战略逻辑

累积性战略逻辑的基础是不断提高准入门槛的累积过程。由强网络效应带来的赢者通吃（winner-take-all）是这一逻辑的强版本，而“干中学”（learning by doing）带来的规模温和增长则是弱版本的累积性逻辑。

通常被认为反映出积累性战略逻辑的产业有：半导体产业、商业飞机产业和电子通讯产业等。由于准入门槛较高，这类产业往往竞争较弱，并产生大量的利润（即赢者通吃）。军事技术和生产机构间的互动，则反映出了“干中学”的累积性战略逻辑。例如生产隐形战斗机所需的知识已经高度组织化，即使他国获得了设计蓝图，甚至绑架工程师，也很难复制相关知识。

本文所强调的累积性是一种外部性，这一点与范埃弗拉（Van Evera）提出的“累积性资源”概念不同。范埃弗拉强调的累积性更多着眼于一种资产的重要性，即“帮助所有者保护或获得其他资源”。例如，范埃弗拉认为铀在核武器出现后更具累积性。但本文认为，一个国家对铀的投资并不会提高其他国家的投资门槛，进而从战略上讲铀不具备累积性。

（二）基础设施战略逻辑

基础设施逻辑往往强调资产可以产生大量的正面溢出效应，而这种溢出效应无法被初始创新者所内部化。资产的竞争性强调溢出效应大部分被保留在国家边界内和盟友之间，而非覆盖全球。即使技术的跨边界扩散日益增强，许多拥有基础设施战略逻辑的创新会在地理上聚集，进而某些国家会获得相对优势。

基础设施战略资产往往具有双重用途（dual use），而对一种资产双重用途潜力的判断则需要考虑民用和军用之间的联系。经济领域的战略资产往往会变革大量工业部门的生产过程，增强国民经济竞争性。军事领域的战略资产往往可以大幅提升军事实力，但由于各组织间缺乏协调，而往往未受到足够重视。

（三）依赖性战略逻辑

依赖性战略逻辑将替代性流派的相关主张提炼为外部性。本文认为，处于中心位置的外国供应商可能会切断某一战略资产的供应，而国内相关公司无法内部化断供的消极影响。依赖性战略逻辑在军事和经济领域均有体现。例如石油既是一种军事上的战略资产，也是一种经济上的战略资产。

在此需要和赫希曼（Hirschman）提出的“依赖”概念进行比较。赫希曼重点强调的是一国总进口和总出口的集中程度，即“一国的福利可能为其贸易伙伴所摧毁”。而本文更多强调的是特定产品供给端的集中程度。

上述三种逻辑可能会彼此重叠。而战略逻辑的多重性也需要多元的政策回应，进而使政策制定更为复杂。战略资产可以具有多重互补逻辑，例如石油、芯片便是很好的范例（prototype）。不同的战略逻辑之间也可能会面临着权衡（trade-off），从一种逻辑获得的正外部性可能会带来另一逻辑的负外部性，目标（end）与手段（means）之间可能存在逻辑上的不一致。

三、 美日技术竞争中的战略资产

本部分关注20世纪80至90年代美日技术竞争中，美国对关键技术进行评估的背后逻辑。本文发现，对关键资产的错误识别损害了美国的经济竞争力。根据本文的分析框架，这些错误识别具体表现为将不具有战略意义的资产判定为战略资产的假阳性错误（false positives）与未能识别某一战略资产战略意义的假阴性错误（false negative）。

就假阳性错误而言，当时美国的政策制定者认为“高技术”一词可以用来判定各种战略产业。但这种判定过于宽泛，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对美国竞争力的判断。例如在1986年，美国政府将整个机床产业均视为战略产业，进而协商要求日本等国家限制对美机床出口。这种判断更多是受国内产业游说集团的影响，与本文提出的战略资产分析框架关联不大。

就假阴性错误而言，当时美国的军事规划者大多关注相关商品、技术的军事效用，忽视了需要联邦政府干涉的外部性逻辑。例如在这段时期，对单一供应源商品（如人造纤维）的依赖风险，以及软件技术的基础设施逻辑面均未得到美国政策制定者的重视。

四、 启示

如何识别当今时代的战略资产？在本部分，本文将以被世界经济论坛（WEF）誉为“第四次工业革命驱动引擎”的人工智能为例进行详细说明。

目前人工智能政策制定最为关注的是其基础设施战略逻辑。作为一种通用技术（general-purpose technology），人工智能可能会变革各个经济部门。除此之外，我们也应关注其他两种逻辑。就累积性战略逻辑而言，经济领域的大数据平台会从“获得数据—机器学习模型的改进—吸引更多用户”的循环中获益，军事领域的先进行为体在维持先行者优势上较为困难，但在将人工智能融入复杂军事系统中则更占有优势。

依赖性战略逻辑则在人工智能领域得到的关注较少，这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人们的关注点大多集中在贸易以及金融制裁领域。人工智能硬件是中美技术竞争中的一个战略资产，而人工智能供应链的依赖性战略逻辑往往需要和其他逻辑之间进行权衡。例如，对华实行半导体生产设备（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equipment, SME）的出口管制有利于在与中国的竞争中获得优势，但也可能使美国的其他竞争者（如欧盟、日本）获得累积性战略收益。

五、 小结

通过探讨特定技术特性与外部环境间的互动，本文提出的分析框架有利于从大战略的视角识别战略资产。在各国竞相建立战略资产优势的当下，我们需要进行更多的研究来理解资产获得战略意义的背后逻辑。

进一步的研究方向有：1）拓展研究的范围，例如战略资产不仅仅包括商品和技术，也可以包括人才。2）除了累积性、基础设施和依赖性三种逻辑外，外部性逻辑也可以包括“有毒的圣杯逻辑”（poisoned-chalice logic），即对手可能在某一资产供应链的上游非法入侵，进而对整个资产的完整性（integrity）造成影响，例如对“初始数据”的污染。

译者评述

在国家间竞争日益激烈的大背景下，战略资产一词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但既有研究大多关注国家间围绕战略资产的竞争，却很大程度上忽视了战略资产本身。本文弥补了这一不足，提出判定资产战略层次的战略公式“资产的战略层次=重要性×外部性×民族性（竞争性）”，并进一步对资产的外部性进行了分类讨论。战略资产的外部性体现在仅仅靠市场无法实现该资产的有效获得和最优效益，国家最高层次的介入必不可缺。在本文中，资产的外部性具体体现为强调准入门槛的累积性逻辑、强调溢出效应的基础设施逻辑和强调断供风险的依赖性逻辑。

本文的最大的贡献在于，将界定资产战略层次的各种思路进行了有效整合，并对外部性进行了重点分析，颠覆了传统从重要性角度判定战略资产的单一逻辑，从而为实际的政策制定提供了有效的诊断性工具（diagnostic tool）。根据本文的分析框架，判断一种资产是否具备战略意义可通过如下步骤：

1）判断该资产是否具备至少一种外部性（累积性、基础设施、依赖性），如果三者均不具备，则不为战略资产。

2）如果该资产至少具备一种外部性，则进一步判断这种资产是否重要，以及国家间围绕该资产是否存在竞争关系。如果重要性和竞争性二个条件均能满足，则为战略资产，否则便不具备战略意义。

资产的战略意义反映出其稀缺属性，需要国家最高层次的介入。但一国所拥有的资源也是有限的，正因为此，国家在介入战略资产的获得和维持时应首先对战略资产进行识别，注意资源投入的选择性和投入边界，避免战略迷思和过度的战略消耗。在中美竞争加剧的大背景下，米尔斯海默提出的诱捕战略（bait and bleed）可能性在逐步升高[1]，中国应对此保持清醒的头脑。

注释

[1] 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2001.

问题互动

问题1、您认为中国在哪些领域应尽力避免陷入战略迷思？

问题2、国家间关系是否也是一种战略资产？本文提出的理论框架，能否分析美军撤阿富汗这一战略行为？
#创作挑战赛五期#